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出台灣的準備與沒準備:災難/緊急事件新聞中的假訊息與非訊息

陳慧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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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了嗎?

四月三日的規模7.2大地震後兩天,國際媒體已開始報導台灣在此次地震中,從同樣震度規模相對其他社會的低死傷人數、建築的相對強度公眾地震警報系統的即時運作(雖然震度弱5的許多台北市民的手機沒有收到國家警報),在急難中仍冷靜與盡力恢復日常的民眾與救援震區居民避難所更為人性與舒適的設計及物資與電信服務提供等等的傑出表現。自25年前的九二一之後,台灣如何記取教訓、在建築法規、基礎建設、電力及電訊供應與救援及恢復速度上準備自己,並且準備的如此之好,是國際媒體一致的結論與學習。然而有些事,只有地震後驚魂未定打開電視,上網搜尋新聞並在社群媒體上探問彼此,交換訊息的台灣人才知道。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首先是龜山島龜首斷裂,土石大量落海的新聞如病毒傳染一般迅速的在所有的新聞媒體中出現,而後這段被誇大並不實曲解的新聞很快的就由東北角及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粉專「東北角之友」在早上9:16貼文闢謠,從前後照片解釋此次只是龜首小部分崩落,形狀並無太大差異,非頭部整個斷裂。

MyGoPan也在當天對整個事件有完整的事實查核紀錄。九點時東森新聞雲也報導新北市停班停課,後為新北市政府級新北教育局澄清並無此事。然而批踢踢貼文東森新聞雲皆指出,新北消防局的網頁連結與訊息皆未更新,才會跳出舊日停班停課訊息。然後景美也傳出災情:大樓傾斜移位,但經由事實查核及里長出面解釋,澄清這棟大樓本來就如此設計,是長相而非災情。四月五日在報導救援的進度時,東森新聞雲再度出錯,九曲洞受困九人事實上全數救出,但新聞雲在最早的新聞發佈是全數罹難。

逐漸繞過台灣主流商業媒體的災難報導難與國際傳播

假訊息除了在這次震災中即刻被相關政府主管機關或是事實查核單位更正,也沒有一絲一毫被國際媒體引用。事實上,許多民眾看到相關訊息時,已是假訊息的破除與查核結果。國際媒體迅速的整理台灣地震新聞播出之後,一些熟悉國際媒體的台灣民眾也不需再受資訊錯誤碎裂,記者路線專業知識全無,面對現場慌張失措,詞彙貧瘠,造句不完全的「這個呢」「那個呢」,跌跌撞撞拼湊不出實際狀況所佔用時間。然而我們確實需要在地新聞,第一時間可以告知、預警、跨越國家內部各區域以做社會聯繫溝通,狀況理解,情感相繫的,永遠是第一線的在地媒體。

美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科學及科技政策局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rectorate)在2018年出版的《在災難與緊急事件時對抗社群媒體假訊息》報告,為災難中的假訊息做了研究與政策建議。他們將災難中造成假訊息的原因歸為:⑴故意與非故意的不正確資訊;⑵不足夠資訊;⑶為求經濟或政治利益的掠奪式機會主義假訊息;⑷過時資訊,四種。

對於民主國家來說,這樣的報告主要在建議中央及地方政府如何能在訊息發布上儘量減少非故意的不正確資訊、不足夠資訊,但有力的無效化惡意的掠奪式機會主義假訊息,及更正過時訊息。報告中的幾項建議如:在災害前即與地方傳統媒體建立夥伴關係,以確保正確訊息有其發送管道;使用共同資訊系統來協調不同管轄權及機構的公共訊息;建立中央網頁以第一時間傳達正確訊息,駁斥不實資訊等,皆是經驗整合過去政府端成功的案例,並建議將其政策化。

基本崩壞的無意義

沒有任何的研究會建議新聞媒體如何防止假訊息,因為查證是新聞的責任與基本功課。然而在台灣的我們已越來越無法忽視台灣的一些媒體,也是假訊息或錯誤訊息的忠實傳遞者或產地。新聞品質的自我要求或內部究責的自律,一直以來是台灣公民團體及媒體改革者的呼籲,然而即使之後《衛廣法》第22條要求新聞台設立自律組織以及第27條第二款的「製播新聞及評論,應注意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在自律先行的精神下,許多媒體仍便宜行事的一同與一再犯錯,寧願錯報不可少報或慢報,一直到被行政機關指導或裁處。

連年新聞自由度排名贏過美日韓的台灣,也是民眾新聞信任度最低的國家。仔細想想,無人居住的龜山島龜首斷裂是否真的是必須第一時間做的報導,比起居民甚多的台灣島上是否有災情傳出更重要?龜首是否斷裂,照理網路搜尋前圖即可比對,為何單憑一則短影片決定情況?

即使新北市停班停課的通知真的是新北消防局的網頁第一時間所呈現的訊息,網址裡的2023或許早透露出不祥錯誤,媒體在編採上是否應雙重查證,再次與新北市政府停班停課主管機關確認?建築是否歪斜或是本來的設計,應該肉眼可以辨識,或是可派人至也在台北市捷運可達的景美確認,為何毫無懸念的轉發?這些都在在證明除了基本的求證,許多即時報導零碎而單一,不僅脫離日常與生活常識,也無法在事件脈絡下瞭解資訊的意義。

專業的新聞呈現需要議題知識訓練

如果與國際媒體的花蓮四○三地震報導相比較,就會了解問題不只出在假訊息的傳遞或錯誤報導,而是我們的記者沒有相關知識了解颱風、地震頻繁的台灣,當災難事件發生時應如何迅速掌握資訊與重要的訊息探索切入角度及資料收集。簡而言之,就是沒有掌握事件脈絡的知識能力。

同樣的四月三日,路透社的新聞已就美國地質調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地圖資料集專案的Natural Earth,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梭雷達地形測量任務(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 NASA),以及LandScan繪出台灣的震央及全島及周邊強度層次與人口分布密度,台灣自1900年歷史上六級以上強震級數分布,以及震度(shake intensity, 即地面搖晃程度)強弱分布。完全沒有瑣碎的捕風捉影,而是確切的就現況以官方資料做數據報導,並由當時的氣象預報報導救援可能遇到的阻礙與應注意的風險。

紐約時報》同樣由美國地質調查局的資料畫出震央、震度(shake intensity)、地震後100英哩範圍餘震、以及連續性的至4月9日的餘震數量及級數分布。《紐約時報》地面的災情及現況報導則由六位記者以攝影、文字報導、與圖表呈現,同樣沒有網路的捕風捉影或「網友」、「論壇」訊息。

有些新聞甚至是從國際媒體的採訪報導而引發台灣媒體關注做接續報導。日本媒體對台灣避難所資源提供及隔間隱私及舒適性設計考量的好感及報導,引發台灣媒體發現並接續報導慈濟所設計的福慧隔屏及福慧床。文化大學地理系助理教授陳致元在分享此次日本震災報導的觀察心得,發現其報導較專注在兩個重點:「第一是921之後台灣對於耐震強度新的規範,整體提升了建築物對於地震的耐受度,第二是台灣官方與民間團體在地震上面的應變整合,他們認為台灣應變地震的速度非常的快,包括物資與安置,這跟民間團體與官方有密切的聯繫,以及每年固定都有在確實的做演練有關。」

日本的媒體報導角度,很大一部分來自同為震災頻繁的國家與其尋找他國在救助及避難安置時可以改進的參考。在這裡,日本記者呈現了新聞的另一個知識面向 ─他們以記者的工作,行使日本社會以其經驗與情感,探求台灣地震及救難資訊的能動性,以共同經驗做為他者連結,是知識的脈絡性成長。

新聞應是公民知識體系建立的一部份

台灣的媒體除了中央社在當天以花蓮市地圖自製倒塌大樓所在處,就再也無法以中央氣象署或福衛五號當天緊急更改排程所拍攝的東海岸資料,整理出新的視覺圖表。其後許多媒體的報導,多專注於人情故事:勇於救援的外國人、互相打氣的受困民眾、緝毒被當卻在此次找到罹難者的救援犬、前來幫忙的國際救援團隊與他們的強項等。雖然這些都是重要的故事,有助完整我們因正面事實而了解到面對災難時的應為與萬物光輝,對世界與台灣連結有更確實的情感基模建立,但這對理性公民判斷自身時代位置與台灣所在自然事實狀況仍有大大不足。

台灣的新聞面對科學仍只能停留在「引用」圖表或「解釋」名詞,這樣相對菁英的對話能力不足,其實無法發揮民主社會中的監督作用與對所報導議題負責,擔負知識傳遞。有時,甚至連重要差異性都只能裝作(或是真的)沒看見。台灣目前在地震上仍採芮氏(Ritcher Scale)規模,因此這次花蓮403地震台灣的報導為規模7.2,美國地質調查局採用更先進的地震矩規模(Moment Magnitude Scale) 因此美國的報導為規模7.4,日本以震度(shindo)測量因此為規模7.7。

這些差異在國際報導中皆附帶提及,但台灣則鮮少告知。雖然資訊視覺化課程在台灣的許多新聞傳播學系都有開設,但或許是台灣的新聞產業仍然無法有「數位媒體」的資料新聞學思考,資訊視覺化及互動圖表在台灣的數位新聞產業並不發達,自然也無法產出整合多方資料,精緻呈現事件內容及主要變數的完整性知識。

當心「非訊息」:由所需的新聞品質重新設計新聞教育

更基本的知識能力不足或許也在於台灣的新聞系所課程設計多圍繞在以科技或媒體類型(平面、廣播、電視;影音;社群媒體;AI等)分組,如戀物迷信般的傳播科技發展到哪裡,新聞分組就跟著命名到哪裡,忘了這些都只是報導工具,而學生必須學習與日後報導的是現代社會各個路線及版面的議題與基本素養。

哥倫比亞新聞學院的名稱一百多年以來未變,文學碩士以議題分為藝術與文化、商業與經濟、政治、科學,四個軌道。科學碩士(Msc.)則以報導類型的調查報導、資料新聞學、紀錄片來分軌,完全沒有任何傳播科技或產品名稱。柏克萊分校的新聞研究所則分為調查報導與商業新聞(與商學院合開)兩個軌道,亞歷桑納州立大學的新聞課程則專注在運動新聞與調查報導上。

基本上名門正派不會以媒體科技或產品做為新聞專業分軌,甚至課程名稱。依科技設定而馴化與機械化的訓練,只會產生裝配線上被異化的勞工,終日為塞滿時段而疲於奔命的低薪堵麥人與「快來抄」。而畢業後才從所跑路線從頭學起的記者,浪費的不僅是高教資源,被採訪的專業對象,也是一整個急步向前,必須時刻專注世界變化與反思價值原則的國家與社會。

在拉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中,人與非人在面對危機時常是出其不意的潛在夥伴。然而在假訊息充斥的環境或緊急情況中,無法歸類又無新聞價值的「非訊息」,就像傳播環境中的小花蔓澤蘭,造成的反而是傳播管道的阻塞與應注意焦點的力氣浪費與轉移。無法以法律與政策規範,只能從新聞品質,與對社會及知識的負責做起。或許讓新聞教育與新聞品質重新對齊,是我們面對未來應有的另一個準備。

作者為文化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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