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向習近平反戰的巴特勒，與她的《危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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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受暴力是所有人與生俱來的命運，那外在條件與環境的力量則使人雙眼蒙蔽，看不見這個事實。強者從來就不是真的那麼強，弱者也不是處於絕對弱勢，但雙方都不曉得這一點。──Simone Weil，The Iliad, or The Poem of Force

濫情的「反戰」通常有兩個主張，一是出於素樸的護生理念，反對一切可能的殺戮形式，堅定信仰護生，可能會讓一個人成為激進的素食主義者，或者是反墮胎論者，而素樸的護生論者往往對價值的取捨選擇迴避，如果單純不願看貓狗受苦，就會天真以為餵食流浪動物應該不會影響野生動物棲息，所以，除了宣示個人的某種良善，這類主張基本上沒有任何社會實踐的智識意涵。

另一種精緻一點點的反戰論述，則傾向指出戰爭中不為人知的受害，主流戰爭宣傳中無視與忽略某些人與地，他們深受戰爭所累，然而其苦難卻無從得到「承認」。持承認論述，通常具有左派關懷的反戰主張頗具吸引力，畢竟它揭露了被排除與賤斥的生命，承平時代的人們很難想像，仰息在戰後東亞的種種「前線」地帶，究竟是什麼樣的光景與生命經驗？因駐軍需要而打造的大大小小「基地」對於大國的地緣政治戰略勢所必然，而為此惶惶的眾生則往往不在決策者的考量中。

危殆的生命

因為性別領域的開創而聞名的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911事件之後，積極投入了對於戰爭的思考。2004年出版的《危殆生命》（Precarious Life，手民出版社譯本做「危脆生命」）與2009年出版的《戰爭的框架：生命何時能被哀傷》（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兩本著作，所反思的主題都是「戰爭之後」（after-war）：媒體如何報導與講述戰爭？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有所分別的打造受害的形象？以緊急狀態為名的政治法理是如何扭曲以致戰爭機器遂行無限期羈押與虐囚等等。

在彼時的輿論中，巴特勒並不討好。對於舉著「義戰」大旗揚言摧毀恐怖組織，重建世界秩序的陣營來說，巴特勒難免被歸入「反戰」之流；然而巴特勒對於某些執迷於陰謀論與「美帝」的「左派」也沒有好感，這些人將911事件視為美帝軍工複合體長年輸出戰爭體制，自作自受的報應，在巴特勒看來，這種美帝反戰論與擁戰派其實一體兩面，相信美國的武力與認定恐怖組織有理，都不過鞏固了對於暴力的迷信，從而並沒有誠懇面對戰爭真正的核心問題：逝去與悲傷。

全球義戰與美帝自業的論調都認定，某些生命的逝去儘管無辜，仍是大局不得不然，也由於無從透徹某些政治真理，悲傷於是看起來濫情，別無公共意義。如果生命的逝去值得哀悼，那是因為它必須具備某種被認可的價值，也因此戰場上捐軀的生命，會比因為不適戰事而自戮的生命更值得被刻在紀念碑上，前者能被公開的哀悼而服務於某種政治目的，後者則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值得死去、不值得活著、不值得被記住的生命。

迷信暴力的全球義戰派與美帝自業派都有一套大局觀，一套鑑別生命價值的框架，框架在內者是值得公眾哀悼紀念的生命，於外則是純粹的耗費，雖然遺憾但也只能如此。美國彼時的擁戰與反戰爭論，看似針鋒相對，實則共享對生命的危殆（precariousness）差別化評估，有些生命的危殆被最大化，彷彿恐攻在挑戰主權之餘也嚴重威脅了人民，但事實上在後911時期逝去的生命中，因酗酒而溺斃在浴缸的死傷遠遠多過恐攻，然而他們的危殆卻被不成比例的最小化。美帝自業派往往與素樸的護生理念合流，然而如果撤除全球的所有美軍基地，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和平還是更不安全？答案不言而喻。

如果生命的危殆程度有賴於某種框架的評估，巴特勒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安全的承認論反戰派，她並不否認我們的情感規範應該更敏銳於對於生命在不同具體脈絡下的危殆，然而，她並不認為危殆單純是承認框架的效應或作用。之所以說承認論的反戰主張是安全的，是因為沒有人會否認應該用更包容的框架承認生命在不同脈絡下的苦難，沒有人會否認應該通過賦予這些被主流排斥的生命另一種「主體性」。

但巴特勒對於身份政治一向是警惕的，她曾經說「酷兒指的不是身份」，嚴守主體性界線的身份政治往往無能對共同生活的政治倫理提出更有想像力的願景，主體、身份、主權與暴力會不會其實都是同一件事，都需要展演某種強勢，因而也就無能擺脫或大或小的戰爭零和迴圈。

自始倖存的生命

「危殆生命」更深刻的意涵在於正視悲傷可能具有的公共意涵，不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情，而是借用佛洛伊德的術語來說，對於逝去無時無刻都無從過去的憂鬱。這是巴特勒的「反戰」論述有別於素樸護生論與承認論的基進（radical）之處：生命並不是因為死亡的凝視、漠視或無視而成可哀悼或不可哀悼的生命，生命自始即倖存，自始即為脆弱的倖存者，危殆的生命不只出現在承認的感知規範所不納之處，更在於無可想像之處。如果習近平的窮兵黷武讓台灣的人民成了危殆的生命，捲入大國爭霸的美軍基地周邊居民也是不被承認的危殆生命，而或許比較難以想像的是，那些以為可以透過對台戰事盡雪百年國恥的中國人民，其實也是危殆的生命。

正是在看似事不關己，看似足以展演主體與主權強勢之處，危殆的生命如影隨形。從巴特勒的「戰爭之後」時期開始，她開始引入法國哲學家勒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哲學」，其中他者與主體不對稱的倫理關係，被巴特勒解讀為一種「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y）的共感共存，我之為我的主體受制於非我的主體，而彼此都有摧毀與被摧毀的力量，在這種力量與危殆之中，我們緊緊與另一個人被綑綁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所有人都是危殆的生命。

支撐巴特勒基進反戰立場是一種基進的存在本體預設：造成危殆與脆弱的社會經濟關係是法政哲學與政策需要關注者，因為它往往是不平等的根源，然而危殆與脆弱也在一個更本體的意義上是所有生命相互依存的條件，巴特勒將這個本體範疇稱之為「身體」，身體意味著肉身、脆弱與能動，從古典傳承而來的共和理念一直嘗試將身體做出切割以區別公領域與私領域，然而對巴特勒來說，那些一直被打發到私領域或市場經濟的活動，實際上因為支撐著在公領域現身的身體，因而同樣具有政治意涵，鄂蘭之所以能把城邦成年男子的活動視為政治參與的原型，那是因為他們不會餓肚子，鄂蘭所說的「顯現」指的是公民的言說、立場的展演乃至於論辯書寫，然而這些看似自然的能力都以身體能現身為前提。

由於危殆與脆弱不單只是不被承認的消極缺陷，它們是生命的「即身性」（bodily）面向，以及與他人相互依存的根本境況，哀悼失去的悲傷也就具有了積極的公共倫理意涵，正如巴特勒在《危殆生命》中所說，「悲傷首先讓我們意識到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係紐帶，此一紐帶有助於我們理解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相互依存狀態與倫理責任」。

主體的強勢以及必然依存於他人的弱勢相伴而生，這是巴特勒解讀勒維納斯知名的「臉孔」意象的關鍵線索：他者的臉孔同時透露了殺戮欲望以及「汝勿殺」的呼救，主體暴力與對他者之倫理責任一體兩面，正視哀悼逝去的悲傷所具有的公共性，於是具有翻轉暴力強勢與他者弱勢的潛能。

狂噪暴烈的「非暴力」

與素樸的護生論不同，誠懇如巴特勒的「反戰」從不避諱面對暴力元兇結構。「反戰」從來都不是，也不應該是放棄抵抗束手就擒，或者天真以為滿足勒索就能避戰，巴特勒所提出的「非暴力」（non-violence）一詞經常讓人望文生義而誤解，它並非「和理非非」，「非暴力」的否定意涵是否定那種將生命的危殆區別分別的暴力，某種程度上，「非暴力」一點都不「和平」，相反，它一定是某種狂噪的狀態，如巴特勒自己所說，「和平是一種與暴力的積極鬥爭，沒有嘗試要抗衡的暴力就不會有和平。和平所命名的是此一張力，它在某個程度上始終都是一個狂暴的過程，可以說是一種以非暴力之名所進行的暴力。」

街頭的抗爭是巴特勒眼中最典型的反戰反暴力場景，抗爭中的人們處於一種非常處境，必須隨時應付各種突發狀況，同時也要想方設法突破各種封鎖，以及阻止警察暴力，人們走上街頭的訴求是集體克服某種生命情境的危殆，然而卻是通過脆弱的展示，「脆弱沒有奇蹟般、英勇地轉化為力量，此處出現的是一種要求（demand）的傳達，得到支持的生命才能如是續存下去」。

「反戰」對巴特勒來說不只是對某個事件的良善表態，後911時代的「戰爭」已經不再限於戰場上的國家級對抗，戰爭與治安的界線更為模糊，例外狀態的常態化是主權藉由治理機制捲土重來而徹底扭曲的過程，它以「安全警戒與緊急狀態」為名，成為「國家主權的新模式」。

後911時代，我們既非公民，也非戰士，而全是潛在的危殆生命，其典型是關塔那摩灣羈押營中被關押的囚犯，他們的生命脆弱，但不被承認，身為人而不具有公民權利，是《日內瓦公約》所保障的塔利班成員，但不被認定是「戰俘」（因為「沒有戰爭」），所以其羈押不受公約約束。

「無限期羈押」是戰後之事新「律法」（nomos）：法律與法治（rule of law）退位，「法律自身的司法權限被限制與懸置」，而主權在治理性的純粹方法與戰術場域中，捲土重來，它「不再是一種在正當性前提下的一致化權力，以及保證政治體制代表性地位的權力形式，而是一種無法的特權權力，名副其實的流氓權力」。

在無限期羈押的事例中，懸法暴力流氓般的強勢在於它徹底無視生命的危殆，敏銳的讀者不會流氓般的把巴特勒的批判視為單純的「反美帝」，如果關注關塔那摩灣羈押營的反戰論者，對於習近平治下中國的各種類集中營無動於衷，甚至聲稱「不懂中國」，顯然不只是偽善了。巴特勒基進的反戰立論有一個精闢的洞見：強權暴政無一不否認脆弱，在習近平的「中國夢」中，沒有人是危殆脆弱的生命。

其實，「反戰」是個假議題，某些反戰主張放到1938年的世界，就是：（1）承認德佔蘇台德區、關東軍佔東北的現狀；（2）譴責英美經濟制裁希特勒與日本；（3）反對大國對抗，特別法國中國應該忍讓；（4）國家預算不應用於備戰。顯然只有納粹分子才敢理直氣壯說出這些主張。

然而，一種誠懇、基進的反戰立論依然是可能的，它不畏懼暴政，不會聲稱不要惹強權，更不會把人民自發的抵抗視為不自量力，它傾聽受壓迫的聲音，把危殆生命集結展演脆弱的「狂噪」力量視為對強權暴力的顛覆。

《危脆生命》是這樣一本真正誠懇反戰的著作。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書名：《危脆生命》
作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出版社：手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