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裡的聖者們

張惠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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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小偷家族》的主角們,正是一群對生活最沒有掌控力的人。貧窮、失業、一無所有。但這樣的他們,卻在生活中處處的微小時刻,做著主動的選擇。圖片來源:采昌亞洲電影世界 CAI CHANG Asia 粉專

《小偷家族》上映以來,應該可以說是零負評的一部電影吧。尤其最後的那場安藤櫻之哭,揉合了極深的愛、無奈,與罪責感,在對面正坐著的社工人員所象徵的「世人」面前,找不到文字、話語,和道理,只能化為眼淚流出的那場安藤櫻之哭,太動人。社會底層,無血緣關係的人們之間,存在看不到的「羈絆」,比真正有血緣關係的家人更深;擁有很少的人們,或許給得更多;是看完這部電影後,一定會去思考到的幾件事之一二。

週日聽了一場詹偉雄的黑膠分享會,他用浪漫主義的英雄romantic hero這個概念,描繪近代「人」的一種掙扎:明知是被拋擲到世上,活在不可控的命運裡,卻不甘於只是受詞的Me,而想活出自主生命而成為I……詹偉雄從這個近代「人」的掙扎,英雄式的歷程,介紹了他喜歡的音樂。我想借用這個概念,來談《小偷家族》。

《小偷家族》的主角們,正是一群對生活最沒有掌控力的人。貧窮、失業、一無所有。但這樣的他們,卻在生活中處處的微小時刻,做著主動的選擇。城市在放煙火,一家人都探頭到屋外,其實看不到,但「父親」説:不是聽得到聲音嗎?「奶奶」打開了記憶庫,記得有一種形狀的煙火呀,是不是叫做…,還有…,大家的表情,就好像真的看到了煙火一樣,都在心裡描繪起來了吧。這群彼此之間沒有血緣關係的社會邊緣人,竟然像一家人般住在了一起,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是別人看不到的煙火。不是「法定義務」,而是「選擇」。

然而後來,這個家庭的解散,也是「選擇」的結果。做出這個選擇的關鍵人物,是少年。他在一直以來理所當然地接受了「父親」教他的一切,包含偷竊技巧,以及人生道理之後,也開始把偷竊教給「妹妹」了。然後才發現雜貨屋老闆其實一直知道他在偷,只是寬容地讓這些,在眼皮下發生。他認知的世界開始出現裂痕。這是因為比他更小的「妹妹」的出現,讓他不再只是被引導的Me,而成了也會教導人的I。

而在成為I的同時,他也開始敏感地察覺到,這個生活方式的不對勁了。「我是故意被抓住的。」這個「故意」,是他做的一個選擇,阻斷了妹妹的偷竊,破壞了原來的平衡。這絕對是一個英雄式的選擇。雖然他不懂,正因為他不懂,這個有承擔的選擇,堅強到令人心痛。是在眼前小世界透光的裂縫之前,義無反顧地,打破了蛋殼。

在探監的一幕戲中,安藤櫻所飾演的「母親」面對少年的眼神,她是懂得他的。她看他的短髮,充滿了一個母親的愛意。但接著,她也用同樣帶著笑的眼神,把少年當成大人一樣地說話,告訴他,當初是在哪裡找到他的,如果他用心去找,有一天就能夠找到自己的原生家庭。這是這個「母親」的英雄式的選擇。她要放他高飛。她懂孩子大了,已經做出了他的英雄式的選擇。她也要以同樣的選擇回應,助他前行。

她對「父親」説:「你知道的吧,我們對他是不夠的。」那一幕,安藤櫻的角色,她的微笑,散發著一種神聖性。這個在片子開頭斤斤計較著晚餐和金錢,有點俗氣的女人,完成了神聖的轉化。她在被動的人生處境裡,做出一個完全出於愛、為對方著想的主動選擇。是這樣的選擇,讓她的微笑,有了一種聖者的光輝。

看完電影後的有一天,我在《帝國的慰安婦》這本書裡,讀到一個段落。那是一位朝鮮的慰安婦阿嬷,做出離開「分享之家」獨自生活的選擇。在「分享之家」裡,慰安婦們被期待扮演「完美受害者」的角色,被引導一再重述被壓迫的痛苦記憶。而她和前線士兵之間有過的、同是帝國主義體制下被操控的天涯淪落人之感,那些互相照顧的瞬間,甚至戀愛的感覺,卻是被壓抑的。這位選擇離開的阿嬤認為,他們不讓她保有愛的記憶。這也是一個英雄式的選擇。選擇用離開,保護自己作為I的主體性;自己生命中愛的記憶,不容被否定。

讀到這裡,我想起《小偷家族》裡的聖者們,這群最終被重新安置,四散在城市各個角落,重新開始生活的「家人」們。他們在警察和社工的審問下,似乎無力防守,而懷疑起了愛。但當離開警局,「姊姊」回去那個消失了的「家」的地址,「父親」帶少年去釣魚,少年無聲地叫「爸爸」。甚至在最後一幕,連「凜」這個小女孩臉上的神情,都是堅定的。即使世上將無一人能了解,他們都在守護著,心底愛的記憶。

作者是出版過《給冥王星》、《你不相信的事》等散文集的作家。畢業於歷史系。曾在上海和北京居住與工作。2017年底回到台北,目前是個獨立個人,在做點藝術和人文的事。包括和好友組成「街角研究院」推出系列講座,主辦郭宏法的藝術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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