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接班，星國「平衡外交」能堅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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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加坡第四代領導人黃循財的接班，被視為「李式王朝」的結束。日前黃循財接受《經濟學人》訪問時表示，「新加坡既不親中也不親美，不允許被台獨利用。」顯示黃循財仍將依循李光耀、李顯龍父子的「平衡外交」政策，然而，在美「中」激烈對抗的大環境下，新一代領導人在大國中周旋的難度，恐大幅升高。

平衡外交？機會主義？

已有研究顯示，新加坡的對外政策，美其名是「平衡外交」，事實上就是「機會主義」，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成為執政黨之前，為了獲取華人票源而拉攏北京，以及希望獲得中共的認同而提高與馬來西亞對抗的籌碼，和北京的私下接觸中，李光耀強調常收聽北京廣播、身為華人對中國有感情、自己的孩子都受華人教育、「所有華人都為毛澤東政府的成就感到萬分自豪」等等，甚至出賣臺灣，承諾不與「蔣幫」建立關係，以此拉攏中共。周恩來曾稱李光耀「此人很狡猾」、「內白外黃的香蕉」。

另有文獻指出當年蔣經國控制的國安局，曾派其親信，即掌管外圍單位「國際關係研究會」（後來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卜道明赴新加坡考察李光耀，並回報李「親共」與「容共」。獨立之後則由於中國因素重要性下降，親美的同時對中國態度就開始強硬。

蔣經國在其日記中，亦曾表示李光耀「厲害人物，非善類之人」、 「非常現實的政客，並無政治理想，善於運用各種矛盾，以求自保而以」、 「貪圖小利」、 「投機」， 並且李在1976年訪臺時，蔣經國也記載李光耀「一再強調自己身為中國人而自傲……但李是不敢反共到底的，事實上，新加坡已經開始與共匪交往，希望苟安……李是一個會運用各種因素的政客。」各界普遍認為蔣經國與李光耀私交甚篤，是在70年代開始，雙方因為各自的需求才改善關係。

李顯龍執政時，基本上延續李光耀的對外路線，改革開放後曾掀起「新加坡熱」的中國，開始批評新加坡「政治兩面性」、「牆頭草」、「左右逢源」，難以忍受新加坡長期投機的對外政策。

總之，新加坡建國以來，因為政治與經濟需求，立場一直在美中之間擺盪，當需要中國的時候，新加坡便以「華人身分」、「親戚國」的身分出現；需要親美時，又擺出「西方國家馬前卒」的姿態。近年星國因為經濟以及國際局勢變化考量，對中國的態度亦有所轉變，西方強烈批判的新疆、香港、疫情等問題，星國都三緘其口。甚至表達香港民主勝過英國殖民時期，西方指責中國大陸在新疆「種族滅絕」也是言過其實等。2023年星國外長維文訪中期間，單獨與中國國臺辦主任宋濤會面，在國際場合十分罕見，星國對中國大陸如此「低聲下氣」，再度展現因自己需要而搖擺的立場。

新加坡外交部前部長楊榮文日前公開認為兩岸應建立「一個中國人的邦聯」，兩岸最終若不是走向漸進統一，就是戰爭，且美國並非喜歡臺灣，而是將臺灣當成對付中國的重要棋子。相關言論受到中國官媒的大力吹捧。然而，與中國交好希望獲取經濟紅利的同時，星國亦持續加強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兩邊壓寶的態勢十分明顯。

星國在兩岸上難以發揮

在兩岸的面向上，新加坡多年來因與臺灣和中國大陸均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曾一度成為海峽兩岸傳遞資訊的重要管道之一。新加坡領導人多年來在許多國際公開場合發表的關於海峽兩岸關係的評論也成為了世界其他國家瞭解兩岸問題的重要參考，甚至成為支持相關政策的依據。鄧小平與蔣經國、江澤民與李登輝，均曾透過李光耀傳遞訊息。

中國一向反對兩岸藉由國際場合談判，反對兩岸領導人在國際場合會晤，避免向外界傳遞兩岸「一邊一國」的「錯誤」訊息，卻同意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以及馬習會，凸顯以往新加坡在兩岸中的特殊地位。新加坡樂於利用機會創造自己在國際政治中的能見度以及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兩岸關係中積極扮演角色也為新加坡贏得了巨大的國家利益。透過與兩岸的多領域合作，新加坡經濟取得了大幅的增長，軍事實力獲得顯著的提升，在政治及國際影響力上，也因其在兩岸關係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而獲得提高。

然而，若將馬習會與辜汪會談時期相比，新加坡已幾乎沒有角色，或已微乎其微。早年，由於國、共兩黨信任度還很低，新加坡所扮演的兩岸調人，是唯一一個兩岸雙方都可以信任、願意託付的角色，新加坡因此有從中斡旋的能耐與空間。而2008年至2016年國民黨執政時期，由於兩岸已經可以透過管道直接聯繫，使新加坡的角色大幅度的降低。2016年政黨再度輪替，雖然兩岸官方交流暫緩，似乎再度使新加坡有了操作的空間，但如今臺灣政治、社會的複雜程度，不論是新加坡或中國大陸，甚至臺灣自己，都難以看出未來發展的方向，所以對新加坡來說，更不可能在不確定性這麼高的局勢中，承擔太多的責任。

正因為兩岸內部局勢益趨複雜，新加坡身居其間，究竟要傳誰的話？要傳遞給誰？這中間有太多風險與變數，恐將不再是第三方的新加坡可以掌握。新加坡長久建立的安全、舒適、便利的形象，未來或許能繼續提供兩岸，甚至國際間交流、談判的場地，但不代表對交流的雙方有深入的瞭解，更遑論發揮多大的影響力。

美中激烈競爭下，保持中立考驗智慧

最後，新加坡人口組成以華人為主（74％），由於華人出生率低，星國政府為維持各族群人口比例，近年大量開放中國移民，已有調查顯示，中國移民慣用的新媒體，接受中國政府的「指導」，配合中國官方立場宣傳。而星國官方掌握的《聯合早報》、《新明日報》，以及眾多的媒體，因覬覦中國龐大的商業利益，逐漸出現立場偏向中國的趨勢，海外華人重要的華文報紙《聯合早報》，在2023年便遭《華盛頓郵報》點名經常為中共的謊言背書，而在中國大量資訊的「洗腦」下，星國高達37.6％的華人，認為美國或北約才是俄烏戰爭的元兇，中國以民族、文化與情感為訴求發動的認知戰，對新加坡華人似乎產生一定程度的效果。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曾掀起「新加坡熱」包括習近平，各代領導人幾乎均有向新加坡學習的言論，希望效法新加坡在政治集權、形式民主與經濟發展中取得平衡的「新加坡模式」，而臺灣部分政治人物特別喜歡吹捧新加坡，常把學習、超越新加坡掛在嘴邊，事實上，臺灣在新聞自由、民主指數等領域早已遠超星國，過度強調學習新加坡，反而對外傳達欲跟中國一樣學習新加坡威權模式與形式民主的訊息。

國人應該拋棄對新加坡不切實際的幻想，勿對機會主義的星國有過多的期待。而近年中共持續操作種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以鞏固統治正當性，對於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恐更加無法忍受其時而以文化拉近距離，時而強調西方文化優越，疏遠中國的行為。

綜合言之，在國際情勢轉變、美中高度競爭、陣營間選邊站壓力遽增、兩岸關係嚴峻、星國內部華人立場變化的今日，星國要能延續以往李式王朝平衡外交、模糊立場的對外彈性，空間恐十分有限，考驗著新加坡第四代領導人的智慧。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專長於東南亞族群政治、東南亞政治發展、中國社會問題、中共對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