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高等教育」只為「就業」——談青年教育的政策制定與當代青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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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為了更深入的學術研究？是為了崇高的價值創造及改革推動？還是為了適應勞動市場的技能養成？我想，百百種人、可能會有百百種論證與答案。

然而，即便我們對於高等教育的目的擁有不同見解，我們卻很習慣將高等教育機構進行排名。「年度最佳大學」、「私立學校排行榜」、「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 民間依照不同的標準，例如「社會聲望」、「學術成就」、「產學合作」、「國際化程度」等，將大專校院排列名次，影響並鞏固了學生選填志願的考慮因素。

為了排名靠前、為了爭取到更多經費與委辦計畫、為了吸引更多學子就讀等等目標，教育現場無不使出渾身解數，貼合勞動力需求而培育人才。這也影響到大學的辦學，民眾喜歡的系所與課程更開、民眾沒興趣的系所與課程更縮，學制與教學方法愈來愈依照市場利益修正。

然而這樣對於社會發展與創新是好的嗎？學校制度愈來愈往市場偏好靠近，這樣固然有助於企業利益，但是對於國家而言是樂見的嗎？

筆者嘗試透過本文，討論台灣高等教育的市場化現象，進而探究「高等教育」與「就業」的互動關係，最後回答青年教育學系當中，「放寬修業年限」、「強化學以致用」、「增加在職訓練」、「推動國際連結」的政策制定迫切程度。

「學習」為了誰？升學主義及高等教育市場化的難題

首先，在討論高等教育的教育方針制定之前，應該要先討論「學習」的目的。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之下，前九年的「國民教育」與後三年的「高級中等教育」，目的皆為提升國民基本知能，培養現代公民素養，提升國家競爭力並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然而，在升學主義的影響下，學生被所謂「考上好學校」的思想佔據，一心一意追求成績與學習歷程的展現，卻忽略了其他領域的人格發展及自我潛能的探索，例如過度追求競賽、獎項與營隊參與等，而沒有餘裕從事自己真正的興趣。

高等教育亦然。《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戴伯芬等，2015）一書中，林宗弘老師提及，一九七〇年代的大學被視為一種公共投資。大學所訓練出來的人才具有外部性，社會得以享受其研究成果，勞工需求者、個別廠商等也無需出錢培養大學生技能，因此此時大學的資金大多來自國家稅收，由國家資助這個「知識的公共財體制」。

一九八〇年代後，美國部分大學引進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經濟學觀點，主張大學學歷是一種自我投資，將其當作商品向大學購買，且認為大學應該面對類似市場機制的競爭，逐漸自負盈虧；至於學歷這個「商品」，則應該讓學生與廠商自由選擇，並以市場機制決定其價值高低。

千禧年後，面對全球經濟衰退與資本主義競爭，各國開始吸引資金投入科技產業發展，政府也鼓勵學校與民間資本合作，產生「知識經濟」和「創意經濟」。債務負擔日漸增加的政府，無法繼續投資大學這個公共財，因此許多工業國家推動「評鑑制度」、「產學合作」，減少高等教育經費、提高學費，同時期待私人資本進入校園能夠創造出新的科技成長。這就是「學術資本主義」（academic capitalism）的擴張。

企業與校園的合作，在台灣並不少見。比較近期的案例是高苑科技大學，因財務狀況惡化，在 2022 年公告列為專案輔導學校，若未能在公告期限內改善，下一學年度將全面停止招生，並於學年結束時停辦。對此，2023 年 05 月 31 日的新聞指出，台灣鋼鐵集團向高苑科大捐贈 2.8 億元，今年年底前再加 1 億元。校方表示，未來校名計畫改成「台鋼科技大學」，高苑科大畢業生也有機會優先錄取台鋼集團的實習與工作。

另外，《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也在 2021 年施行。這部法律為了促進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之創新、提升國立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效益、強化產業競爭力，排除多達十三部法律在大學校內的適用，使產業能夠更有效地參與大學產學治理。

企業與學校合作，拉近學生與企業的距離，這固然是美事一樁；但是，企業藉由捐助款項給大學，在校內開設產學合作課程、成立學院，甚至參與校務運作，是否將會增進企業對校內事務的話語權，進而使大學更加受到企業牽制？換言之，學校直接依照企業的需求，為其培養人才，學生畢業後直接進入該企業工作。雖然保障了職涯發展與穩定的工作，但是這是否代表著，大學的研究成果與人才培育將完全為企業所用？這樣強調企業導向的高等教育，對於社會發展是否有助益？

學生為了受到學校青睞而刻意挑選有助升學的生涯規劃、高等教育市場化與公共化的困難抉擇，如今在教育現場仍然不斷地受到反思與辯論。

青年教育學習強調就業取向，是利是弊？

回到本文主題，靑年教育學習，如「放寬修業年限」、「強化學以致用」、「增加在職訓練」、「推動國際連結」的政策制定迫切程度為何？

對於後三者，我樂見其成；我認為，在學習時，如果能夠了解知識於職場的應用狀況，並且適度地與國際互動交流，將能夠有助於學生找到自身定位，規劃職涯發展。

但是對於「放寬修業年限」，我則抱持著保留態度。

近年來，簡化學位取得程序，儘速投入職場，似乎是大專校院的趨勢。這樣的現象背後隱含著的其實就是前段所提及的「高等教育市場化」：學位只是商品，學生來學校受到其「買到的」教育，獲得畢業證書之後，立刻投入職場，成為勞動力。

高等教育的功能，絕非只有教學與學位授予而已，更多的時候其實是人際之間的交流、人格的養成、學術資源的取用，以及找到自己未來想做的事。「縮短在學期間」的政策，雖然增進了學位取得的效率，但是在這種「去蕪存菁」的學習之下，被放棄的可能就是通識教育課程、選修課程、人際互動等。

當學習不再強調博雅，「應付就業市場」即為足夠，我們如何能夠期待高等教育發揮推動社會革新的使命？

當然，在校期間的縮短也不能當然地代表學習品質的降低；如同在校期間的拉長也不代表學習品質的保障。學習方式更加多元、活潑、強調實作，當然對於學生是有幫助的。但是，如何在「就業導向」與「學生個人發展」之間取得平衡，教育政策的制定仍須多多思量。

當學校成為工廠——青年的「未來」與「現在」

在升學主義與迎合求職市場之下，學生進入校園，彷彿在工廠輸送帶上面，被塞入一個一個的模具，產出一個一個「好用」的員工，畢業後即可以直接進入產業，為企業所用。

台灣人的整個學生時代都在張望「未來」，沒有餘裕活在「現在」。為了未來考上理想的高中職，所以現在要努力認份讀書；為了未來考上理想的大學，所以要創造學習歷程、累積紀錄，當然還要維持成績；為了錄取理想的工作，所以在學生階段必須不停追求實習機會，以便未來「快速適應職場」。好似我們的十二年學習經歷，只為了讓我們能夠錄取好學校、找到好工作，人生中除了工作沒有其他。

在這樣的社會中，青年需要的是「現在」，一個能夠探索自身立足點的機會，而不是教育階段的全部都在為了「未來」做準備，反而錯失了青春年華。因應瞬息萬變的社會動態，青年的學習固然必須更加多元、兼顧理論與實務運作，但是絕對不是為了迎合勞動市場而削足適履。大學應該要扮演社會的學術研究中心、學生自我發掘的場所，應如何與企業互動、如何在理論與應用中取得平衡、如何接軌國際，至政府的教育政策應如何制定，才能夠將大學資源的效益最大化，皆是必須謹慎思考與討論的重要議題。

作者為臺灣學生聯合會副秘書長、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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