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文庫」日本文學與我

他們當初出版好書的善舉，卻讓許多不諳日語的讀者受益。他們可能不知道，對於一個愛好日本近現代文學的人而言，坊間出版的日本文學的中譯本，都是他們重要的入門書，更具有文學啟蒙的意義。圖片來源：蔡其達提供

日前，志文出版社創辦人張清吉先生辭世，消息傳出之後，文藝界人士無不表示惋惜悼念這位出版家對於文化知識傳播的貢獻。我曾經是志文的讀者，與張先生有過一面之緣，應該藉這個機會致上最高的敬意。

首先，我必須提及曹永洋老師，因為他曾任志文出版的總編輯，在志文推出日本文學方面付出甚大，而我就是在他的引介下，才得以造訪「新潮文庫」的創辦人。我記得多年以前曹永洋老師來訪又贈予大作，我身為後輩真是與有榮焉。那時候，我們聊談得很盡興，從史懷哲的生命關懷到世界文學的變遷，後來所謂「二話不離本行」，我們的話題就轉向了翻譯的事情，自然格外興奮起來。他當下提議，很樂意帶我拜會出版家張先生，我當然求之不得，於是，我第一次來到志文出版社編輯部。

在曹老師的引見下，他向張先生提及，我曾經從事出版工作，翻譯過多部日本文學的作品，以後或許可以為志文譯介日本文學作品。看得出來，張先生與長袖善舞的出版商不同，他為人篤實謙虛，不說場面話，他同意曹老師的提議，非常期待我加入這個陣容，在這領域上多所發揮。在席間，我還向張先生表明，我到東京求學之前，就是志文出版社的讀者了，買過許多他們出版的西方文學思想的叢書，尢其是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和鈴木大拙《禪與生活》二書，對我的寫作和翻譯觀念影響很大。此外，關於日本小說和日本電影方面的書籍，我總是把它們視為首選。張先生高興地笑了笑，客氣地向我道了謝。

但事實上，我必須坦承，對於前輩的好意，我可謂憂喜參半，那時我雖然已經翻譯多部作品，但是總覺得譯得不夠好，認為尚無法掌握精要的文字來翻譯卓越的日本文學，這樣一來，惟恐貽害讀者的視野，因此這個來自前輩的託付，就這樣被我的猶豫耽擱了下來。

說到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的日本文學譯本，我認為它們發揮著很大的啟迪作用。據張清吉先生於生前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新潮文庫」編號至五十幾號的時候，便開始著手日本文學和哲學書籍的翻譯，曹永洋老師也加入了翻譯的工作。以當時出版資源和條件來看，儘管起初只是精選集似的翻譯，而非系統性的全面刊行，有這樣的出版計畫，都是殊屬難得的。

進一步說，他們當初出版好書的善舉，卻讓許多不諳日語的讀者受益。他們可能不知道，對於一個愛好日本近現代文學，還沒有學會五十音的人而言，坊間出版的日本文學的中譯本，都是他們重要的入門書，更具有文學啟蒙的意義。初學者透過這些文學讀物，得到了激勵。

以我為例，在我尚未習得日語之前，我所有關於日本文學的認知，以及對於日本文學的各種想像，幾乎是非常有限的。而為了彌縫心中的缺憾，舉凡各報章和雜誌譯介的日本文學作品，都是我蒐羅和閱讀的對象，更別說是結集成冊的譯本了。我知道這樣做，還是遠遠不夠，必須從日語原文進入，我方能有更多的領悟和發現。

即使現在，我對於日文翻譯和解讀方面，比以前較有自信些，在教學相長的敦促下，「新潮文庫」《金色夜叉》中譯本，我一直視為是重要的翻譯教材。這個譯本不只譯出了尾崎紅葉筆下的愛情故事，凸顯出其文字風格，還再現了存在於明治時期的社會問題。就這角度而言，志文出版這個譯本，恰巧適時地補足了臺灣翻譯明治時代通俗小說的缺位。試想，這些原本屬於學院教授春風化雨的份內事，卻由缺乏資源的出版社代行，豈不令人搖頭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