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獨裁的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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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主政體就是這麼誕生的

在恐怖政治之後

歷經希庇亞斯的獨裁恐怖政治後,雅典人深切感受到必須建立一個能遏止僭主政體的機制,而西元前五〇八年的「克里斯提尼大改革」,正是這個想法的具體實踐。

在希庇亞斯流亡後的政權鬥爭之中,有一位廣受民眾支持而當上執政官的人物,那就是身負政治世家純正血脈的名門貴族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他的祖父是知名的西錫安(Sicyon,位於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ian)半島北部、科林斯西北的城邦)僭主,克里斯提尼自己則是相當於民主派系黨魁的存在。他施行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僭主再度出現、並且確立民主政體。

他首先解散過往有利害衝突的四大部族,再重新編成十個部族。「十部族制」可以提供更多人參政的機會,每一個新部族都包含舊的四大部族成員,讓組成更趨於平均。

然後克里斯提尼再以十部族制為基底,從每個部族各抽選五十人,建立了共計五百人組成的「五百人會議」(boule),視會議為討論國家實際營運事務的場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它防範獨裁的觀點:會議規定成員任期均為一年,且禁止連任,一生也只能再任職一次。

克里斯提尼還採用防堵獨佔公務特權、權利的方針(十人同僚制)。比如他為了避免將軍職(strategoi)獨佔功勳、受眾人擁戴,就改由各部族選出一人,共計十人來共同擔任將軍職。

而這一連串改革都是立基於新設的行政單位「區」(demos)。克里斯提尼統整自古以來已自成共同體的村落,將雅典統治範圍下的阿提卡(Attica)全區重新劃分成規模差不多的一百三十九個區。接著以這些區為基本單位編成十個部族,奠下了克服獨裁的民主政體基石。

各區由區長負責管理區民戶口名簿,只要是上面記錄滿十八歲以上的所有男子,都有參加公民大會的資格。再者,除了全體公民的「公民大會」之外,各區還會召開「區民總會」,在此談論日常生活課題。

不管人民現居雅典何處,所屬區均應歸於創設區域制度之時、其父系祖輩所登錄的區。是以在改革之前,大家原本習慣彼此互稱為「某某之子某某」,改革後就改稱作「某區的某某」了。

「Demos」一詞原指村落、或是在那裡生活的民眾,自克里斯提尼改革以降,便轉為堪當民主政體基石的行政劃分區域。於是「民主」(democracy)一詞就此誕生,意即由「民主式公民團體」(demos)來「統治」(cracy)。

用投票來流放惡人

克里斯提尼執行的各項改革中,最有名的即為「陶片放逐制」(ostracism)。這可說是克里斯提尼對獨裁僭主的防患未然機制,也象徵著他的民主政體目標。

「陶片放逐制」到底是怎樣的制度呢?那就是當雅典公民認為某個人物有化身獨裁者疑慮時,便能將他的名字刻在陶器碎片上提名。如果該名人選的提名陶片超過六千片,即可冠以動搖民主政體的危險人物之名,對他處以最長十年的國外流放。

「陶片放逐」是克里斯提尼改革的重點,似乎也可當成民主政體的代名詞。可是該制度在實際層面上反倒淪為政爭的工具:例如他們會把政敵領袖的名字刻記在陶片上,有時根本無關對方是否有成為獨裁者的危險性,只是單純不滿就在陶片上刻字提名,並且呼朋引伴一起投下流放票。因此陶片放逐制不一定能發揮正確的功能,也就是擔任從獨裁者手中守護民主政體的防波堤。

在現代的選舉,我們是要選出能夠代表公民的合適人選(假如有得選的話),但克里斯提尼想出的系統卻是要選出「應該排除的人」。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在於此乃不記名投票,無從知道誰是告發者,導致陶片放逐制度被利用於派系鬥爭,不是選出對國家有害的危險人物,而是要剔除自己的絆腳石。

這裡似乎又有我們應該學習的教訓了:現今的社群網路服務和網路上,到處充斥光憑真偽不明資訊來貶低討厭對象的言論。這就如同過去用來防範獨裁的陶片放逐制遭到惡意濫用一般,社群網路服務和網路似乎不見得可以導向優良的政治。事實上,關於陶片放逐制能發揮多大功用這點,多數研究者都是抱持否定意見的。

說起曾經被陶片放逐的案例,據傳包含波希戰爭的英雄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在內共有十二人。其實克里斯提尼自己也吃過陶片放逐的苦頭,曾被流放了一年。

以上姑且不論,光就他們能刻下欲放逐之人名來投票這一點,即可顯示當時雅典公民書寫文字的狀況。縱使不是全員識字,也足以想像其識字率有多麼高了。說來說去,若是貴族或一部分的平民沒辦法解讀文字,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就無法成立。至於這些刻下公民政治發表意見的陶片(ostracon),我們今天可在雅典的「古市集博物館」(Museum of the Ancient Agora)中看到實物。

戰爭助長民主政體

民主政體起於梭倫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再使其前進了一大步。在西元前四六二年時厄菲阿爾特(Ephialtes)執行的改革中,又將歷史可遠溯自城邦草創時期的貴族委員會「戰神山議事會」的實權剝奪殆盡,改以「五百人會議」和「公民大會」取而代之。在那之後,最低階層公民也被賦予擔任公職的資格,直到西元前五世紀中葉左右時,雅典民主政體的制度終於大致完成。

但是,無論怎麼去整頓制度,只要身為主角的民眾缺乏政治意識,民主政體就難以運作。倘若包含下層公民在內的全體公民沒有萌生肩負國政、自己國家自己經營的自覺,那麼克里斯提尼苦心建構的民主架構也只能是紙上畫的大餅而已。

那麼,雅典究竟是怎麼完成具有真實意義的民主政體呢?其實就是靠「戰爭」製造契機,他們與進攻希臘世界的大國波斯開戰,亦即所謂的「波希戰爭」。

西元前四九〇年的第一次波希戰爭以馬拉松戰役為代表,主要是採陸戰形式。在戰爭中最活躍的正是以重裝步兵之身參戰的富裕公民。誠如前述,一個城邦公民必須身兼防衛國家的戰士,還能自備參戰所必須的武器、裝備。無力自備武器的下層公民,就算從軍也只能做後方支援,從事搬運物資、拉車程度的工作,不能瞭解前線狀況。他們對於波斯是何等強大的國家、本國到底處於何種危機並無實感,也無法提高對國事的興趣或關注,以及身為國家一員的意識。

直到第二次波希戰爭(西元前四八〇年),上述狀況才有了大幅改變。希臘城邦聯軍在馬拉松戰役好不容易取得勝利,而敗給小小城邦的大國波斯企圖一雪前恥,正虎視耽耽地等待機會。果不其然,十年後便爆發了第二次波希戰爭。

第一次波希戰爭以後,雅典為了應付往後戰役而打造戰船,這可歸因於雅典在近郊的勞里安礦山(Laurium)發現了銀礦,並藉礦業開採賺得豐沛的軍用資金。

還有當時的雅典領袖泰米斯托克利亦主張強化海軍力量──儘管雅典國內也有出現要求將開採銀礦所得財富分配給公民的聲音,不過泰米斯托克利告訴他們:波斯先前在陸戰吃了敗仗,接下來肯定會率領海軍再度攻來,所以增強海軍是我們的當前要務。

話雖如此,下層公民卻不知波斯的可怕之處,於是泰米斯托克利施了一計,他告訴大家:敵人就是隔著薩拉米斯灣(Salamis Bay)相對的鄰近島國愛琴娜島(Aegina),好讓民眾眼中看得到一個真實存在的敵人。泰米斯托克利靠著詭辯贏得民眾支持,其海軍主張也成功奏效,為希臘城邦聯軍拿下第二次波希戰爭的勝利。

雅典憑藉海軍力量獲勝這一點,對於完成民主政體來說至關重要。而其中關鍵就在於雅典所擁有總數約一百或兩百艘軍艦的船艦構造。

此時他們打造的雅典戰船叫做「三列槳座戰船」(trireme),船身最下層需要大量的人力來划船。戰船上方是以戰士身分參戰的貴族及富裕公民,無力自備武裝的多數下層公民就擔任下方划槳手。當民眾都成為保家衛國的一員、目睹戰爭現實的時候,他們就會萌生要用自己雙手來守護國家、創建國家的意識──這可是打陸戰時想都想不到的。

第二次波希戰爭的海軍主張成功助長了克里斯提尼所創造的制度,終於能讓雅典民主政體正式運作。我在本書第二部要談的羅馬亦是如此,「參加戰爭」是推動民主化的重大契機。

對現代日本人來說,自然是不願作為戰爭的一員。然而綜觀世界史,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這種全面戰爭以前的社會,確實有些歷史案例是採用某種形式參加戰爭,經由擔任國防戰鬥之職來喚起人民對國政的關切,藉以形成公民自覺,並連結其權利主張。

「不苟言笑的男人」及其盛世

以雅典為首的希臘城邦聯軍兩度在大戰中擊敗波斯,雅典也在爾後的伯里克里斯(Pericles)時代確立了民主政體。

伯里克里斯於西元前四四三年的選舉獲選將軍職位,統領著西元前五世紀後半的雅典。他是創建民主政體規範的克里斯提尼姪女之子,也和繼承克里斯提尼改革並持續推進的厄菲阿爾特是好友。

有此一說,伯里克里斯雖是翩翩美男子,還有天生雄辯之才,卻是個「不苟言笑的男人」。關於雅典的民主政體理想目標,伯里克里斯曾留下一段演說,在此向大家介紹:

「我們的政體並非因襲鄰邦的制度,我們不僅追求一個理想,更要成為一個典範。這個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乃是因為權力掌握在多數人手中而非少數人。在我們的國家,當有私人糾紛發生時,依法規定人人都有平等發言的權利。不過一個人是否能以才能卓越出世,並不是依循毫無差別的平等,而是根據世人對其能力之認可,給予相應的高等公眾地位。就算出身貧窮,只要能成為對城邦有益之人,那麼貧困就不會造成他的阻礙。我們將盡情享有自由,且致力於公眾服務;我們無須活在日日相互猜疑的目光之下,可盡情享受自由的生活。即便鄰人追求他的快樂,我們也不會對此生氣,不會對於沒有產生實際損害的事情感到不快、冷眼相待。我的個人生活不會與眾人相互掣肘,然事關公眾之時,便深以違法犯禁為恥。我們總是追隨時任者,尊崇法律,尤其不忘尊重那些保護弱者的法律、以及能喚起眾人羞恥心的不成文規定。」

修昔底德(Thucydides),《戰史(上)》,久保正彰譯、岩波文庫。

世界最早的民主政體訴求如此高尚的理想,至今仍留存在我們這些現代人的記憶裡面。

雅典民主政體的光輝五十年

伯里克里斯這番演說的背景所在,乃是採取抽選制度的直接民主政體。雖然有一部分要職是用投票選出,掌管政治、行政的執政官還是由抽籤選出的九人組成合議制。任期以一年為限,不可再度重複擔任。

除此之外,為了能讓貧窮公民獲選民眾法庭陪審員、或五百人會議成員時,能夠安心專注於公務,伯里克里斯還導入了薪水制度。由於薪水乃公費支付,所以也制訂限制公民身分的法律,稱之為「伯里克里斯的公民權法」,規定往後只有雙親皆在雅典出生者才有公民權。但此舉又致使雅典公民權封閉,實際情形我們留到下一章再說明。

伯里克里斯擔任將軍職大約十五年,其前後五十年可謂雅典民主政體的全盛時期。此時已與波斯和解,並在國內實施民主,國力也相當充沛,同時建造了帕德嫩神殿(Parthenon)和海羅德斯阿提卡斯劇場(Odeon of Herodes Atticus)。

那麼,統領雅典民主政體的泰米斯托克利與伯里克里斯,他們跟受到民眾支持而成為僭主的庇西特拉圖,有什麼地方、或是怎樣不同呢?

如前所述,僭主庇西特拉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多數人」民眾的盟友,然而他吸取了「民眾的不滿」,趁勢當上僭主,換句話說,他的統治即因應民粹主義(populism)而起。另一方面,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里斯並未遇上民眾不滿的狀況,他們是明確表達「國家需要什麼」、藉以說服民眾,我認為這種政治手腕即使在世界史上也屈指可數。

庇西特拉圖的獨裁僭主政體也有好的一面,獨裁政體的強項就是高層可以判斷與決定任何事情。只要遇到一位真正賢明的僭主,就不會被民眾的聲音拉著走,可實行國家必要之大事。就像前面所提過的,雅典之所以能在庇西特拉圖的時代擴充國力,或許就是因為他身懷「足以實行獨裁的才能」。

說到底,領袖才能這一點在民主政體上亦同,如果有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里斯之流的領導者應該就是好事。只是一旦沒有他們,民主政體可能就會像溜滑梯下滑般走向衰敗。事實上,雅典在伯里克里斯之後的歷史足跡,就留給我們這樣的教訓。

最重要的是,不管獨裁還民主政體,若喪失優秀的領導者,接下來的有力人士一定會趁勢利用民眾的不滿崛起,釀成淪於民粹之危機。

我絕非忽視民眾的聲音,而是認為經營國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見識,關於這點我將在第二部詳細介紹。羅馬元老院貴族正是上述有識之士的集合,相對地,民眾可能與之匹敵嗎──這個提問從亞里斯多德開始,諸多智者也都做過討論。

作者為歷史學者,專長古代羅馬社會史。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早稻田大學特聘教授。日本的古代西洋史研究雜誌〈KODAI〉的總編輯。任日本西洋古典學會委員、地中海學會常任委員,東大退休後專職寫作。著作甚豐,已出版的繁體中文版有:《地中海世界與羅馬帝國》(八旗出版,2018)、《朕,都在忙什麼?帶你穿越時空讀歷史,一窺三十位君王的那些事兒》(2020)、《想讀通世界史,先讀懂羅馬史:教你快速讀懂長達一二○○年的羅馬帝國興衰史》(2020)、《爆笑世界史:潮讀45位名人反差,帶你一次上手世界史!》(2020)。


書名《獨裁的異議》
作者:本村凌二(もとむら りょうじ)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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