自力救濟的MeToo運動──主流媒體怠惰的台灣

陳慧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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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想起來,風起雲湧乃至全球迴響的美國MeToo運動並不始於2017年電影製片人Weinstein幾十年來對女星的權勢性侵與性騷在媒體上的揭發,而是羅南法蘿(Ronan Farrow)前一年(2016)五月在好萊塢產業刊物《好萊塢報導者》(Hollywood Reporter) 所刊登的一篇文章〈我的父親,伍迪艾倫,以及問題不被問之危險性〉(My father, Woody Allen, and the danger of questions unasked)。

在這篇文章裡,羅南法蘿叩問為何媒體界長久以來對「天才老爹」比爾寇斯比(Bill Cosby)所面對一連串的性侵及性騷指控靜默無聲,一如媒體對其妹妹狄倫法蘿指控伍迪艾倫在她小時性侵她靜默無聲。媒體對性侵受害者的無視,對她們挺身而出的發聲與控訴默不作聲,不僅是錯的,而且是危險的,「它對受害者釋放出不值得忍受煎熬挺身而出的訊息;它釋放出我們是怎麼樣的一個社會,我們會忽視甚麼,選擇對什麼事情無知,誰重要,誰不重要。」羅南在文章中呼籲媒體選擇對各制度中性侵與性騷事件沉默的文化,必須改變

文章刊出的兩個月之後,福斯新聞頻道女主播Gretchen Carlson指控其頻道總監Roger Ailes因為Carlson拒絕與其發生性關係,而將其開除。新聞在7月6日爆發,Roger Ailes這位已於福斯位高權重二十年的老臣,在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內,就於7月18日被福斯革職。這段故事,後來拍成2019年的電影《重磅腥聞》(Bombshell)。福斯的辦公室性騷擾處置並沒有因此停止,隔年(2017年)4月,當紅主播Bill O’Reilly因性騷被革職,2020年7月,主播Ed Henry也因同樣原因被革職。

2017年10月5日,《紐約時報》刊出自己的韋恩斯坦性侵調查報導─這個報導的過程後來拍成電影《她有話要說》(She Said, 2022),5天之後的10月10日,羅南法蘿自己的韋恩斯坦調查報導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刊出。羅南隨後對外發佈,這則新聞原本應在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NBC)播出,但NBC在新聞製作中途就命令他放棄,羅南後來決定完成這則調查報導,並找到《紐約客》願意刊登。CNN為此現象不解,還特地製作一則新聞,討論為何NBC總是放棄爆炸性的獨家: 川普在片廠車廂中陳述自己性騷的錄音,以及羅南的韋恩斯坦調查報導。一個多月後,NBC晨間新聞節目「今日」(Today)的男主播,曾經的晨間新聞金童Matt Lauer因權勢性關係與性侵被NBC革職。隔年,《紐約時報》及《紐約客》同獲2018年的普立茲新聞公共服務獎。

愛荷華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教授德罕(Meenakshi Gigi Durham)在其2021年的著作《MeToo: The Impact of Rape Culture in the Media》中指出,有關強暴文化及MeToo運動在媒體中,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媒體產業,其組織層面內的權勢性侵與性騷擾,第二是性騷與性侵事件在媒體中如何再現,第三是MeToo運動對強暴文化的抵抗力量,社群媒體在這個部分是抵抗者公共發聲的最有力管道。

沒有新聞媒體主動出擊的台灣MeToo運動

時序推進到2023年從五月底至今,台灣的MeToo運動在美國的MeToo運動六年後,已完全是由社群媒體推動、主導、接力整合,以對抗公共場域的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運動。做為產業的傳統媒體組織如報紙、雜誌、及電視,除了追蹤控訴者的貼文與被指控當事人的公開貼文或社群媒體反應,至今並沒有任何的調查與較為完整獨立的深入報導。台灣的MeToo並沒有主流媒體主動出擊,組織受害者的證詞,做為對權力與制度的集體質問與控訴。只是被動的轉述社群媒體貼文,這是台灣的MeToo運動跟美國的MeToo運動至此第一個明顯的不同點。

這種賽馬式(horse race coverage)的報導,基本上將受害者終於鼓起勇氣在社群媒體發聲,承受風險,用個人傷痛做為溝通信任擔保以公開討論在工作或學習場域中遭受權勢性騷及性侵的創傷敘事,只當成單一或相關事件的5W1H進度處理,無法進入到議題或是更為深入的社會文化及法規制度反思。

更糟糕的是,因為賽馬式報導追蹤進度跟著看誰又說了甚麼,使得受害指控在這樣的情境下,只要被指控者「交給司法」、「歡迎來告」、「不予置評」,便很容易讓受害者或吹哨者的傷痛敘事成為「一種說法」。「她有話要說」變成「那是她說的」。

新聞憑恃守門制度及查證的專業品質管控,與調查及專題報導所呈現的多人證詞及整體敘事,讓「不予置評」與「歡迎來告」不具回應效果與無可遁形,讓性騷及性侵受害者的證詞有其機關重量,成為社會真實的一部分,是台灣目前的許多控訴者所沒有的媒體對待與保護。

政黨化性平議題

5月31日晚上九點多,「為時已晚但也該被好好接住的求救信」貼文由受害的民進黨前黨工貼出,控訴去年拍攝政黨宣傳影片時被導演性騷擾,將此事報告長官時卻沒有得到支持,案件被不了了之。廣受歡迎的台劇《人選之人》中的女性政黨工作者遭受性騷與威脅,以及前輩與之扶持的劇情很明顯地觸動了發文人過往的記憶與心情。當晚網路轉傳頗為快速,第二天早上所有媒體皆刊出新聞,不到中午民進黨副秘書長許嘉恬受停職調查,當天下午許嘉恬即請辭獲准。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當天也對民進黨的處理發表質疑,卻被前黨工跳出要求民眾黨對其在黨內遭性騷擾的處理道歉。柯文哲到6月11日才表示其黨內性騷案件皆有SOP處理,然控訴的黨工說明事實並非如此。(對此,媒體仍是以兩造說詞做為報導,並未有進一步求證)。

民進黨內的性騷及性霸凌與吃案在被受害者一一揭露後,很快的其他政黨的政治人物(民眾黨、國民黨)也被揭露,隨即各領域的性騷案件一一出現,從5月31日的星期三晚間開始到那個週末沒過完,已有王丹與貝嶺的騷擾過往被揭發,MeToo在台灣已確定是起於政黨,逐漸蔓延至現代社會中各機關與專業領域的公民性平運動。

然而六月五日的公視《有話好說》節目在討論到性騷案時,仍定調為政黨內部問題,請來民進黨的林靜怡,國民黨的葉毓蘭,以及民眾黨的賴香伶討論其政黨內部的性平處理。非這三黨的黨員,似乎也無法在這天的公視節目中找到這個議題的自我公民權利及申訴保護辦法。不只公視在MeToo第一週末段的處理如此,至6月17日,《中國時報》也特別有「政壇性騷連環爆」的專題連結在其報頁上,但不知為何杏壇、文壇、影歌劇壇的性騷沒有專題連結。

民進黨在6月16日提出其黨內強化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機制,同樣爆發黨內性騷事件與吃案的民眾黨及國民黨並未提出改革機制,但在《聯合報》的17日新聞則出現標題「賴清德處理性騷滿意僅三成 林為洲:修法還是國民黨提」。應是全國重要公民議題的職場跨專業領域權勢性騷普遍性現象、申訴人支援及保護系統的被忽視或因人而異、及申訴流程需簡化加強,在這樣的新聞處理下,成為另一個批綠捧藍的政治鬥爭。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更有趣的或許是與過去的柯市府關係良好的練台生其媒體集團中的年代及壹電視的兩個新聞頻道。民眾黨6月3日遭前黨工控訴吃案,兩個新聞頻道的頭條都是「轟綠營性騷迴力鏢?民眾黨遭爆性平案吃案 柯臉書被灌爆」。因為這樣的修辭巧思,使得「民眾黨性騷」這樣的關鍵詞在google或是兩個頻道的新聞搜尋中,都是找不到的。

而6月5日上《有話好說》節目大談黨內性平處理的民眾黨立委賴香伶,則在前助理控訴民眾黨立委邱臣遠曾對其肢體性騷,並指出賴香伶目睹言語性騷擾而不作為時,回應這樣的控訴是「政治鬥爭」,檢討受害人。這則新聞同樣的在年代及壹電視的新聞搜索中無論用「邱臣遠」或「賴香伶」,都找不到。

新聞學者Daniel Hallin & Paolo Mancini 在2004年用實證資料分析歐洲及北美各民主國家的不同新聞自由型態,寫出了至今仍是民主媒體體系裡實證研究最重要的著作《比較的媒體系統:三個媒體與政治的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在他們的分析中發現,除了也在此列的法國,自二戰及1970年代後才逐漸脫離法西斯及威權統治的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及希臘等南歐國家,屬於「極端多元主義」(polarized pluralism)。

這些國家大多初嘗新聞自由的滋味,媒體的政治立場及報導方向完全反應其國家的政黨派系,電子媒體所有權高度集中化,政治是媒體內容的主角,除了政治,還是政治,或是把議題政治化。連年新聞自由度東亞最高的台灣,在公民議題表現出來的媒體文化,卻如極端多元主義一般,是順著政黨派系的平行討論,這使得其民主韌性非常脆弱,因為這個政治文化下的媒體力量不在支持公民社會,而是政黨競爭。

我們與惡的距離與一起進步的力量

羅南法蘿的性別平等調查並沒有因其得獎停止,2019年他調查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的媒體實驗室(Media Lab)接受性罪犯前銀行家Jeffrey Epstein的資助,在經過麻省理工學院的內部調查之後,當時的實驗室主任伊藤穰一(Joi Ito)辭職。2021年他與另一位記者在《紐約時報》的調查報導歌手布蘭妮(Britney Spear)長達二十幾年在其父親監管其身體及財產下的不平等,促使布蘭妮得以脫離其父控制人生與財產的監管,獲得自由。

美國也沒有停下來。2021年8月,紐約州檢察長Lelitia James發表調查報告,指出當時的紐約州長郭謨(Andrew Cuomo)性侵數位女性並試圖使受害者保持沉默。就在州議會領袖表示要想辦法讓郭謨離開辦公室時,郭謨辭職。同年12月,CNN在完成州長郭謨的弟弟,CNN主播Chris Cuomo,如何運用其職位在新聞報導上為其兄之性侵案件掩蓋及帶風向的調查確定之後,立刻開除。

台灣媒體內部的性平調查,相較福斯新聞當年不到兩個星期就開除的迅雷不及掩耳,至目前仍是未知的情況。《聯合報》記者陳右豪、《中國時報》副總編劉永嘉停職調查至今已超過兩週。已經成為《上報》董事長的王健壯在發出「不予置評」後,又再發一文〈被指控四十小時之後〉,向趙思樂道歉,但指控房慧真,以及當年被報告性騷時說申訴者「大驚小怪」,至今對此控訴仍未置一詞的風傳媒總主筆夏珍。

這些當然都要經過調查之後才能確定,但當媒體負責人是性騷者或是吃案者時,這個漏洞如何補齊?這些新聞人如何可以負起其言行上的責任?七月中即將進入立法院受審議的行政院性平三法修正草案中,此即為重點之一。因此記者在寫稿時,不應只是走馬燈式的照本宣科,應將目前的相關案例提出,以讓讀者們更進一步了解修法的脈絡。

就如《紐約客》及《紐約時報》當年的奮而不懈,堅持調查與勇敢刊出,台灣的MeToo運動也有媒體及記者默默的努力,讓所有的故事一一說出。記者房慧真在臉書上接住許多的「我也是」,提供她/他們安全的緩衝與支持,在其臉書牆上貼出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台語台的「台灣新眼界」在6月6、7日對申訴機制如何才可以接住申訴人、過去文化中檢討受害人的習慣、常是私密感受與經驗的性騷案舉證的困難之處、以及男性沙文主義蔓延的日常文化中,性別平等應如何在教育及日常中實踐等,有深入的討論。《自由時報》在張鐵志以受害者姿態承認其性騷的道歉文被網友炎上而將其隱藏之後,將其貼文的照片檔及全文重新刊於藝文版。社會道德底線,不言而明。

新聞媒體是公民社會一同經歷許多事件,最重要的討論平台與知識空間(epistemic dimension, 哈伯瑪斯言)。民主終究是相互與一起學習的過程,我們從彼此的傷痛學習,也從彼此的錯誤學習,而後一同前進,成為更好的人,找出更好的相處辦法。也因為如此,台灣的媒體也必須在這一波MeToo運動中進行它需要的改革,以擔負未來民主更重要的使命。

作者為文化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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