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請說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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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如果想要熟讀漢語，沒有慢慢學爬的餘裕，一切如同跑馬拉松，得用累人的步調堅忍不拔地長跑。當時使用的書面語仍是古老過時且風格特殊的文言文，是以數世紀前就不再有人使用的某種漢語口語為基礎。理解文言文絕不只是學習一種老派但仍算熟悉的語言，不像英語人士閱讀喬叟時代的英文，甚至不像學習拉丁文這種古老語言，而須具備深厚的國學知識，類似要記熟莎士比亞全集內容才能讀懂一首簡單的英詩。文言文非常注重引經據典，讀者若未飽讀詩書，往往難以讀懂文中所指。例如成書於宋朝的《三字經》是押韻的兒童讀本，其中文句就指涉了儒家大師孟子幼年的故事、一則經典的孝道故事，以及孔子後人孔融讓梨之舉；若不清楚背景脈絡，就難以理解文意。又如《三字經》裡有一段「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用的則是五代後晉時期一位父親教子成才、五子登科的典故。

文言文的用詞與當時中國境內各種語言的用詞已有極懸殊的差異，且風格極度簡約凝煉，幾乎所有的字都只有單音節，幾乎完全不用標點符號，且運用許多漢語口語中不再通行的謙詞敬語和其他語彙。很多字的發音歷經時代變遷有所改變，成為現代漢語中的同音異義詞，讓讀者更加大惑不解。趙元任後來以「施氏食獅史」為題寫了一首詩，巧妙總結了同音異義的課題，這句話的北京話拼音會變成「shi shi shi shi shi」。由於文言文與市井小民的日常口語幾無關聯，因此想精通文言文唯有苦讀一途，如歷史學家莫大偉（David Moser）所形容：「學習和精通文言文的難度高到極不合理」。文言文的高門檻對於仕宦之家頗為有利。菁英文化於是由文言文及其他繁多複雜的傳統主宰，文言文成了某種關卡，唯有最具決心之人能夠從低下階級向上流動或挑戰掌權者。

另外還有書寫系統本身的課題。非漢語使用者普遍認為漢字是象形文字，但這個印象有誤，其實漢字只有一小部分是象形文字。嚴格來說，漢字書寫系統應稱為表意（logographic）書寫系統，即每個方塊字（character）代表一個字詞或概念，相對於採用字母拼音和音節的書寫系統，不同的字代表的是在該種語言中的發音。（由於有些漢字包含表示讀音的聲符或具有表音功能，因此亦有語言學家不認同將漢語歸類為表意系統的說法。）無論在趙元任童年或更早之前的時期，一代又一代孩童如果想學會讀寫漢語，就只能耗費漫長光陰埋頭苦讀、死記硬背，不但要學數千個漢字的意思和唸法，還要學會每個字的筆順。

數十年來，中國的有識之士發現這些問題造成全國人民識字率難以提升，倡議應加以改革。他們特別主張以拼音字母或音節文字取代漢字或作為輔助，將有助於學習漢字。基督教傳教士從十九世紀就開始印刷刊行拉丁字母拼音版的漢語《聖經》，成效奇佳。雖然對某些人來說，降低漢字的重要性或完全放棄漢字可說是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根本難以想像，但在其他地區已經出現改革的先例。日本和朝鮮過去的書寫系統皆採用漢字，也經歷了類似的轉型，朝鮮自十三世紀開始以「諺文」（Hangul）取代漢字，而日本則在十九世紀晚期以「假名」取代日本漢字。然而在中國，抗拒類似改革的心理根深柢固，從中國直到日本和朝鮮各自發展音節文字之後數百年方始展開相關討論一事可以得證。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自然而然保守反動的心態，當某種事物存在已經太久，一般人多半厭惡改變，和語言相關的事物尤然。此外，漢字是其中一種最古老的文字，發展演變的歷史淵遠流長，中國人無可否認地熱愛漢字，也忠於漢字。國家富庶強盛的時候，由於漢字承載了悠久的優良傳統，人民可以盲目無視漢字或語言本身的問題，例如宋代史學家鄭樵雖然注意到梵文只要用幾道筆畫就能代表無限多種發音，卻仍不屑一顧並評論梵文「很簡單」，他斷言：「故天下以識字人為賢智，不識字人為庸愚。」

對於像鄭樵和其後繼者這樣的「賢智」文人來說，維繫複雜漢字系統和文言十分方便，既能減少須具備讀寫能力之職位的競爭者，也讓不識字的農民階級難以組織起來對抗讀書人。美國基督新教傳教士蒲魯士（William Brewster）曾在福建省傳教，他在晚清時撰文記述：

無論哪一個國家，僅有文人階級具有讀寫能力，而這個階級的成員會取得治理人民的權力並永遠把持大權，就如日升月落一樣天經地義。這樣一群人如果沒有犧牲無知且幾乎無助的廣大百姓，為自己量身打造政府體制，獨占所有政治果實，並且盡可能享受每種特權，那麼他們絕對是一群超凡脫俗的聖人。所以中國的政府是文人所有，文人所治，文人所享。

「不識字的各個階級自有意見。」蒲魯士接著寫道。

他們知道自己受到壓迫，而且深惡痛絕。但是他們的聲音沒有人聽見，因為他們無法透過媒體發聲。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來領導，他們沒辦法組織起來推動改革。只要黎民百姓敢怒不敢言，或偶爾爆發民變但很快就遭到鎮壓，只要情況允許，這些特權階級將會永遠遵循父祖輩的做法，壓迫所有在他們眼中目不識丁、如同草芥的人民。

在這股民怨和怒氣延燒之下，很快就爆發了拳亂，而拳民原本是將矛頭對準

清廷仕宦。

直到晚清末年列強欺凌的刺激之下，尤其是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敗於日本手下備受屈辱，主政者終於開始認真考慮停用漢字。「新中國的領導者得到了教訓，日軍行動之所以效率驚人，主因之一就是士兵識字，」另一名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寫道，「中國的士的權力並永遠把持大權，就如日升月落一樣天經地義。這樣一群人如果沒有犧牲無知且幾乎無助的廣大百姓，為自己量身打造政府體制，獨占所有政治果實，並且盡可能享受每種特權，那麼他們絕對是一群超凡脫俗的聖人。所以中國的政府是文人所有，文人所兵普遍不識字，如果只有漢字能學，他永遠都會是文盲。」

「切音字運動」應運而生，光緒帝甚至在一八九八年批准盧戇章提出的切音字方案，發展切音字的初衷是利用部分源自羅馬拼音的拼音字作為輔助，可以拼出不同的漢語語言和方言。然而慈禧發動政變，讓光緒成了有名無實的傀儡皇帝，切音字運動與光緒主導的其他改革推行不久即告夭折。

雖然關於既存的文言文和漢字系統受到諸多批評，但文言文有一項優勢，即確保幅員廣大的清帝國各地使用的文字一致。在京城草擬詔令文書的官員可以確定：即使是遠在廣東和新疆的臣民也能讀懂他們的文字，不過他們自己可能也得花上一番心力，才能寫出對方能讀懂的文字。漢字的發音有彈性空間，無論講北京話、蘇州吳語或廣東話都能唸（理論上用非漢語也能唸，不過文法是很大的問題），表示前述任何語言的使用者收到文書，都能理解用文言文寫成的內容。改革者倡議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為白話文找到生存空間，但卻有個風險：可能會破壞原本維繫偌大帝國的文字一致性。衙門裡通用的「官話」是一種北京話，其實也是一種方言，但在中國中部和南部一些地區，主要語言與北京話並不相近，因此能夠講流利官話的人不多，即使在百姓普遍會講北京話的區域，當地方言的使用往往比官話更為普遍。於二十世紀初期擔任香港總督的盧吉（Frederick Lugard）偏好在香港推行英語教學，曾提議可將英語當成全中國的官方語言，「反正中國各省人民並無共通語言，而漢字語彙也未與時俱進，無法表達現代科學的用詞和概念。」

趙元任幼時即隨家人旅居多地，七年內曾七次搬家，有機會一瞥中國語言的繁雜多樣，以及連帶衍生的種種問題。他的祖父於一九○二年辭世，趙家護送靈柩返回常州老家，趙元任發現老家的下人不會講北京話時大為震驚。當時他對常州方言所知甚少，他發現自己基本上無法和下人溝通時，大為困窘挫敗。

趙元任的祖父過世之後，趙家又遭逢一連串變故。一九○四年，趙元任尚未滿十三歲，他的母親因結核病纏綿病榻多年，終於不敵病魔。僅僅半年後，他的父親死於痢疾。親族長輩受託照顧趙元任，他在一九○六年搬到常州老家。他在短短數年間接連喪祖父、喪母、喪父，又多次搬往不同地方生活，也許旁人猜想他會痛苦崩潰，但他只是更熱切積極地唸書學習。他在常州上學時第一次學英文，也學數學和科學。一九○七年，趙元任被送到南京的寄宿學校，他原本就已展現優秀驚人的多語能力，到了南京之後又習得更多語言和方言。他也在南京第一次體驗到熱情投入革命的滋味，不過只是一場小型革命：在慈禧太后薨逝後舉行的國喪儀式中，他聽到師長要求學生「開始悲痛哀悼」時，和其他同學一起哄堂大笑。

趙元任在南京時認識了人生中第一位美國友人嘉化（David John Carver），嘉化幫助年輕的趙元任將英文練得更好，不過由於嘉化講英文帶著美國南方口音，因此趙元任一直有個錯誤印象，以為所有美國人都帶著同樣的口音，直到多年後訪美，才訝異地發現原來嘉化先生的口音「不是美國一般標準發音」。

趙元任得以前往美國，其實要歸功於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之役結束，清廷在列強逼迫下又簽了一份和約，條款中包括支付各國鉅額賠款。美國利用此筆賠款設立「庚子賠款獎學金」獎助中國優秀青年赴美留學。一九一○年八月，趙元任與另外七十一名年輕學子抵達上海，搭乘船名恰如其分的「中國號」郵輪展開漫長航程。在這群留學生離開前，美方於黃浦江畔的美國領事館替他們舉辦一場歡送會。美方人員簡單告知美國文化和上流社會的基本常識，例如要買一頂圓頂硬禮帽以備參加正式場合時戴上（趙元任對此建議聽若罔聞）。

趙元任出身世家大族，家境富裕，受過良好教育，和年齡相若的中國男子可說同樣見過世面，但他初抵美國，仍然在心理準備相當不足的情況下，受到劇烈的文化衝擊。他來自一個以農業為主、尚未邁入工業化的社會，連電燈都還很稀有，婦女裹小腳，男人蓄長辮，而他在啟程赴美數天前忐忑不安地割斷長辮。而他來到全世界科技最進步的國家，當時的美國經濟蓬勃發展，即將成為下一個超級強權。留學生在夏威夷短暫停留之後抵達舊金山，趙元任和其他同學只覺得目眩神迷。一九○六年的大地震和火災讓舊金山許多建築物化為斷垣殘壁，城市受到的重創仍清楚可見，儘管如此，舊金山依舊宏偉壯觀，呈現明信片上的典型美國大都會景象。趙元任預備前往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就讀，繼續東行所見景色就沒有那麼壯觀了，他心下暗忖為何高樓大廈全換成了破爛小屋，但很快便習以為常。他在康乃爾大學主修數學，期間聽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當時一名學生在校園內飛奔大喊：「好消息！ 好消息！」

辛亥革命讓慈禧發動政變斬斷的改革之路得以重新開展，包括語言相關的改革。一九一三年，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成立「讀音統一會」。讀音統一會的任務是制定類似清朝官話的「法定國音」作為通行全國的共通語言，新的「國音」既要具備文言文在各地一致通用的優點，也要有助提升識字率，為後續的語言和文字改革鋪路。中華民國的領導者從歐洲新興民族國家和日本獲得啟發，歐洲民族國家的建國基礎是「一國一族一語言」，而日本則在明治時期經歷類似的語言改革，有人認為日本之所以能大幅超越清朝，一躍成為殖民主義侵略國，即是因為語文改革推行有成。中華民國政府內部提議稱新的官方語言為「國語」，即是借用日文的「國語」一詞。

中華民國各省代表、蒙古代表、西藏代表及海外華僑團體代表齊聚北京開會商討，希望為六千五百個漢字建立一套標準發音方式作為「國語」的基礎。委員會裡湊齊了漢語語言學史上最自我中心的幾位人物，會議幾乎立刻就陷入激烈的唇槍舌戰。主席吳稚暉指出：「幾乎每位代表皆冀望名留青史，成為書面語大改革的創始者」，但是對於究竟該如何實行，代表們各執己見，難以達到共識。討論到要選擇一種既有語言當成國語的基礎時，代表分裂成兩大陣營，一派支持北方主要使用的北京話，另一派則是講吳語、廣東話和其他南方話的代表。當時在所有漢語語言之中，北京話的使用者人數最多，但南方代表認為應採用南方話的主張也相當強而有力：相較於南方話或其他漢語語言，北京話只有四聲，包含的音素較少。例如廣東話共有一千八百種音節，而北京話只有一千三百種音節，因此北京話的同音異義詞會比廣東話多，大聲說話時也比廣東話更容易造成混淆（不過聽者可根據語境中的諸多線索判斷，實際上會混淆的情況十分罕見）。

雙方陣營相持不下，場面很快就難以收拾。北京話陣營喊出「引南歸北」的口號，但被指為「強南就北」，難以促進雙方達到妥協。反對派以吳稚暉主席為首，吳稚暉個性很急，評價兩極。在早前一場關於儒家思想的辯論中，吳稚暉曾呼籲中國人「將古代典籍盡數倒進馬桶」，罵滿清皇族是「胡狗」，還稱已故慈禧太后為「老太婆」。他與領導北京話陣營的副主席王照尤其意見不合。在數次激烈爭吵後，吳稚暉大受挫折，最後聲明：「我受不了了！」並辭任主席。

王照的火爆脾氣不遑多讓。他繼任主席之後試圖化解僵局，一度提議採取投票表決，每省可投一票，顯然是耍手段讓人數居多的北京話陣營取得優勢。他也曾和另一名代表起衝突，起因是這名代表用上海話講「人力車」，王照卻誤聽成北京話的一句粗話，大怒之下將對方攆了出去，兩人差點大打出手。

最後以王照為首的北方陣營占了上風，大家決議以北京話為新「國語」的基礎。然而為了安撫南方代表，國語除了四聲之外，也會納入北京話之外多種漢語語言中常見的入聲，以及其他方言的部分文法。讀音統一會敦促教育部推動新的標準國音，並鼓勵全國各地官員協助推廣，同時為中小學制定新的國語課程。

此外，讀音統一會也制定一套標音系統來表示新定的標準國音。傳教士採用羅馬字母拼寫的漢語出版品十分成功，英語教科書和報刊採用的威妥瑪拼音系統（Wade-Giles system）也相當普及，許多學者也贊成採用類似的拼音系統。然而中國社會普遍對將漢語改為羅馬拼音的想法懷有敵意，很多人認為這樣的改變太過激進且過於洋化。讀音統一會於是決議採用章太炎設計的一套記音符號，整套共有三十九個符號，以古老的篆書為基礎。章太炎設計的符號系統即為現今「注音符號」的前身，源自篆書的歷史淵源非常討喜，既具備現代化特質，也未悖離中國偉大悠久的語文傳統，不過支持採用羅馬拼音的一派則擔憂，對於外國人來說太過陌生難學，在當前全球化程度日深的世界將構成推廣漢語的阻礙。（這番顧慮與清朝的主流意見可說是天壤之別，當時有一些清朝官員明說他們的目標就是防止外國人學會漢語。）

讀音統一會於一九一三年的諸多決議皆是妥協下的產物，注音符號也不例外，因此幾乎所有人都不滿意。由於南方代表的主張未獲採納，新的國音以北京話的發音為主，並混入一些其他語言的發音，注音符號無法用於標記其他漢語語言或方言的發音。保守派人士也堅持注音符號只能附加在漢字旁呈現，不能當成可能取代漢字的系統，由於害怕注音會被當成可獨立於漢字之外的系統，他們甚至刻意不在官方名稱中使用「字母」兩字。由於各界對使用注音符號興趣缺缺，因此北京的中央政府難以有效推行，社會大眾也未普遍接受，一名日本觀察家於一九二二年訪問幾位漢語改革家時就替他們發聲：「既然已經有各地通用且方便易學的羅馬字母，為什麼中國直到現在還要繼續堅持自創這樣的書寫系統？」然而即便如此，其他人仍舊覺得推行注音符號系統太過冒進。東北軍閥張作霖就認為，推行新的注音系統是要顛覆其政權的陰謀詭計，遂於一九二四年下令在北洋軍勢力範圍內禁用注音符號，其他相關命令還包括學校課文限文言文、禁止學者造訪鄉間，以及取締所有童子軍活動。

政治上的動盪紛擾讓注音符號的推行無以為繼。讀音統一會於北京召開會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逐漸屈服於袁世凱的影響之下，這位前清將軍是逼迫宣統帝溥儀退位的要角，與革命領袖孫中山就權位分配達成協議，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擔任總統期間，卻逐漸架空開明派盟友，謀畫將新建立的共和政體改為君主制，後於一九一五年稱帝，改元洪憲。孫中山與其他革命黨人流亡海外，試圖從海外發動第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凱，而國內各地野心勃勃的軍閥也起兵反袁。此時顯然不是推行重大教改的理想時機，讀音統一運動於是停滯不前。必須等到新一任共和國政府上台，方始有新一代的語言專家重新推動改革，其中就包括趙元任。

作者是加拿大最大報《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的亞洲特派記者，在英國的北威爾斯出生長大，大學時期負笈北上利物浦，曾先後搬到上海和香港。身為記者的格里菲斯曾在中國、香港、馬來西亞、韓國和斯里蘭卡為CNN、《大西洋》（The Atlantic）和《南華早報》等媒體進行實地報導。他的首部著作《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出版於2019年。本書為《環球郵報》年度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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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請說國語》
作者：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
出版社：臉譜
出版時間：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