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李怡先生

李弘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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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我剛剛交了博士論文,即刻到香港中文大學報到,開始了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在一所當時還不太知名而今天已經是世界知名的大學教書。香港的客觀環境,從富裕的物質生活、到自由的思想環境、到東西文明的並存,這些都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尤有進者,在香港,又有機會近距離看到中國社會的真相,可以更深入地瞭解共產社會的經營和治理。我認爲在香港我應該可以得到美國或台灣所無法得到的切近觀察。

那時候《七十年代》已經出版四年。我在美國還沒有看到過。但是到了香港,我馬上被它吸引了。因爲它對中國政治經濟乃至於文學的剖析都非常深入,也具有相當的批判性,一點不會讓人們覺得它是一個所謂中共圈内人的出版品。我雖然是台灣人,但是一直被教導説是中國人(到現在我的文字或演講也常常讓人們覺得我是一個對中國文化很嚮往的人);由於我的教養使我不能對任何事物死心塌地地認同,所以我一直無法瞭解國民黨政府非得要我相信他們的説法這樣的事。

《七十年代》讓人大開眼界

到美國讀書之後,我的視野更開闊了,自然地發展出對自由開放的世界觀的憧憬。既然我被教導說「中國人」是我逃不掉的宿命,那麽我至少可以用一種比較深刻的、批判的、以及不斷向前進步的態度來對待這個國家,就好像我一貫對台灣的國民政府所持有的態度一樣。《七十年代》的文字和世界觀正好與我那時候對中國的想像相同,所以我幾乎每一期都迫不及待地買回來讀。

那時候我對中國共產政權的瞭解真的非常淺薄,有的不外是模糊的、「外打進」的朦朧認識。這樣的知識對於還年輕的我簡直就是一種知識的詐欺。我認爲主編《七十年代》的李怡也是一個對於自欺欺人的把戲會有强烈要戳破它的睿智的文字工作者。《七十年代》對於重視思想的知識人的確特別有魅力。

當然,由於李怡的出身,台灣國民黨政府絕對不與他來往,也把《七十年代》看作是中共的宣傳刊物。帶著政治的眼鏡要看清楚外界的事物,明明是不可能的事,但就是會有那麽多的人寧願一輩子讓人家蒙著他們的眼睛牽著走,他們懷疑自己的懷疑,放棄自己天生的道德良心,相信聖人或領袖的權威當然會克服了世界上一切的知識和教訓;他們努力認同這樣的的詐術,以爲它最終會征服世界和它的歷史。

初到香港未久認識李怡

我是在1976年第一次見到李怡的。劉述先先生介紹我給他,讓我去參加一次應該是有關周恩來去世之後示威遊行的座談會。我在會中並沒有發言,因爲當時我連中國的國家總理和黨主席哪一個大多不知道!我那天所聼到的基本上都是「批判」中共的言論(在座的還有中共《新晚報》的總編輯羅孚,後來羅孚被騙回去中國,關了十年),但是只覺得究竟是誰「謀害」了周恩來卻沒有被指出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了論政的座談會。這樣方式的座談會在當時的香港比較流行。

事實上,過了沒幾天,我也因爲劉述先的介紹,先後參加了《明報》(主編是胡菊人,但金庸是老闆)的同一個主題的討論會,以及《南北極》(主編是王敬羲)邀請的餐會。這三份雜誌代表的是當時香港華人的三個面向:《七十年代》是左派的,但是對知識人卻有相當的吸引力,《明報》是右派的,只是不夠純正,所以台灣也拒絕讓它入境。至於《南北極》光看他的名字就知道它是想要站在中間的立場,但是卻不僅無法左右逢源,更經常是搖擺不定(於今想起來,有何不可?)

那一次的相識,我是謹慎的,因爲大家都説千萬不要跟左派的人有瓜葛,甚至於逛中共在香港的商店或書店(像裕華、中僑;三聯、商務等等)都是禁忌。所以我還特地寫了信給介紹我去香港的余英時先生。後來余先生見到我的時候,大概不記得是我告訴他的,還問起我來,可見他消息的來源頗爲不少。余先生是一個絕對反共的歷史學家,任何人跟中國有太多來往,他都是懷疑和反對的。

我在《七十年代》上面所讀的種種中國共產社會的光怪陸離現象,那當然不用説。而它最早介紹給讀者們的「傷痕文學」(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傷痕文學」這四個字是《七十年代》最先使用的),「官倒」、或「精神污染」都是我記得的許多事情。還有它對許多時事的剖析,像毛澤東的去世、「四人幫」的拘捕等等,都對讀者們也有莫大的影響。

因高雄美麗島事件,李怡開始注意台灣變化

在這段時間,他對台灣的認識和分析是相對地薄弱。《七十年代》畢竟是中國中心,香港和華僑世界的雜誌。這個情形到了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終於告終。事件發生後,他找了李南雄、翁松燃、及廖光生(三個人都是台灣人,而意外地同時在中文大學政治系教書)詢問這個事件的意義。同時,他也收到一篇很長的文章討論這個事變。他們看了這篇文章之後覺得寫的很好,推薦他要把它登出來。但是這篇的作者是誰,大家卻都不知道。後來我聽説文章是一個溫哥華蕭姓的人寄來的。我馬上猜出這個人是誰(由於這位已經是八十多歲的當事人仍在世,因此暫時不寫出他的名字)。他使用了一個非常有墨水的,「秦玄」,來做他的筆名。

從此李怡就知道可以從我們幾個人問到一些有關台灣問題相對客觀而且能更令人信服的看法。李南雄向李怡提議把高雄事件的審判記錄匯印成書。這件事情就落在南雄兄和我的身上,因爲他與我住得很接近,在同一個院子裡。南雄兄負責聯絡,我則負責剪報。這本書就在李怡的幫忙下,用匿名的方式印了出來。南雄兄曾經把它放在申請升級時著作表上面,不知道對他的升級有沒有幫助。後來南雄兄倒因此偶爾會在一些親國民黨的報紙上被拿出來罵。

這些都是往事了,也是年輕人對於自己盡忠理想的一些回憶:有夢最美,有可以記憶的夢更美。最重要的是李怡從此對於所謂的自由民主的理想與天生的民族大義應該如何分梳,就有了進一步的把握。我相信高雄事件是一個分水嶺,它對李怡的視野有了非常重要的衝擊。同時,他對於中共政權的批判或認識也已經開始超越了所謂的紅綫。到了天安門事件發生,李怡就徹底知道了:不應該以爲一個人既然生而爲中國人,那麽他便要第一個關心中國,其次才追求人世間與生俱來的理想與價值。

李怡終於移住台灣且埋骨於此

這樣的發展是應該的,也是所有相信生命必須前後一貫、表裡如一,相信理性終必克服集權或迷信(甚至於宗教),並且在實際的生活裡,懷抱自信而努力的人的共同信仰。這樣的信仰一定會在自由和民主的理想裡得到完美的發揚。所以李怡最後選擇到了台灣,因爲台灣至少接受了這樣的理想。這是他的生命使然,也是歷史的必然。

他來了台灣以後,我同他有兩次見面吃飯。唐山書店的陳隆昊過去曾經在台灣發售《九十年代》(事實上是早在《七十年代》已經開始了),所以就同我一起與他見了一次。那是在今年二月初;那一次的見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爲他李怡顯得相當疲憊,也蒼老了很多。前天晚上,我正好在臺南與一些學者們吃飯,結果隆昊打了電話來,哀嘆李怡兄的物化,慨嘆他所沒有完的(不會完的)種種寫作。

李怡(中)與本文作者李弘祺教授(左)、唐山書店老闆陳隆昊(右)合影。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第二次是有幾位文學界的朋友約李怡兄一同出來吃飯。那才是半個月前的九月十四日。那一天我還高興地告訴他説氣色比二月那一次見面還好。哪知命運就是容不許人的猜測或捉摸!

人生在世,要談理想,若只是在嘴上説說,那麽許多不入流的政治家都可以比我們説的更動聽,更引人入勝。但是以一生的生命真誠地去追求一個理想,這就不一樣了。真的,我們必須感謝歷史上像李怡這樣的人,才因此讓我們能活在 —— 例如今天自由與民主的台灣。

2004年,我在臺大《校友雙月刊》寫了一篇〈漫談一些我比較愛看的雜誌〉,上面提到了李怡。我就用這一段話來紀念他(參看我的《想象聲辯才博——李弘祺談史、論藝、疏述學集》》,頁148-155):

《七十年代》的主編是李怡。李怡是一位觀察敏銳、具有強烈分析能力的報人,所以雜誌出版(1970)後,風行一時。我就是在這本雜誌上第一次讀到臺大歷史系的學妹劉黎兒的文章的。我也是因爲《九十年代》而知道了新井一二三這位中文流利出色的日本作家。最先把「傷痕文學」介紹給華文世界的也是這本雜誌。我也是在那裡學到「官倒」這個詞。現在這兩本雜誌已經過去了,一則已經停刊(就是由《七十年代》改名的《九十年代》),一則有氣無力(案:指《明報》月刊)。想到當年這樣內容豐富,而又具批判精神的雜誌,在殖民地的香港出版,真不免令人感嘆殖民地(或租界)在近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走筆至此,突然想到,當時還有一本夾了大筆臺灣資金在香港出版的《中國人》,可惜只出版了一年多,就收攤了。在自由言論充斥的香港,雜誌間競爭非常激烈。但是今天,香港的環境已經改變,大家看的反而是《爭鳴》、《求是》等以小道消息為內容、聳人聽聞為目的的出版品。它們批判有之,分析則闕如。至於像《壹周刊》更是等而下之,已經不是像《九十年代》這樣值得提及的雜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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