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0年開始，臺灣總人口在二戰之後首次出現衰退，2021年底人口數為2,337萬5,314人，比前一年減少18萬5,922人。其中主因來自疫情期間外籍移工入境人口減少、與疫後第二年的部分國外人口無法回國而被除戶，以致遷入人口92萬703人、遷出人口107萬6,713人，減少15萬6,010人。此外，臺灣人口減少的另一個原因，來自死亡人口多於出生人口，2021全年出生人數為15萬3,820人，死亡人數為18萬3,732人，被少數學者戲稱為「生不如死」。
在人口衰退的衝擊下，《台灣智庫》發表2023「台灣青年政策意向調查」顯示民意焦慮，相當具有參考價值，在該調查中政府推動青年政策的迫切程度上，得分最高的是青年婚生教養，其次是靑年世代貧窮，如低薪過勞，第三名是靑年就業與創業。更重要的是，這三個議題息息相關。十年前出版的《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編，臺北：臺灣勞工陣線）一書裡，筆者與共同作者王兆慶等人就曾經認為青年低薪、不穩定就業與高房價等「世代不公平」、與女性婚育後辭職從事家務勞動的「性別不平等」，是壓低女性結婚與生育意願的兩大重要因素。
台灣青年世代的低薪改善了嗎？
靑年世代貧窮，如低薪過勞，是「台灣青年政策意向調查」裡迫切議題的第二名。最近，隨著資本逃離中國、返台投資增加，台灣民眾薪資似乎有所提升，然而青年世代收入是否改善了？筆者與張宜君、李俊穎最近的一篇研究，解讀三十年來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裡個人所得變化，每年從戶籍裡隨機抽樣兩萬個家庭，針對家中所有成員所得與消費進行詳盡紀錄，三十年來共抽樣163萬人，雖然其中富豪比例略低，或許不如財政部稅收資料，還是能夠幫助政府與學界評估青年世代收入的變化。
我們發現，僅記入有工作所得的20─64歲就業者（631,448位），以2016年的購買力平價折算，過去三十年來的每月每人平均所得購買力，是2016年的新台幣五萬元（正確估計值是49994元），相當於就業者40歲時的平均月所得，一年總所得即是近六十萬元。因此，我們可以用每個月五萬元為基準，來評估哪些世代的民眾，在某個時期高於或低於平均所得。
我們利用家庭收支調查，算出不同年次出生的世代之月所得平均值。如圖一所示，在1947年（二二八）之前出生的世代所得低於平均線，之後1950年代出生者收入迅速提升，直到1970年左右開始下滑，到1978年之後落到平均線以下，在1990年左右出生者觸底（少八千元），這是太陽花世代低薪的證據，此後約1997年後出生者收入回升，較發散且與平均值沒有顯著差異。
我們的研究發現：首先，兩岸開放對少數雇主較為有利，而多數受雇者收入停滯，資本回流則會造成相反的效應，就業機會與薪資逐漸提升；其次，最近五年臺灣個人實質所得開始提升，但持續的世代分化值得注意；第三，雖然最近剛出社會的年輕世代收入開始拉尾盤，邁入30-45歲的太陽花世代仍有收入偏低的現象，對這個「崩世代」來說，後疫情時代持續提升實質薪資、增加婚育方面的公共投資、或租屋津貼政策等，仍有必要。
改善青年與女性處境：女性勞動參與及托育政策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是解決人口衰退議題的重要策略。在1983年，臺灣男性勞動參與率是76.4%，女性勞動參與率卻只有42.1%，女性常因婚育離職。隨著90年代末期之後，產業外移到中國大陸，製造業男性勞工失業或是被迫提前退休，男性勞動參與率持續下滑，在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時降到歷史低點66.4%，經過太陽花學運與政黨輪替，台資回流，最近男性勞動參與率緩慢回升到67.3%。在1983年到2020年期間，女性佔男性的薪資比例從64.3%提升到83.5%，女性勞參率也從42.1%提高到51.4%，補足男性勞參率下降的缺口。
然而，臺灣整體勞參率仍然低於美國與歐洲（大約61%），其中女性勞參率低於OECD全部國家與中國。有工作能力但未能就業的女性超過四百萬人，通常仍是由於生育或家庭照護需要，而被迫選擇退出職場。因此，提高女性勞參率是因應人口減少趨勢的關鍵。（鄭雁馨，2017，〈少而精的勞動力：老化社會人口教育結構的重要性〉。頁189-223，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臺灣經濟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如同「台灣青年政策意向調查」結果所示，從人口衰退與青年低薪兩個現實議題來看，政府應該提高年輕世代結婚意願、降低生育成本、將女性留在職場，過去十年，在「0─6歲國家跟妳一起養」等競選承諾下，包括「祝妳好孕」之類的現金補貼、幼托整合與「托育一條龍」等創新的公共政策、政府介入托育產業公共化、與其他針對貧困兒童的補助政策陸續推出，也獲得青年世代的肯定。確實，對青年世代特別是媽媽們的公共支持，將有助於減緩每對配偶的總合生育率下滑、或許可以促使總合生育率緩慢回升，本文下一節將提供進一步的證據。
托兒所增量與青年生育及投票行為：台灣的實證分析結果
近年來，台灣擺脫資本外移，投資帶動經濟復甦，從全國各縣市層級的官方統計數據上來看，產業投資與就業機會先影響勞參率，當本地勞參率提升之後仍然缺才，廠商會提升薪資尋求人才，使地方的人口遷入率增加；當年輕世代勞動參與率及遷入率提升並穩定之後，結婚率與生育率才能持續升高。
筆者的一項研究（部分資料參考自林宗弘，2022，臺南市人口社會增加率政策白皮書，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顯示地方幼兒園數量會提高結婚率與對政府滿意度。與全國各縣市相比，人口增加率提升的新竹市、新竹縣與桃園市，主要動力都來自科學園區帶動投資，在投資增加後五年帶動遷入率、而遷入率提升後五年間，逐漸帶動結婚率與粗出生率。此外，若是在政府協助下，該縣市設立較多的幼兒園，可能影響流入青年人口成家立業的動機，提升婚育行為。根據前述因果路徑圖，我們設計結構方程式模型，並考量變項間的時序性，採用前期數據估計後一年結婚率、與後兩年生育率，正向顯著的相關係數所呈現的效應如圖二。
我們對全國各縣市的追蹤數據分析顯示，新設商業登記資本額的比例越高，以及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值越高，會提升本地的勞動參與率，同時提升人口的遷入率，人口遷入率較高的縣市會有較高的結婚率、有較高商業登記資本額與結婚率的縣市，會有較高的生育率。此外，當我們加入幼兒園數量時，可以發現上年度幼兒園數量能有效提高下年度的結婚率，間接而非直接影響當期的生育率。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入兩黨得票率的分析可以發現，人口遷入率與幼兒園數量，與2020年蔡英文總統的得票率，有顯著的正相關，或許是青年世代對民進黨婚育政策的回應。
除了加薪與幼托公共化之外：其他的世代共好創想
總之，《台灣智庫》發表的2023「台灣青年政策意向調查」，對於政府推動青年政策的迫切程度上，得分最高的青年婚生教養，其次是靑年世代貧窮，第三名是靑年就業與創業，青年貧窮往往是低薪就業與創業機會少所致，又會影響青年的婚生教養行為，確實是最值得關注的青年政策項目。
由於軍公教有領取結婚補助，筆者曾經提出針對私部門受僱者發放「結婚津貼」的現金補助，其次，在兒童教養的相關公共化政策方面，由於婦女經常為了接送與照顧小孩而辭去工作，筆者認為特別應該針對目前國小中、低年級的安親班或課後班，進行公共補貼與多元課程提升，讓媽媽們不需要在中午就把小孩接回家或帶到私立安親班，應該可以減少青年世代媽媽的負擔。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 台灣的青年婚育政策有效嗎？ - 2023 年 6 月 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