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年政策中找到學生的位置

林思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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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庫》所進行的「青年政策意向問卷」中實際反映了目前青年、學生在社會中所面臨到的諸多問題,以「政府針對『靑年居住與交通』的政策制定迫切程度?」此題為例,高達25%的民眾認為應該立即改善,其中又以18至29歲的年輕族群佔最多數。對於我或其他漂流到北部地區來讀書的青年來說,我們沒有投票權,無法在選舉中發揮直接的政治影響力,但不代表我們的聲音和需求不用被政策制定者重視,因為學生不只是學生,也是每座城市、民主社會中,重要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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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臺灣的未來」,這句耳熟能響的口號一直以來都在臺灣社會中回響著。然而,現今的臺灣社會是否真正聽見並重視青年的聲音呢?過往的公共政策,一直忽略的是對年輕世代的尊重與傾聽;青年在選舉時被百般重視,或是被釋出諸多暫時性的津貼或利多,但青年的聲音真的有被納入到政策中嗎?我們關注的議題真的有被討論和落實嗎?

回顧臺灣的歷史,從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到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再到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學生和青年的力量對形塑公民社會的概念和臺灣未來政治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前輩們的聲音和行動展示了他們對於社會公義、民主價值和參與政治、改變政治的強烈渴望。然而,即使有這些重要的社會運動,青年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參與度和影響力仍然相對有限。

在臺灣,「青年」的定義可能因不同的政策而有所差異,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將青年的年齡介定於18歲到35歲之間的人群。然而,《台灣智庫》所進行的「青年政策意向問卷」中實際反映了目前青年、學生在社會中所面臨到的諸多問題,以「政府針對『靑年居住與交通』的政策制定迫切程度?」此題為例,高達25%的民眾認為應該立即改善,其中又以18至29歲的年輕族群佔最多數。對於我或其他漂流到北部地區來讀書的青年來說,我們沒有投票權,無法在選舉中發揮直接的政治影響力,但不代表我們的聲音和需求不用被政策制定者重視,因為學生不只是學生,也是每座城市、民主社會中,重要的一份子。

臺灣學生聯合會在今年年初指出,當前在39歲以下的青年族群,有逾兩成完全沒有存款,並且高達六成五青年背有債務,其中就學貸款佔五成,為最大宗債務來源。高等教育的進入門檻日益提高,在當前教育政策期待教育作為翻轉社經地位的可能時,卻因教育而背負長期大量債務,顯見青年仍就面臨巨大困境。其次,許多青年在求職過程中面臨著缺乏工作經驗的問題,使得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機會。

在這個背景下,2022年11月26日的地方選舉對於青年來說具有重要意義。除了地方選舉之外,還有一項公投案——「18歲公民權修憲案」,是臺灣第一次交由人民複決的修憲公投案。然而,這項公投案最終獲得564萬多張同意票,和962萬票通過門檻仍有差距,更有近半選民投下「不同意票」,反對調降公民權年齡,最終修憲宣告破局。年輕世代背負未來國家的扶養責任、及社會發展的重要義務,但卻因為無法在18歲就像其他許多民主國家一樣行使投票權、參政權,而使社會忽略年輕世代的需求與意見。

過去高中時期,我和其他夥伴共同組成的高雄學生民主聯盟就曾經辦理不少場高雄市政學生論壇、高雄補選論壇,使高雄的學生們雖然沒有選票,但仍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參與公共事務。在每場活動中,我看到許多學生對於公共議題有非常多豐富且具有可行性的想法,但在辦活動時就曾經聽到想要參與卻猶豫不決的一些同學會說:「反正我們又沒有選票,說出來了依舊沒有人會在乎我們的權利跟遭受到的侵害」,的確,很多時候青年們變的對自己權利感到消極、不明白,我認為這些可以歸咎在這個社會對於青年族群的不重視。

而投票完了,半年過去了,「18歲公民權」在去年讓年輕人有機會站上浪頭為自己發聲,而現在我們不能就這樣算了。這次修憲案聚集起來的力量,各縣市的學生組織、學生會在這半年回到各地耕耘,各校學生會就是最好的例子。近年學生在社會議題參與,展現高度關注與動能,就「心理健康假」成為許多大專院校推動議題的首要目標,透過過去共同倡議公民權所彼此建立的網絡關係發展成在校園內推動議題的盟友。

學校許多決策也因為有學生參與而有了不同的運作模式,在推動青年參與和發聲的過程中,我們尋找其他方式來表達自己,而不僅僅局限於修憲複決的結果。學生們依然利用學生會、社團組織和校外活動等平台,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和決策過程。我們通過自己的行動和聲音來推動社會的變革和進步,慢慢地找到屬於我們這個世代的責任。

作者為高雄學生民主聯盟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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