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願化身石橋,但我不願意:再論柯文哲的美中橋樑說

劉又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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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欲攻總統大位的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又以「盼台灣是美中溝通的橋梁,而非對抗的棋子」為引,暢談自己的兩岸論述。柯文哲的「橋樑說」,可謂自「要平衡,不要對抗」後的另一組白話文兩岸政策。在這裡,我們暫且放下「柯氏國際關係力學」經常自顧超越社會科學這種在「柯學宇宙裡不入流學門」的屈辱感;卑之無甚高論地,我們來談談柯文哲這次的「橋樑說」。

事實上,橋樑說基本因為過於白話,不僅沒有任何理論縱身,只能用「兩大之間難為小」這種老嫗級成語來一筆帶過;勉力為之,就算我們生搬硬套了傳統行為科學浪潮下的「戰略三角論述」來對橋樑說進行分析時,柯氏國際關係力學也沒辦法說出台灣這座橋樑,究竟要如何從「結婚型」的戰略三角(台美友善、台美同時與中交惡),轉向「羅曼蒂克型」的戰略三角(美中交惡,台灣與美中友善)。只有類似溝通、善意這種空話,但卻不敢說出,到底要拿哪些東西跟中國交換「來自祖國的善意」

我們甚至可以發現,橋樑說的新意,也遠遠比不上四年前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強調「台灣要當棋子還是浴缸塞子?」的「塞子說」。有鑑於柯文哲的兩岸論述基礎比韓國瑜還缺乏新意,又比傳統的戰略三角理論更缺乏理論基礎,因此本文想從國際關係理論的「層級關係」(hierarchy)概念,來闡述東亞的「層級國際秩序」;並且,以此分析台灣在這個層級秩序的位置,既不是棋子、也不是塞子、更不是橋樑,而是一個以中國為核心區域層級國際關係是否存在的「快篩試劑」。

層級國際秩序的概念

1970年代,國際關係理論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開始風行於美國外交與國際關係界。新現實主義強調主權國家對外行動有普遍性原則,都受到權力結構所制約。其代表性人物Kenneth Waltz強調,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間最大的差別就是,國內政治秩序是一種具政府與民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層級秩序」(hierarchy);反之,國際秩序則是一種缺乏政府統治力的「無政府秩序」(anarchy)。

但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社會建構論代表人物Alexander Wendt,曾於1995年,在美國頂尖期刊《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發表了一篇頗具理論顛覆性的文章,並針對上述Waltz的分析做出挑戰。該文指出,「層級關係」或「層級秩序」(hierarchy)概念的對照組,應該是「平等關係」(equality),而不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因為只要是缺乏一個最高權威的政府能執行強制力的狀態,都可以稱之為無政府狀態。所以國際政治的現實情境無時無刻都是無政府狀態,但這不代表這種無政府狀態內,就不會有層級關係或層級秩序的發生。而在無政府狀態下,政治體間的互動,在名義上(nominal)或法理上(de jure),可以是正式的(formal)層級關係或平等關係;同樣的,無政府狀態下,政治體間也可以有實踐上(de facto)或非正式的(informal)層級關係或平等關係。

近代主權國家體系下的國際秩序,強調法理上的主權國家對等,但實際上各個國家卻有大小強弱之分。所以,主權國家體系就是一種法理上平等關係,但實踐上層級關係的國際秩序;反之,歷史上經常出現於世界各地的封建體系,其中有宗主國(強國)與附庸國(弱國),雙方之間法理上的關係就是不對等的層級關係。但實際上,強國卻不能霸凌弱國,雙方在不對等的法理秩序中各安其位。所以實踐上,雙方卻是處於一個相對平等的國際秩序中。

所以,因為Waltz的理論假設過於狹隘,讓我們無法透過他的理論框架,對真實世界政治中長期存在的帝國或霸權,以及帝國的附庸國或霸權的扈從國,這些存在於國際關係中的「層級國際秩序」進行解釋。甚且,對應到當代東亞時,我們也可以發現,無論是美國霸權在東亞區域,以及整個印太地區想要維持的「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或是中國在東亞區域想要復興的天朝秩序、天下體系或朝貢貿易,都可以解釋成一種層級關係或層級國際秩序在東亞區域內的展現。

美國的層級國際秩序與台灣

雖然「台灣要宣布獨立成為各國所承認的主權國家,藉此加入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社會」幾乎是幾代台灣人的悲願;但若從層級關係或層級秩序的概念來看時,東亞的「主權國家性格」,其圖譜並沒有我們想像的如此清晰簡單,就有一個平等主權國家組成的俱樂部,正等待我們取得會員資格然後加入。因為,二戰後的東亞在美國的強勢領導下,其實就是一個「正式的平等」與「正式的不平等」共存的狀態。

也就是,雖然各國都承認主權國家平等原則(正式的平等),但無論是《美日安保》或《美韓同盟》,美國所負擔軍事上的權利義務,基本上遠多於日韓。而且,日韓軍隊按照相關條約內容規定,還需受到美方制約;同時,日韓也同意美軍在領土範圍內設立基地駐軍。因此形成了一種名義上、形式上或法理上的「不平等條約」。琉球甚至在1970年代末期的「沖繩返還」以前,不只是美軍基地的範圍,甚至整個島嶼都是美軍的「類殖民地」;美軍在此地更享有「治外法權」。

舊琉球古國。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所以,在東亞目前以美國為主要霸權的現狀下,其實「正式平等與非正式不平等」集合成的「主權國家秩序」成分相對較少;反而多數時候,更像是「正式不平等與非正式平等」集合而成的「層級國際秩序」。持續研究近代東亞國際關係史的韓裔美籍學者康燦雄(David Kang)就認為,在19世紀末西方船堅砲利進入東亞以前,曾有一個以大明與大清帝國為核心,400多年長期維繫東亞各國穩定關係的區域層級國際秩序存在。

康燦雄在論述這個以近代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層級國際秩序時,也曾提到,當代美國在拉美佈建的國際秩序,其實也是某種層級國際秩序。但若用層級關係或層級秩序的概念,來看待美國在東亞的行動時;我們可以發現,當代美國與近代中國雖然秉持不同的意識形態與立國精神,但相對於儒家論理與漢字文化淵源的明清核心;一個以民主理論與英語文化連結的美國核心,也在持續發揮層級國際秩序的維繫力量。

在這個以美國為核心的東亞區域層級秩序中,對華盛頓而言,一直以來困擾的議題就是,「是否要為了保衛台灣與中國發生衝突」。而這樣的問題,若是反著看,則會變成「失去台灣究竟會不會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讓其他東亞國家也應聲倒地。若不會,則放棄台灣也沒差;若是會,那才應該有「是否應該保衛保衛台灣」這個問題的出現。

而棄台論者最喜歡用「美國在越戰後失去越南也沒有在東南亞造成骨牌效應」來回應質疑「放棄台灣會讓美國盟友喪失信心」的聲音。但反對者則認為,越南當時已分裂成南北越,南越貪腐成性可謂「失敗國家」的典型。這種「失敗國家的失敗」,責任在自己不在他人。盟友不該也不會把南越的失敗與滅亡怪罪在美國頭上。

但當代台灣做為某種程度上的「典範」,無論是華人社會「開出」民主的轉型國家,或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型國家,更遑論有大量高科技集中研發與生產的矽島國家。所以相對來說,若美國連這種表現良好、理念相近、價值相同、甚至利益都一致的盟邦,都沒有辦法好好保護,那就是以國際輿論與霸權威望為代價,在降低美國自己的信用。

但對經常引用康燦雄理論的一些棄台論專家來說,美國若主動將投入台灣的防衛承諾,轉移至加固日韓的駐軍;兼且各國「有默契的」,將台灣納入中國的勢力範圍,維持台灣現在這種「有國家權力」但卻「沒有主權國家權利」的「類國家」(quasi-state)狀況。那麼,基於長期以來,東亞各週邊各國與強大中國互動的經驗,各國會根據歷史慣性,「路徑依賴」的容納(accommodating)或管理(managing)一個再度強大的中國對區域之影響力,並從中適當的啄取自身利益。

中國的層級國際秩序與台灣

因為對中國而言,歷史上明清時期的藩屬:朝鮮與安南,今日已成為主權國家。北韓雖在政、經、軍上全面依賴中國,但它也不是一般的附庸國。一方面,核武做為最低成本的方式,保障了北韓政權的穩定延續。核武也使金氏家族和伊朗,能避免如同他們的「邪惡軸心」小夥伴利比亞格達費或伊拉克海珊,被美國軍事力量輾壓後滅頂;另一方面,大韓民國(南韓)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已於1991年,根據聯合國安理會702號決議,同時加入聯合國。

事實上的軍事權力足以捍衛政權、法理上的主權地位足以維持國家。對北京而言,當北韓也沒辦法被視為一般的附庸國時,中國要維持一個外觀上的層級國際秩序,卻需要有一個附庸國作為基礎時,台灣就成為擔當這個附庸國最適合的對象。康燦雄就曾提及,台灣作為一個「類國家」而存在,是美、中與其他東亞國家的共識與默契。對美國而言,台灣如同古代琉球的「兩屬」狀況,也未必不可,此舉並不顛覆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東亞層級國際秩序。只是琉球既屬大明與大清,亦屬日本薩摩藩;台灣則既屬中國、亦屬美國。若以清帝國的層級國際秩序來看,當代台灣的類國家狀況,正好介於明鄭與安南和朝鮮之間,更接近古琉球。

因為現狀下,台灣既是美國的保護國(軍事保護台灣不受中國入侵),也是中國的附庸國(經濟拉攏台灣不全面親美)。不過,因為中國夢的自我膨脹、美中大國競爭的螺旋上升,以及烏俄戰爭下,不斷明面化的全球地緣政治衝突風險,這種「兩屬」的現況,正在快速消失。無論是近期G7集團會議對台海狀況發出聲明,或是耶魯大學學者Stephen Roach強調要設立一個共管台海問題的「中美秘書處」,都是各國想將台灣重新推回「美中兩屬」的「類國家」嘗試。目的就在讓以美中為核心的兩個層級國際秩序,能夠安然並存在於東亞。

台灣不是棋子、不是塞子、不是橋樑,而是快篩試劑

但事實上,相較於美國而言,「丟掉台灣」對中國來說,是更為無法承擔的壓力。因為對美國來說,就算台灣的類國家地位消失,美國失去了國際威信;但美韓同盟與美日安保的條約依然健在,美國並不會因為台灣的丟失,因此完全喪失東亞層級國際秩序核心地位的基礎保證;反之,對中國而言,台灣的類國家地位,卻是以中國為核心的層級國際秩序依然健在的唯一象徵。北韓或其他上海合作組織國家的關係,並沒有日韓與美國之間,這種條約上法理的層級關係。所以,台灣若是取得主權國家的國際地位,則以中國為核心的層級國際秩序等於蕩然無存。

也就是說,一旦台灣地位的變化,打破了東亞各國認知台灣作為類國家的共識默契,這就表示,中國作為東亞層級國際體系核心的事實不存在。而這樣的認知,會讓東亞各國本來習慣於歷史經驗而對中國核心認可的路徑依賴,轉向至對中國實力與文化影響力的懷疑。

從此,這些東亞週邊國家,有可能集體轉向扈從於美國、對中國進行抗衡。從這個觀點看,各國判斷應該與否或甚麼時候加入美國抗衡中國,其實和台灣的選擇息息相關。若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層級秩序是一種病毒,那台灣作為類國家與否的國際地位,就是這種病毒的快篩試劑。類國家維持則病毒陽性(中國核心層級秩序存在)、類國家成為真的國家則病毒陰性(中國核心層級秩序消失)。

所以,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願化身石橋,受五百年風吹,五百年日曬,五百年雨淋,只求她們(美中)都能從橋上經過。但我們不願意。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選擇至關重要。關乎你我、關乎東亞、關乎美中。我們的能動性遠大於橋樑、棋子、塞子,而是美中關係、東亞區域局勢的快篩試劑。

只要我們願意,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層級秩序是否成立,其實操之於你我之手。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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