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之後，要回我們應該有的公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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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末，媒體及文化研究學者Justin Lewis跟Sut Jhally在《傳播學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1998年媒體識讀特刊裡，寫了一篇有點寂寞的文章。在媒體識讀領域一片行為科學與文本取徑（textual approach）的安全康莊大道旁，Justin Lewis跟Sut Jhally指出，只分析媒體內容而不去檢視其文本生產的政經文化制度，根本動不了社會既有結構的權力與控制，連瞭解都摸不上邊。除非進一步把鏡頭拉遠，去了解某些媒體訊息為什麼在那裡，誰可以說話誰不可以說話，訊息為誰生產，有甚麼樣的限制與缺席，這樣閱聽大眾才能開始面對媒體背後的「政治真實」（political reality）成為公民，而非產業在商業設定下的消費者。他們把這樣的主張稱為「脈絡取徑」（contextual approach）。

逼近到如同阿圖色揪出意識形態背後的社會階級或集團的教育法，連這兩位作者都承認這個取徑有點「不安全」、「但是很誘人」，因為它讓受過媒體識讀教育的人從利益與權力關係的框架中檢視媒體及其生產，產生其政治動力。

台灣媒體生態背後，大多不堪聞問

這樣的知識倡議終究面對許多政府的意興闌珊，因為要了解媒體文本生產背後的利益與權力關係網絡，就必須有一定程度的媒體所有權透明度（media ownership transparency），然而不僅歐盟少數國家近兩年才開始立法，美國及加拿大目前只在公民倡議跟研究計畫階段，台灣的某些媒體在資金移轉跟股東變來變去上更是一團迷霧。在迷霧的同時，台灣近年卻也有不少（網路）新聞媒體紛紛成立，其中不少媒體背後的政商關係與資金來源令人費疑猜，在網路新聞媒體的經濟模式仍待建立與健全的時機下，這些出資者成立媒體的原因，大多是財團找保護傘，或是為了選舉衝聲量的輿論話語權搶奪。

是的，大家沒有聽錯，不是為了公民的多元發聲與意見交流，不是為了更了解台灣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歷史的本土與全球真實而凝聚共識，而是赤裸裸的權力與利益競爭工具，拋開典範之後不想再演的一些或一群馬其維利。在已有或仍未查出的中國對台媒體滲透與資訊戰的環境裡，台灣的媒體公領域實是逐漸縮小之中。

自由之家2022年出版的台灣民主自由度報告中提及，儘管台灣在去年五月時疫情案例增加，但數字仍是全球偏低，並且是少數防疫成功的國家。因此媒體在選舉時配合政治人物的疫苗及病例指控，而非切實地檢討、探知防疫政策下未能及時支援的民眾及其他因疫情而失常的日常，僅是偏離事實的競選工具，並沒有辦法讓我們對兩年疫情下的其他職業、社群、人們有更多的了解與同理，有下一次如何改進的想法。

媒體都失去追索全部當事人的意願

選前三立跟民視長達一週瘋狂報導高虹安的助理費弊案，然而不僅觀眾幾乎忘了新竹市其他兩位候選人的名字，也沒聽過新竹市民對自己的城市到底有甚麼想法；大家不斷的透過四叉貓得知助理們被剝削的狀況，但是新聞應該訪問的是當事人，即使這些助理們的訪問經過變聲、不露臉都好，我們希望從他們的語言中抓住事件的真實感。在過去反同遊行中亂入以顛覆反同正當性的四叉貓是後現代的二元極端化解，但在各種已有受害者與吹哨者的不同事件中反覆出現的四叉貓到底是新聞報導裡的甚麼？

這些新聞或節目為什麼不採訪新聞來源，卻去採訪一個仲介者、傳話者？其他縣市的縣市民眾，對於關切特定陣營勝選的主流媒體來說，又算甚麼？各陣營為了勝選而設定的負面選舉議題，甚至將公共資源侵占個人化報導，是見獵心喜，是宣傳，而不是政治監督與民主討論，有些政黨不意外，某個政黨則自砸招牌。而台灣民主失去最多的，是這些媒體的表現，已然不會比其支持的政黨表現更高明。

在媒體做為公領域的理型中，它不僅是意見領袖或有機知識分子（葛蘭西言）對公共事務及歷史時刻提供見解、所知、討論、與凝聚共識的地方，也是公領域菁英們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互動之所。哈伯瑪斯稱這樣的互動之所是民主的「知識空間」（epistemic dimension），是一個民主制度裡可以自我發展的知識體系。公領域中，媒體化的政治傳播如果做到下面兩項，審議民主的應然則有望達成：一、是一個獨立於其權力環境的自我規範媒體系統；二、媒體觀眾們可以對知識菁英的知情論述與公民社會對其反饋，做出回應。

回到上個世紀末有點寂寞的「脈絡取徑」，其實是逼迫我們面對各自政治真實中的媒體，產生改變的政治動力。它是歷史時刻裡，了解社會與政治真實的行動力量，不是政黨工具推播下的效果。希望我們仍有支持媒體獨立與改革的民主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