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疆的人權問題再度受到世界矚目。無論是外長單獨發表聲明批評中共在新疆的人權紀錄、提議派遣聯合國調查團至當地調查，或國會通過表決定調新疆正在發生「種族滅絕」，澳洲、加拿大、英國、法國、荷蘭等國家自今年二月初至今，陸續關切新疆的人權議題、譴責中國的新疆政策。另外也有12家日本公司也制定政策，宣布中止與涉及強制維吾爾人勞動的中國企業合作，各國甚至皆有提議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的聲音出現。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一切源於龐佩奧今年一月的臨別贈言
雖然川普政府自2017年開始，就曾多次對新疆人權議題發表談話，針對執行人權侵害實際政策的中共官員進行制裁，並且於今年1月宣布美國直接停止進口新疆棉花與番茄，但美國前國務卿龐佩奧在拜登政府上台的前一天發表強勢聲明，指責中國在新疆的人權危害已涉及「種族滅絕」罪。其中強調，2017年至今，中共即有計畫地對新疆當地少數民族與宗教團體採取廣泛壓制行為。
包含有系統的對新疆當地維吾爾族人進行監控；對維族人與特定伊斯蘭團體採取歧視政策；限制維族人旅行、移居與上學自由；剝奪維族人集會、言論、結社與祈禱的自由；甚至對維族婦女強制墮胎、強迫維族人與非維族人通婚、讓維族兒童與家人分離；並且以所謂「再教育營」的名義進行強迫勞動、大規模關押維族成年人並強制扭轉文化與信仰。
現在看來，雖然透過國務院對新疆人權問題進行發言，在美國的對華外交體系中並沒有直接的政策影響、更沒有強制的約束力，但龐佩奧的說法，是首次有國家認定中國在新疆的作為是「種族滅絕」，也是全世界對新疆問題最強硬的表態，因此某種程度上趕鴨子上架的替新任拜登政府進行了優先的議題設定。
而拜登團隊以國務卿布林肯為首的外交政策規劃者，在競選期間、乃至政權交接期，皆肯認龐佩奧對新疆問題的定調，更在對參議員的互動中公開同意龐有關「新疆人權危機是種族滅絕」的說法，並且在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通話時指出，美國將持續為人權及民主價值挺身而出，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等問題上向中國施壓。
中國回應全世界的譴責
針對新疆人權狀況的批評以及拜登上台後仍持續低盪的美中關係，中國外長王毅於今年2月22日以「撥亂反正、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主題發表講話，強調中國是重視人權與民主的國家，呼籲拜登減少干預侵犯中國核心利益，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民族尊嚴和發展權利，停止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治制度的抹黑詆譭，停止縱容、甚至支持「台獨」分裂勢力的錯誤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國內部事務上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
此外，同樣也在2月22日，王毅很忙地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發表演說，強調一種有中國特色的人權概念。他認為，中共對新疆的現行政策，讓新疆人均壽命增加、整體人口增加、當地經濟起飛，而且在少數民族優惠政策下，維族人享有少數民族法律保障，進而消除了當地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存在的極端主義、恐怖主義與分離主義。
王毅的演說契合2020年中國突破萬難在美國退出人權理事會後加入的初衷，目的就是要是用經濟概念去定義「何謂幸福」，用這種幸福來框架或扭轉人權的概念，抽換人權概念中有關種族、性別平等、人身安全和宗教自由等概念。而若是真的陷入「中國是否在新疆侵害人權施行種族滅絕」的爭論中時，中國慣常的方法，則是將種族滅絕或侵害維族權益的說法都定性為假訊息，並且以缺乏直接證據來抗辯。
種族滅絕（genocide）的規範與困難
幾乎在二戰結束，當代聯合國體系建立之際的1944年，生於波蘭的美國猶太裔法學家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出版了《軸心國佔領歐洲後的統治》一書，並且由古希臘文「人種、部落」（genos）和拉丁文「殺戮」（cide）組合成「種族滅絶」（genocide）一詞。為免任何一位手持壟斷性武力的領導人重蹈覆轍殘暴殺伐，因此國際間將種族滅絕的內容實體法化，因此才有1948年聯合國通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公約》並具體定義種族滅絕以及相關犯行。
根據該法規定，本公約內所稱滅絕種族，係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犯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a）殺害該團體的成員；
（b）致使該團體的成員在身體上或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
（c）故意使該團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況下，以毀滅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d）強制施行辦法，意圖防止該團體內的生育；
（e）強迫轉移該團體的兒童至另一團體。
該法立意良善，且最大程度納入人類歷史上曾出現的種族滅絕殘酷犯行，然而也正因如此寬廣認定，與美國歷來的國內法制實踐有所捍隔，而最終未能加入此公約。
事實上，本法制訂至今，即使前有前南斯拉夫戰犯法庭（ICTY），後有國際刑事法院（ICC）的設立，因證據調查與法律技術因素，能據此被定罪者稀。此猶如《外交政策》所報導， 多位美國國務院律師所表示，就算不考慮中國非《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公約》締約國，但要啟動國際刑事追訴程序，例如使用國際刑事法院（ICC）起訴中國領導人，恐怕都有管轄權與技術性困難；另一方面從證據面來看，要証明中國領導人有「蓄意」滅絕特定人群，或有系統性地傷害「特定的一群人」，恐怕從在美國國務院律師的眼裡，也還有相當實作上的困難。
更重要的是，美國欠缺近代歐洲國家身處大屠殺搖滾區或作為種族滅絕始作俑者的既視感與罪惡感，此從南斯拉夫的種族清洗和比利時造成盧安達大屠殺的事實可得而之。也就是說，縱使多數證據如「墨玉名單」（Karakax List）都証明了新疆有大規模的反人類暴行在發生，但卻因為法律技術、制度設計或美國文化習慣等問題，因此要透過法律証成中共在新疆對維族進行種族滅絕不可行時，究竟要不要持續指控宣稱中共對新疆進行種族滅絕，或是將中共在新疆的統治定義為種族滅絕，在華盛頓外交政策圈就出現了分岐。
華盛頓泥沼中的新疆種族滅絕案
事實上，川普政府過去有關新疆議題的處理方式就充滿內部爭論。有消息指出，同為鷹派贊同發動科技戰與貿易戰的川普經濟幕僚，就曾反對在新疆議題上與北京爭鋒相對；而自始反對川普與中國交惡，強調美中共享和平紅利的華府建制派，自然也強調，若是要在防疫與氣候等議題上尋求北京的合作，則沒有必要在體認到了現行法律框架內仍無法對中共在新疆暴行定罪的前提下，刻意如龐培奧般加大「種族滅絕」的聲量激怒中共。
如此一來，甚至會導致中國內部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無端為北京創造可用之民氣。更極端一點的推論，也有分析指出，若是中共在新疆的暴行可以稱之為種族滅絕，那緬甸政府對待羅興亞人的方式，就更有資格稱之為種族滅絕，如此一來美國要如何面對本就與中國走的很近的緬甸，難道要看兩國在中南半島持續抱團？
所以，龐佩奧針對新疆種族滅絕的臨別一言，雖然長期結構性的改變了美國外事行政體系對種族滅絕的定義，將行政體系長期囿於美國文化傳統，對「種族滅絕等於大屠殺」採取狹義的既定事實追認，轉變並放寬至更接近《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公約》的定義。甚至布林肯也樂於追隨龐的路線，繼續在新疆議題上跟中國針鋒相對，但我們仍可以看到拜登政府外交政策某種程度上的腹背受敵。
也就是，川粉遇到類似問題，一慣的攻擊拜登團隊對華態度過度軟弱、必然舔中，因此現在只是打假球，之後絕對不敢持續將新疆人權問題定義為種族滅絕；相對的，華府建制派傳統上較為親民主黨，但外事體系、智庫圈在「中美國」的和平紅利中已久，長期習慣對中綏靖，因此也如同《經濟學人》撰文所述，以氣候、防疫等需要中國合作的問題來質疑，用新疆人權議題激怒中國的代價是否划算。
而這一次，在龐佩奧留下的滿手籌碼裡，拜登團隊若囿於律師性格的傳統慣性，以遵守國內法與傳統定義而屈服於對中綏靖的思考，意圖藉新疆人權議題降低力度來交換氣候與防疫等議題中國的合作，則是沒有看到這一波新疆人權問題其實考驗了美國的核心價值。
美國作為自由帝國的核心價值
美國作為一個獨立成功的前殖民地，一直有反殖民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傳統。所以當美國從東岸一嶼成長至橫跨兩洋的巨型大陸國家時，對於使用一個自己曾熱烈反抗的「帝國」這個自我標籤，無論是官方、民間或知識社群都是戒慎恐懼，甚至大多只願以「霸權」看待自己國家的強大。
根據德國歷史學家Herfried Munkler在《帝國統治世界的邏輯》一書的解釋，帝國與霸權的差異就在，霸權會干預其它國家的對外行動，將其它國家的行動導向符合霸權利益的方向，卻不會干預其它國家的價值觀，甚至要求其它國家與自身共享相同價值或由相同價值構成的制度；但帝國具有一種天然的使命，要將自身的價值推到國界之外，而且對帝國來說，國界更是一個定位卻不是一個束縛。
而無論是早期劃定西半球為勢力範圍，並拒斥歐洲帝國主義進入美洲的門羅主義；或是明知弊大於利，但仍投入一戰並強調民族自決與民主和平的威爾遜式理想主義；還是近代小布希堅持外送民主到你家的新保守主義，其實都有將自身價值理所當然視為普遍價值，並將「推廣自身價值跨越本國國界之外成為區域乃至普世價值」作為一種國家使命的共通性 。
所以美國在對外行動上，既有推廣特定價值的使命感，又有推廣特定價值的實力，而且這樣的特定價值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內容上的差異，因此一次又一次的增加或減少了美國在世界各國間的正當性權威。所以美國不僅是霸權，而是帝國。二戰以後美國力推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更是一種美國開國先賢傑佛遜所謂的「自由帝國」秩序。也是一種美國基於民主、人權、法治與和平等價值，向外推廣，並取得其它國家認可採納後，逐步構建的當代國際制度與世界秩序。
因此，弔詭的是，無論強調民主、法治、人權與平等的自由主義者，或是支持商品、勞動力、資本自由流通的自由市場信奉者，享受的都還是自由帝國以其民主、法治、人權與平等觀念所建構的國際制度，更是帝國優勢的軍事實力與物質力量，進而支撐了一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關於這點，英國左翼史家Perry Anderson就曾在《原霸》一書中強調，當代自由主義者最大的認知錯誤，就是相信自由主義本身的傳播，會不證自明的拱衛自由價值，自由市場的建立則會自主的形成良善制度。而提倡互賴、建制、軟實力與巧實力的Joseph Nye，以及強調霸權威望的Robert Gilpin則過度相信，「制度霸權」的締造，僅需透過經濟利益與軍事安全保障即可達成，不需要帝國對於特定價值正當性的證成，來支撐制度的創設與秩序的維持。
這樣的觀點，無疑是沒有瞭解到美國做為「自由帝國」的本質。其中，「自由」同時做為一種「價值」與「價值所形塑的制度」，需要其它國家的認可，更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帝國來捍衛。當然，也唯有帝國本身服膺於這套自由構成的價值與制度，並且採取更高於其它國家的標準，信仰自由價值遵守自由制度，才能真正做到「近悅遠來」
美國作為人權帝國必須負擔更高的道德責任
而帝國的價值，也就是在自由主義之下的民主、法治、人權與平等，在當代之所以有吸引力又具普世性，是因為帝國用更高的標準來規範自身行為，讓這些價值有了更高的道德性。若缺乏這類更高標準的規範與道德性，則帝國推崇的價值就會逐漸喪失應有的號召力、更會導致讓其它國家信服的權威逐步低落。而帝國的秩序在缺乏對其它國家的權威與號召力的前提下，自然會土崩瓦解。
因此，美國若要維持傑佛遜所謂的自由帝國面貌，則就要習慣在道德面上承擔更高責任；所以若沒辦法在種族滅絕的概念上有所突破，將國內習慣認為「大屠殺等於種族滅絕」維持推向更多元跟貼近《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公約》的種族滅絕定義，那就會產生尼爾佛格森在《巨人》一書所說的，從1988年雷根批准美國加入《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公約》後，每一任總統都說「我們絕不讓歷史重演」。但事實上，「絕不讓歷史重演」在1990年代終究變成了「每十年不得重演兩次」。
而所謂的人權假球一路打下去，最後就是美國作為「自由帝國」或「人權帝國」都是假的；以尼爾佛格森所謂，不痛不癢又沒用的制裁避免人道干預造成的傷亡與損失，這種「貪小便宜帝國」才是真的。禍起蕭牆，持續的貪小便宜下去，帝國更高的道德標準淪喪，帝國的價值（人權、法治、平等與和平）自然就會乏人問津。如此一來，帝國的國際權威自然受損，隨之而來的就是自由主義國際制度與世界秩序的崩塌。
新疆種族滅絕做為美國自由帝國的蕭牆之禍
不久前，今年2月19日，拜登在「2021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表示，美國現在回來了，更要召喚盟友共同準備與中國的長期戰略競爭」。他強調，美國、歐洲和亞洲要一起努力確保和平，捍衛彼此共同的價值觀，並且促進太平洋各地的繁榮。但是，缺乏使命感則不能成為帝國，缺乏道德勇氣則不能得到外在世界其它國家對當代自由帝國價值的認可。新疆人權狀況所引發的「種族滅絕」論戰，正是華盛頓有無決心維繫「自由帝國」的試金石。
台灣作為二戰以後第一次在非鐵幕區域發生政府有計畫性大規模屠殺特定族群平民的所在，當年228事件時，美國就曾經袖手旁觀，更不要說近代以來的歐亞非地區從科索沃、盧安達到緬甸，若還是非要等到大屠殺已經發生，才要追認種族滅絕的真實性，就是在人權價值上不停殘食美國做為人權帝國或自由帝國之名的蕭牆之禍。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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