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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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和平姿態

蔣的短暫告別

「親愛的歷史系同學們,」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教師施以法(Eva Spicer)在給中國學生的信件上開頭如此寫道。金陵文理學院是一所由美國教會出資成立、位於南京的女子高等教育機構。「當前的局面有非常多的不確定性,但無論如何,這段生活是充滿挑戰與趣味的。身為歷史系的學生,我希望你們都能樂在其中,因為現在正是創造歷史的重大時刻。」

成立於一九一三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一所著名的大專院校。學院大部分的世俗與文理課程,旨在培養「智識和精神上的領袖人物,她們改變國家與民族,依靠的不是傳福音,而是倚靠『基督徒奉獻』的事功和生命。」金陵文理學院的校長吳貽芳博士,今年五十六歲,是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生物昆蟲學者。一九二八年,她成為中國首位女性大學校長;一九四五年時,她繼出席舊金山會議(San Francisco Conference)之後,又成為簽署《聯合國憲章》代表當中僅有的四位女性之一。

五十一歲的施以法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父親曾擔任自由黨國會議員,育有十一個孩子(施排行第八),她本人則長期觀察中國局勢,深具敏銳洞察能力。施以法在一九二三年起在金陵任教,和學校一起歷經許多風雨滄桑,像是一九三七年日軍占領南京前夕,她便隨著學校撤退到大後方去。現在共軍兵鋒直逼首都,校方曾開會討論是否要再次遷校,但最後做出決議:由於目前政府的情況,遷到國內任何地方都不安全,因而作罷。

一九四九年開年,人們心中普遍有著一種「關鍵歷史時刻正要到來」的感覺。蔣介石的新年文告表明政府有意願與中共開啟和談,而且暗示倘若真能消弭戰禍,有助於和平實現,他已做好下臺的準備;這篇文告一時之間帶給還在國民黨統治底下的二億民眾以莫大的希望。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是懷抱希望的其中一員。儘管在司徒雷登眼中,蔣氏的倨傲、固執、遇事無法貫徹到底等「致命缺陷」,著實令人感到挫折沮喪,但他也不得不承認,蔣在新年除夕的招待會上命人當眾宣讀那篇震驚黨政高層的新年文告稿,已經令情勢有所改變。「新年元旦開始了一場運動,看來有望終結全國各地的軍事衝突,」他向華盛頓報告道。

然而,局面中的主要人物並不這麼認為。蔣往往比毛更容易受到公眾輿論的影響,主要是因為他無法輕易控制輿論,但和他爭奪天下的對手,對於「和平」另有不同見解。毛澤東譏諷蔣介石的求和聲明,說這是「戰爭罪犯」在企求和平,並於一月十四日針對蔣氏文告中的條件(譯按:參見本書〈導論〉),另行提出八項和談條件。實際上,這八項條件無異是要廢除國民黨政府的國家體制、解散其武裝部隊,並逮捕眾多政府高層人士,以「戰犯」問罪。中共方面尚且還發動各種奚落國民黨的宣傳攻勢,例如稱「蔣不下野,中共不和談」、「蔣不下野,美援不來」等。

局勢空前惡劣,逼使蔣介石必須採取行動――最近在軍事、政治、經濟方面一連串的挫敗,民心士氣崩潰隨之而來,使得某種程度的收縮撤退成為無可避免的決定。但是蔣氏認為,政府當前的困境是由於更深層的問題所造成的,而這些問題至今仍然有待改正。「與經國(蔣氏長子)談時局,」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的日記中寫道:

深歎黨政軍幹部之自私無能、散漫腐敗,不可救藥,若為復興民族重振革命旗鼓,欲捨棄現有基業,另選單純環境,縮小範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灶不為功。

在蔣看來,國民黨已經失卻其革命精神、目的和紀律。他和毛澤東一樣,堅信執政黨紀律嚴明,對於國家的福祉至關緊要。中國的民眾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政黨,來領導他們,帶領他們。如若不然,百姓將淪為軍閥割據與外敵入侵的犧牲品,而國家也難有實施改革和現代化的可能。但是,相較於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得益於組織嚴密、積極性高的革命運動支持,從而能團結一致,在戰場上接連獲勝,蔣介石在黨、政、軍中的力量卻正在快速流失。

蔣氏對於局勢的發展至感挫折,黨讓他失望透頂。去年他無法阻止李宗仁被選舉為副總統,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的立法委員們將他們監督政府、促使其負責的角色看得太重。蔣希望他們,連同黨內那些讓他日子極度不好過的派系,全都乖乖服從他的命令。然而,這種期望與實行「憲政」的承諾相違背──「憲政」是國民黨振興中國長期計畫(譯按:《建國大綱》)的第三階段,也是最後一個階段。此一建國計畫開始於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軍政階段,然後在一九二八年進入所謂的「訓政」時期。

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政府在其控制的地區舉行了國民大會及其他中央民意機構的選舉。儘管選舉投票因為國民黨內各派系相互傾軋、爭權奪利而弄得烏煙瘴氣,以當時的環境而論,還能夠舉辦選舉,仍然極為難得。這場選舉的代表性不足,因為中共以及民盟等左傾的小黨都被禁止參加(實際上,這些政黨原本也拒絕參加)。然而,雖說蔣介石期望藉由實施憲政來鞏固他身為總統的權力,但是憲法實際上卻限制了執政黨及蔣氏本人「完成使命」的能力;於是為了因應這種情況,便又通過了一部所謂《臨時條款》,其中暫時凍結《憲法》當中某些部分的實施,包括對總統任期的限制在內。

國民黨人在面對中共武裝叛亂的情勢下,竟然因為美國方面與國內的雙重壓力,而決定在此時實施憲政,白崇禧之後認為這是鑄成大錯。「美國常犯的一個大錯,是拿他們的民主加諸於他國。」他在接受口述歷史訪問時解釋道:「(來華主持調處國共衝突的)馬歇爾要我們實行民主政治,要我們成立聯合政府,認為我們是大黨,不能壓迫小黨,實際上都是拿他們的標準來衡量我們,不知共產黨的厲害。」

然而,蔣介石認為政府當前形勢空前嚴峻,其主要原因乃是國民黨未能實現創建者孫中山的理想所致;倘若蔣氏的見解是正確的,那麼這個時候國民黨還能做些什麼亡羊補牢之舉呢?眼下軍事局勢如此危殆,哪裡才是黨、政、軍改造重建之地?而既然蔣氏現在已表明願意下野,誰又能出來領導這個改造事業呢?

上述最後一個問題的答案,可說是毫無懸念:蔣介石本人將會親自領導黨的改造事業,身為國民黨的黨魁,他現在被迫辭去總統職位下野。下野對蔣氏個人而言是失敗,也是恥辱,但他將會捲土重來、東山再起。在此之前,蔣已有兩次因故辭職下野:第一次在一九二七年(當時那次下野也是由於桂系方面施加壓力所致),第二次在一九三一年(因為他在應對日本圖謀侵略中國上的立場太過軟弱,引起公眾輿論的憤怒)。現在第三次下野,當務之急是把握時機,盡一切努力,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國民黨政權的生存、改造和復興。

在下野之前,蔣必須顧慮好幾項因素。軍事方面,國民黨與中共爭奪中原及長江北岸平原地帶的淮海大戰,雖然注定慘敗,卻還沒有完全結束。國軍前線指揮官杜聿明率領麾下殘破不堪的軍隊,儘管彈藥告罄、飢寒交迫,以至於「吃樹皮草根,燒房屋、被服和家具以取暖」,卻還在奮戰當中。蔣不願意在此時下野,打擊官兵的士氣。他同樣也不願意因為自己下臺,使得北平的傅作義提早結束那已是半公開祕密的和平談判,向共產黨獻城投降。他也警告在武漢的白崇禧:在軍事局面如此危殆的時候與共黨談和,將招致慘痛後果;而此時唯有團結一致,才能度過難關。如果蔣氏下野,必須是為了黨和國家而下野,而且必須是主動下臺。

由於南京已暴露在共軍兵鋒威脅之下,因此將重要軍事資產、政府的黃金和外匯儲備、以及國家藝術文物珍寶盡可能遷移到安全的地方,同樣也十分要緊。蔣不但打算將它們遷移到共產黨勢力所不及的地方,同時也要避免自身陣營內政敵的奪取,尤其是桂系的領導人,因為蔣擔心桂系可能拿它們作為和毛澤東「謀和」的籌碼。

蔣介石決定將這些資產、文物轉移到臺灣去。在蔣氏還未宣布自己願意下野以促成和談之前,他已經任命親信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長子蔣經國為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以確保能確實掌握這座島嶼。接下來的三個星期,他將陸海空三軍的重要後勤機構,以及大部分的空軍、許多海軍艦艇,外加大批武器彈藥(其中包括美國提供的軍火),都盡可能以船運轉移到臺灣。

陳誠當時五十一歲,是蔣介石的浙江同鄉;蔣、陳的首次相遇在一九二○年代,那時蔣氏是黃埔軍校校長,某日夜巡校舍時見到了擔任教官的陳。根據一種說法,因為日間重度操練,所有人很快就入睡,宿舍寂靜無聲。但是陳誠卻還醒著,他寢室內仍亮著一盞孤燈。蔣校長經過時,並未驚動陳,他悄然推開房門,看見陳誠正專心致志地研讀孫中山的著作,當即對這位青年留下深刻印象。

陳誠對於從政國民黨人的貪汙腐化有嚴厲批評,而他本人則證明是蔣氏麾下最有才幹、也最忠誠的將領。他在接到臺灣省主席的任命時,起初頗為猶豫,不願接受,但蔣說服他接任,並建議他不需聽命於南京,因為李宗仁很快就要成為政府首腦(譯按:蔣於一月七日致電陳誠,對其就任深感欣慰,對陳提出希望中央充分授權的要求大部分責成各單位配合,並賦予陳更多權力,如駐臺陸海空軍及中央遷臺機關概歸陳誠統一指揮;並囑陳誠「不可多發表意見,免人誤會。」參見:「蔣中正致陳誠電」,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28-026;林桶法,《一九四九大撤退》,頁四十七至四十八)。

蔣介石正快速將大批資源轉移到臺灣,此事已不是祕密;實際上這樣的動作也很難掩蓋隱瞞。據《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報導,基隆港內「中方船隻麇集,載送來大批官員及其他撤離人員,由於他們數量過多,不得不在碼頭上並排四列。」而臺灣「似乎正成為一座大軍營,等候(蔣)的到來。」然而,如果就此認定蔣因為大陸上的失敗,已經決定退守臺灣,似乎有些為時過早。此時他仍然在探索各種可能的選擇方案,而他也必須如此,因為壞消息正接踵而至。

淮海戰場上,解放軍終於消滅了杜聿明率領的最後兩個兵團,這對國軍來說是沉重的打擊。「現在南京的門戶洞開了,」加拿大駐華外交官穰傑德(Chester Ronning)在日記裡寫道。一月十日,杜聿明被俘,此後他將在共產黨的戰俘改造營中度過十年囚牢生涯,直到五十四歲時才蒙中共的特赦。淮海戰役是所謂「三大戰役」中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一次,國民黨在長江以北的政、軍力量幾乎盡被摧毀,估計國軍有三十二萬餘人被俘、十七萬一千餘人戰死或負傷、另有六萬四千餘人倒戈。蔣介石麾下的中央嫡系精銳部隊,在此役中幾乎全部被打垮。

幾天後,北平東南方的港埠天津被共軍攻陷。天津是匯聚華北、東北、西北等地的主要商業貿易樞紐港口。由於前兩年內戰造成的動盪,天津的經濟本就難以回復舊觀,等到林彪大軍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圍城之後,更是實質上完全停頓。天津守將陳長捷下令全城遍築堡壘防禦工事,準備與共軍進行逐街爭奪的巷戰。和北平一樣,守軍緊急在跑馬場和馬球場闢建一條狹長的跑道供飛機起降。林彪曾致函陳長捷,勸他開城投降,但是陳決心效法蘇聯元帥朱可夫(Georgi Zhukov)死守史大林格勒的戰法,誓言抵抗到底。英國駐天津總領事指稱陳的這種對比「完全錯誤」。總領事向倫敦報告,當地英國僑民社群的一種心態是「共產黨越早進城越好」,而且「幾乎全城百姓」都企求和平。天津市長杜建時拒絕搭乘蔣介石派來接他離開的專機撤離,反倒答應天津商界、金融界領袖的請求,繼續堅守崗位,以維持地方秩序。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解放軍向天津市中心發動猛烈攻擊,二十四小時過後攻陷全城。「我們都經歷了一段既忙且亂的時光,」救世軍(Salvation Army)的年輕傳道人瑪麗.萊頓(Mary Layton)在遭遇整整一個月被她描述為「晝夜不停砲擊轟炸」的日子後這樣寫道:「一月十四日一整天,從早晨開始,可怕的嘈雜喧囂聲一直不停,持續二十四個小時。市區西南角被夷為平地……。翌日清晨六點三十分,……(我們家)的院裡擠滿了士兵。」

陳長捷兵敗被俘,而他麾下的九萬官兵,以及大約兩萬由東北入關逃難到天津的民眾當中,許多人也做了共產黨的俘虜。據估計約有三萬六千餘名國軍成功撤退到上海。市長杜建時也成了俘虜:杜的妻子是中共地下黨員,她向共軍通風報信,致使其夫在市區裡「祕密住處」門口被俘獲。接下來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陳長捷和杜建時兩人都要在監獄裡進行「學習和改造」。

由於補給北平的港口現在已落入中共控制,北平這座被圍困的故都看來已無法再繼續堅持下去。而目前仍在政府手中的幾座內陸重鎮,像是山西太原和陝西的西安,情形則更為不利:兩城的補給原本都仰賴天津出發的鐵路或空中運輸。共產黨人很快就將獲得的勝利轉換為宣傳攻勢:他們恫嚇國民黨對手,解放軍可以部署壓倒性的優勢兵力,在激烈戰鬥後拿下城市――這就是「天津模式」;或者也可以透過談判達成協議、或不戰而降,以「和平解放」模式來接管城市――這種情況很可能出現在北平。

蔣介石不為所動,他囑咐麾下將領,無論和談是否開始,都要積極備戰。一月十四日,南京召開一場軍事會議,討論長江防線作戰計畫,重點聚焦於蔣氏在新年文告中稱「政治中樞所在」、誓言「以全力實行決戰」的京(南京)滬(上海)地區。白崇禧刻意缺席這場軍事會議,國外觀察人士稱此舉為「溫和的抗命」(polite insubordination)。無論如何,蔣已經委派他的另一名親信將領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負責保衛關鍵的長江防線。

幾天以後,蔣加強了他個人對國內若干要地的掌握。他任命幾位可堪信任的高級將領,分別出掌廣州、福州和重慶的軍政長官。其中,廣州是華南的重要港口;福州是福建省的省會,隔海與臺灣對望;重慶則是幅員廣袤的內陸大省四川的政治中心,在抗戰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在蔣看來,對臺灣的種種籌劃都是在預備將來,他還沒有放棄大陸。但現在他已做好下野的部署準備――至少在名義上,把政府權力移交給副總統李宗仁。

蔣低調地引退下野。一月十八日清晨,蔣經國找到乃父的侍從祕書周宏濤,告知總統即將引退,返回家鄉溪口――溪口在上海南方、是浙江寧波附近的小鎮。蔣經國告訴周,要他做好隨侍其父到溪口的準備。周宏濤回憶,蔣介石在引退前的最後日子裡異常安靜,似乎是因為近來的政潮與挫敗而心力交瘁。「他是孤獨的,沒有人可以為他分憂,他必須承擔一切。」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蔣介石穿著未佩掛勛章的樸素卡其布軍常服,來到位於國防部大院裡一處小會議室,向早已群集於此的黨、政、軍高級官員講話。「中正在元旦發表文告,倡導和平以來,全國同聲響應,乃時逾兼旬,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極,因決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戰銷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他向他們說道:「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宗仁)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隨後,蔣氏換穿傳統中國仕紳常見的藍色長袍、黑色馬褂,搭乘一輛車牌號碼為「一號」的黑色凱迪拉克轎車,啟程前往南京明故宮機場。抵達機場後,他立即登上以目前人在國外的第一夫人命名的「美齡號」專機。下午四時十五分,「美齡號」起飛。經此一別,蔣氏此生再未能履足南京,再也沒能重返這座他於一九二八年定都、已經成為國民黨政權代名詞的首都。

九十分鐘後,蔣氏一行在杭州降落,臺灣省主席陳誠和浙江省主席陳儀在機場迎接。再過幾天,陳儀就因為私下與共產黨接觸謀和,而遭蔣下令逮捕。「這樣重的擔子放下來了,心中輕鬆得多了。」在返回故鄉的前夜,蔣如此對兒子說道。翌日清晨,他搭機飛往寧波,然後改乘汽車完成返鄉最後一段里程。蔣返抵溪口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是獨自在母親墓前沉思。蔣的引退「象徵著二十世紀動盪歷史中又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時代》雜誌如是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四億六千多萬的中國人,即將落入共產主義的統治。」

作者是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和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名譽教授。他在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八年間擔任牛津分析國際顧問公司(Oxford Analytica)的負責人和《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的中國特派記者、特約撰稿人,他是中國歷史專家,也是《現代中國:崛起的夥伴大國》(Modern China: A Companion to a Rising Power)的作者。他目前正在撰寫香港第十七任總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爵士的傳記。


書名一九四九
作者:何傑明(Graham Hutchings)
出版社:時報
出版時間:202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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