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球與墓地：康德誕生三百年後的永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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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不想以某種前所未聞的方式，讓使用詞語的規則系統變得精細或者無遺，真正的發見是在我要做哲學時，能讓我得以停止做哲學，能讓哲學和平的發見，不再受到方法問題的鞭打，它們能讓自己成為問題。──維根斯坦

作為一個不太出遠門的哲學家，康德意外的對外星球與遠行充滿興趣。在枯燥無味的《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表明有一種理論判斷可以類比實踐判斷，所以可以貼切的稱之為信念，但卻不是像賭徒覺得自己會贏那種實用性信念，而是「學理信念」，康德本來是接著要說像是上帝存在就是一種學理信念，但他忍不住，先提了「在我們所知的行星至少有一個上面有人」，外星文明與上帝的存在在康德心中是同一個等級的信念。而在康德的政治著作中，如果人們一直往東走最後不會從西邊回來，那麼，他的政治學說就要徹底改寫，不只一次，康德暗示了地圓的預設。

地圓論與自然狀態

同樣在乏味枯燥的《純粹理性批判》，康德提到了如果我們依據感性的表象把地球表面想像成一個圓盤，經驗會告訴你不管怎麼走，總會看到一片空間，然而，用這個方法無論怎麼走，對於地球知識的理解都是有侷限的，但如果有了球體的地理知識，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按照經緯度等基本先天原則，認知到整個地球的邊界，即便對於表面所有的種種對象一無所知。外星文明與地圓某種程度上都不是康德的信手離題，它們都是某種界限的形象表述，在其政治學說中，它們還都涉及康德對「自然」看似矛盾的闡述。

康德將經典的自然狀態意象解讀為一種「無法狀態」（status iniusto）並不出奇，出奇的是如果自然狀態無法透過「我能夠而你應該」，這個康德稱之為自由，後來在遺著中稱之為「上帝之秘密」的對位關係中進入某種共同的有法狀態，那麼，就只剩一種方法，那就是讓對方遠離，而實際上這並不是方法，因為，地球是一個球體，所以，人們透過不斷遠離彼此離開彼此自然狀態的做法，最終一定會在彼此遇上。

簡言之，自然狀態並沒有因為彼此以為的遠離而消失，反倒加速在整個星球擴散開來，如果人類還沒能遠離到外星球的話。

地圓的預設不僅排除了個體透過遠離離開自然狀態的可能，放到同樣類比做自然狀態的國家間秩序時，它還催生了世界公民法權（ius cosmopoliticum）之必要，如康德在《法學的形上學基本原理》所說，這是因為「大地不是一個無邊無際的表面，而是一個自體封閉的表面」，自然將所有地表的民族「包圍在一定的界限內」，康德特別強調，這是因為「地球是圓的」（globus terraqueous）。可以說，自然、自然狀態或者說最自然的後果，是對一種始終無法完成跨越自然封閉的表述。

但人類因為地圓無論在個體層面還是國家層面所產生的「最自然」的狀態，對康德來說不會是「自然的最高意圖」，一次次站在上帝視角說話，或者，用鄂蘭的說法來說，「法官式」的旁觀者角度，康德相信，「人類的歷史宏觀來看會是自然的一個隱秘計畫的實施」，正如他相信一定有外星人那樣。

然而，康德最啟人疑竇之處，莫過於在最自然的後果與自然的最高意圖之間，有一個奇異的翻轉，人類之所以能發展所有稟賦來實現自然的最高意圖，根本原因是自然狀態這個「所有困境中最大的困境」，也就是「人們相互加諸自身的困境」，於是，「達成一個普遍管理法權的公民社會」，就成了「自然迫使人們去解決的人類最大問題」。

一種致死的「永久和平」

表面上來看，康德把整個自然看做一個慘烈的過程，然而這種慘烈最終會得到邁向永久和平，這個目的論式動態的補償。在這個奇異的翻轉，自然狀態與法權狀態乃至於永久和平，呈現出一種無法區別彼此的門檻，如果人類這個族類出於本性的自然而跨越了自然的閉鎖，這是出於被迫與自然的力量；然而，如果我們是出於某種責任而跨過了這個門檻，實際上也不是真的跨過去了，因為我們早就已經在另一邊，只是以為自己還沒。

事實上，康德真正的哲學魔法，並不是這個奇異的門檻與翻轉，而是他在這個翻轉中，又加入了一次翻轉，因為若不如此，則「永久和平」將無法排除只是人類命運的偶然結果，而不是康德借用古語稱之為「天意」（providence）的東西。

首先，對康德來說，一種他稱之為「田園牧歌式」的「和平」，遠遠不是作為自然最高意圖的永久和平。因為在這種「完全和睦、舒心與互愛」的生活中，人類這個物種的一切才能將「永遠隱沒在胚胎裡」，人類成了一群「比自己放牧的綿羊還溫馴」，「無能為自己的存在贏得比家畜更大的價值」。看起來，導致自然狀態的某些人類稟賦並不是康德認為需要消滅的對象，如果人類難以共處、有因為妒忌而競爭的虛榮、有無法饜足的欲望，那得要「感謝自然」，因為「沒有它們，人性中一切優秀的自然稟賦將會永遠沉睡」，為此，康德創造了一個自我矛盾的詞，為自然與社會之間看似必然的過渡設下了一個疑難，也就是「非社會的社會性」。

再來，康德固然類比了個體之間與國家之間的自然狀態，但是，後者卻遠遠無法採用前者的方式完成自然到社會之間的過渡。既是因為國家作為行為者不可能像個人這樣遠離彼此，球體有限空間帶來的困境更甚；另一方面，國家之間也無法比照個體之間那樣成就一個公共的公民聯合體，因為，這樣一種據說「永久有效的真正和平狀態」，最終一定會由於「某個國家太過擴張並越過廣闊的邊界」，導致一種新的戰爭狀態。

易言之，一個國家如果自我膨脹壓過其他國家，因此蛻變成一種「大一統君主強權」，依附於它，或者乾脆與之統一，確實可以「永久和平」，然而這種和平狀態並沒有比較好。在國際層次上，康德為自然與社會之間看似必然的過渡，又設下了一個疑難，那就是這樣一種「普遍和平」的狀態，將會「導致最可怕的專制」，對於人的自由來說，將會更加危險。

正是永久和平的永久不可能

很少人注意，康德〈論永久和平〉的前言是一個關於死亡的意象，「那位荷蘭旅店主人的招牌上繪著一個教堂墓地」，然後上頭寫著「永久和平」。或許這個意象並沒有那麼多隱喻，康德想藉此傳達的意象非常簡單：流行的永久和平主張，與對永久和平的流行構思，最終的結果是寧靜的和平，因為，死了。

如果存在一個從戰爭到建立新體系然後「建立一個類似公民聯合體」這個他稱之為「像一部自動機器維持下去」，看似奇異翻轉的永久和平，康德的質問是：「假定自然在各部分的部署是合目的的，然而整體上卻全無目的，這究竟是否合乎理性？」答案很清楚，田園牧歌式的和平帶來人類自然稟賦之死，大國擴張的「和平」帶來的是所有立憲共和政體的亡國危機，而這種「永久和平」與自然要讓人類的稟賦完全發揮的隱秘計畫完全相悖。

康德真正絕妙的理性奇想，事實上是在一個從戰爭到和平，機械論式的奇異翻轉中，加入了一個反向的翻轉，一種完全的過渡並不可能，完全的過渡所召喚的只是致死的和平。康德的洞見是，永久和平的永久不可能，而正是這個不可能的「經驗」，才能永久和平得為可能，因此，康德才會表明，「永久的和平，整個國際法權的最終目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理念」，只能「持續不斷的切近」永久和平，而這才是天意，才是自然的隱秘意圖。

康德還是用他酷愛的行星意象補充說明了他的理性妙想，儘管我們還沒能掌握各星體的路徑，但「從宇宙有條不紊狀態的普遍根據出發，以及人們所觀察的少許東西」，還是足以推斷出天文物理，這是為什麼康德一點不擔心關於真正的永久和平，「僅僅就只揭露了一點點」，在這裡可以回憶他對於地圓論的描述。

距離這位不喜出門卻酷愛天文，相信外星人絕對存在的哲人誕生已經三百年了，熱烈想用各種體感經驗證明地平論的人也還沒有完全消失，幼稚的反戰主張也沒有變得更少，不乏高舉「永久和平」口號者。如果長壽的康德依然健在，他可能會重複〈論永久和平〉前言中的一句話：

「我不受任何惡意的詮釋」。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