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強化獨裁統治的風險及挑戰

洪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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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習近平全面掌權的歷史偶然

我們要了解習近平統治的政治策略與思維之前,必須要先了解習近平的歷史任務,從時間軸來看,習近平強化獨裁地位的開始,可以說是從2017年發動修憲開始,直到2018年修憲成功最為關鍵,中華人民共和國取消了國家主席連任一次的限制。

鑑往知來,第二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德國納粹政權希特勒,以及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俄羅斯總統普丁,都是用取消任期制來鞏固獨裁政權,這對於西方國家來說,是做為檢視一個國家開始走向或強化獨裁的重要指標之一。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現實的必然:習近平強化極權統治

2022年底,中共進入二十大階段,習近平的政治報告中,高呼2049年要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然而,就現實的生命曲線來看,2049年時的習近平已高齡九十六歲,基於生命的不確定性,所以他又提了一個中程的目標,要在2035年落實「社會主義現代化」及「共同富裕」目標,這兩個新的概念,可以視為是習近平強化獨裁地位的統治思維。

端看習近平所提出的遠大目標,他立論的基礎從何而來?因為習近平的史觀認知,一再展現出百年必有世界大變局的發生,1900年的八國聯軍占全世界當時GDP五成,2000年八大工業國(G8)GDP也有五成,只是把八國聯軍奧匈帝國換加拿大。但2018年時,G8的GDP佔了全球的下降到34.7%,而中國就佔了16.8%,代表東升西降,又舉例來說,中國的人均所得如果能達到美國的一半,那中國的經濟總量就會是美國的兩倍,因為中國人口數是美國人口數的四倍,進而推論中國的影響力假定會高出美國的兩倍。

歸納習近平的「中國夢」就是要打造「東昇西降」的態勢,而且中國作為世界最大市場的能耐,必須透過「2025年中國製造」及「2035年中國標準」等思維來實現。那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又有何不同?從習近平的視角來看,中國施行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凸顯出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差異,中國認為西方的現代化已不可行,過去三百年的時間,西方的現代化僅有12億人口的高收入國家,只佔了全球的15.8%,但是,反觀中國的現代化卻可實現全球18%人口的高收入,顯然,習近平打造強國的思維中,不斷強調人口、經濟總量來區別與西方的不同。

事實上,中國皇權時按血統分配,中共取得政權之後,採取計劃經濟按勞分配,在改革開放之後部分的人先富,部分的區域先富,而決定誰先富或哪區域先富,上層是按照權力分配,中層是按資本分配,而最下層才是按勞動來分配。因此,中國官場的權力一直都很大,改革開放之後放任資本主義發展,習近平把資本家的權力收回,這就是按資本分配的用意,這也對應了過去一甲子中國經濟發展所累積的分配嚴重不均現象。

從中國已固性化的分配架構,習近平要在2035年實踐「共同富裕」的目標,必然會面臨到三個陷阱,包括「毛澤東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及「修昔底德陷阱」,其中特別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此外,中國要達到「共同富裕」必須先解決國內目前面臨的三大困境,包括東西部發展不均、所得發展不均及城鄉發展不均問題。

以習近平打擊補教業為例來看,「雙減政策」名義上是減輕父母經濟和小孩學習的壓力,但是,本質要解決是階級問題世襲的固化,因為高所得的小孩勢必能享受更多社會資源,而習近平壓縮補教業的發展,達到平等的表徵下,反而卻是凸顯社會不公平的現象;習近平的雙減政策,卻是讓收入處於最後10%的家庭,小孩進入高中的概率卻是低於平均9.3%,教育開支因而漸少了21%,學習時間也下降了9.19小時;相對於收入前10%的家庭,其小孩收入高中的概率上升了5.3%,教育開支增加了高達67%,每周平均學習時間則是上升10.37小時。

單就習近平推出的雙減政策,事實上並沒有帶來社會平等的效果,反而讓兩個極端階層的差距愈來愈大,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中國社會開始瀰漫著「讀書無用論」的氛圍,甚至教育機構將英文課程改為習近平思想的洗腦課程。除此之外,中國內部經濟也同時爆發潛在的房地產危機,當前在中國擁有房地產的人幾乎都是負債累累,許多中國民眾反映出教育無法讓低所得的人翻身,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又持續攀升,甚至許多省分為了解決青年就業問題,走回計畫經濟時期的作法,提出了青年下鄉政策,這都凸顯出習近平執政的荒謬。

極權衍生「習近平停滯」的經濟問題

習近平的統治壓力又有著難解的地方債務問題,中國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針對中國地方債務的研究,他認為GDP升遷指標、「城鎮化」、「基建」是造成地方債嚴重的主因,過去政府推動城鎮化的政策根本是本末倒置,該研究提出正常的城鎮化發展,應該是自然而然所形成,而不是以政策及計畫性目標來推動城鎮化,這樣所帶動的經濟成長是短期,且成為地方政府表現政績的工具,而卻累積了地方債務不斷增加的事實,2020年全中國的地方債已高達90兆人民幣。

由於地方官員為了達到GDP成長的目標,「公共投資」及「基礎建設」是常被中國政府拿來促進經濟數據增長的手段,因此,改革開放開始,地方不斷爭取來自地方的政策挹注,彼此間也相互競逐,「諸侯經濟」不斷投入推動許多效益不高的基礎建設資源,而「城鎮化」就成了提油救火的措施,進而讓地方債務黑洞不斷擴大且深化。

中國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對於中國地方債務問題,他提出了三個解決方案,首先,地方債務由中央來承接其中的20%,而習近平確實也在今年(2023年)十月時,提出了一兆人民幣的特別國債來試水溫緩解債務危機,習近平的假設是,如果這藥方有效就會繼續進行且擴大,倘若如此,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極有可能大量發行國債;其次,是採取「延期債務」的做法,從原本十年的債務償還期限拉長延至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第三個建議便是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可用的資產,形成新的金融工具進一步讓政府有能力來促發經濟發展,而這也是為何有傳出企業被追稅及要求收回土地的傳聞,許多在中國投資的台商曾反映,在中國設廠的土地被地方政府追回。

無論如何,從地方債務的現況來看,一旦中國對內的基礎建設出現風險,政府的投資力道不如以往,那必然會直接影響到地方的GDP表現,進而蔓延至對社會就業的問題,這都顯示出習近平目前內政急需解決的問題,而也會是他第三任期內的重中之重任務之一;換言之,習近平在強化獨裁的同時,他的統治問題會跟著浮現,而出現所謂的「習近平停滯」現象,倘若中國在今年以經濟成長5%為目標,在中共二十大時期,又一直維持低速且緩步下滑的成長趨勢,那麼要解決高失業率、經濟停滯的狀態將更為困難。

小結:面對中國 台灣更要與全球友善同盟

由於中國正面臨著內外交迫的壓力,國際社會泛起對中圍堵與去風險的氣氛,中國內部又陷入經濟低迷難以復甦的現實挑戰,習近平的統治思維勢必會因為接踵而來社會經濟問題,進而開始轉向統治模式,而這從2023年11月在美國舊金山所舉辦的「拜習會」便可窺知,習近平似有向拜登示弱、放軟的跡象,這也可以視為中國在走向強國的路徑上,會有「策略轉向」及「步驟調整」的意味。

但中國的政治生態,從中央到地方都是瀰漫著「向黨中央看齊」的自我約束,以及以目前中央強壓地方跟黨走的做法,已不同於過去「以經濟發展為硬道理」的狀態,地方政府想要招商,但中央可能會有所限制,而習近平又強調「安全」的重要性,就算商業部門想要吸引外資進入,但國安部門的管控力道成了反作用,類似這樣矛盾狀況已是當前「中國的常態」,且一直存在。

基於此,習近平在外部環境不佳的考量下,改善國際關係或調整美中互動並非首要之務,反而會利用民族主義的情緒,讓經濟不好的壓力轉嫁在美國對中圍堵使然,進而對內進行宣傳及訴求。對台灣來說,必須思考如何利用「習近平停滯」來創造往後可能八至十年的發展願景,善用有利的國際情勢,並融入全球的產業鏈重組趨勢,這並不是與中國脫鉤,而是與西方國家有著「去風險」的共同意識,台灣產業能鏈結國際,並搭上全球「友善同盟」的列車,是我們需要努力及推進的方向。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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