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史語所：新學術的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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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80年代是分水嶺

郝倖仔：您說要我一定瞭解1980年代的重要性，除卻五年計畫增加員額的因，2000年之後成績爆發的果，還給史語所帶來哪些方面的變化？

黃進興：這就像登山爬到臨界線，可以看到上山的這一邊，也可以看到下山要走的那一邊。1980年的史語所，就是這樣一條臨界線，前舊後新。我先給你講個故事。有一次我在華東師範大學訪問，茅海建先生和我有一個談話，他說90年代他曾經來臺灣中央研究院訪學，有一天晚上，在院裡散步，看到史語所研究大樓燈火通明。這麼晚了，大家都還沒有回去，都還在兢兢業業的努力，讓他很驚訝。

郝倖仔：那是臺灣經濟騰飛的時代，整個社會普遍士氣高昂。學人對學術有著極高的想像，彼此之間互相砥礪。

黃進興：另一方面，史語所老一輩的人，以所為家的情感和氛圍在那一代是比較重的。我七十歲了，我講的老一輩，就是80歲以上的。所以80年代之前，老史語所的味道很濃厚，所裡就是一個家庭。大家早上就來，晚上也多數來上班。彼此關係很密切。

郝倖仔：林富士說，燈火通明是真的。他讀研究生班的時候和李貞德，還有臺大一位學長，三個人想讀左傳，因為都做古代史，到處打聽左傳誰最厲害，都說杜正勝最厲害，也不認識他，就寫信去問，杜二話不說，那就來吧。每個禮拜一天或是兩天，晚上去杜正勝的研究室，他不收錢的。所以晚上去所裡讀書很正常。我又拿此事向杜正勝求證，他說晚上念書的確會念到12點之後，念到不知東方之既白，或是趴在桌子上睡，或是躺在椅子上睡，醒來的時候已經是淩晨四五點，外面已經有早起的人起來活動了。他個人最懷念的就是史語所1980年代的十年，那是他人生最幸福的十年。

黃進興：不是所有人都來，管東貴、黃寬重，還有語言所的李壬癸幾位先生都來。和我同輩的幾位常來的，其中一位已經過世了，康樂。那個時候的學者好像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消遣，或者說是寄託，生活空間就是在這個所裡面，自然而然就會以所為家。不少人一天上三個班。早上班，中午休息一下再上下午班，吃過晚飯還有個晚上班，一直做到12點甚至淩晨才回去，第二天早上再來。

郝倖仔：丁邦新先生看到我寫的夜如白晝這一段，說他自己老早就這樣，從二十多歲進所到做所長，一直堅持三班次，這個是有傳承的。特別提到史語所的伯伯們及父親的「全天候上班」。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作為住在研究院裡的孩子群中的一員，從初中到高中，就感覺「他們老上班著呢？」因為住在院裡，所以早上八點就去了，到了中午回家吃飯、小憩，下午兩點又去了。晚飯後，七點多又回去上班，晚上十點、十一點鐘才回來。天天如此，也像沒有週末。晚上走在院裡唯一的一條大馬路上，常聽見這樣的對話：「嘿！某公，吃完飯了？晚上上班去？」「吃完了，您吃了嗎？」「吃了！吃了！」就這麼吃完飯，上班，下班，回家吃飯。一天三次，周而復始。這許許多多、日日夜夜的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是有目共睹的，有歷史記錄的，為中研院早期的，尤其是史語所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深厚基礎，造就一批中外傑出的史學人才。

黃進興：丁邦新、李壬癸、管東貴都是1930年代生，杜正勝是1940年代生，我和林富士分別是1950和1960年代初生。確實是一輩影響一輩。

郝倖仔：黃寬重先生回憶，自己當年決定用一整年的時間閱讀一本書。1980年寫完博士論文之後，即用整整一年的時間閱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200卷，邊讀邊做筆記。對自己後來的南宋研究非常重要，也是人生裡面很值得回憶但不容易再追回的一段。林富士甫進所時，在外面找房子，杜正勝說，幹嘛找房子啊？就睡研究室好了。當然他沒有真正聽話，那樣太累了，會留的比較晚，洗澡什麼都不方便。

黃進興：那時候中研院也沒有食堂，出了院門之外有一些小飯店，也沒什麼好吃的，形態跟現在不太一樣。

郝倖仔：恕我直言，時至今日好像也無甚改觀。院內也就是學術活動中心集中了微風集團的一些品牌速食，也就是拉麵、漢堡一類，最高檔的就是日料。院門之外是研究院路，沿街的小飯店們，看起來還像八九十年代一樣。想吃頓正式的大餐，至少要驅車五公里去南港車站的Citylink Mall。

黃進興：學術活動中心的微風速食還是2018年剛引進的，之前你來的時候都還沒有。我很愛吃裡面的一風堂拉麵，經常去，怕這家店倒閉。

郝倖仔：那時候有一位普林斯頓的學長就住在附近，一群年輕人裡就學長一個結婚的，林富士他們晚上讀完書就跑過去，大嫂給他們煮宵夜吃。平日裡就是很單純的讀書，偶爾進城唱唱歌、喝喝啤酒，一點小娛樂，就很開心。

黃進興：老史語所還是師徒制的階段，好像一個family，大部份都是老師學生、學長學弟的關係，可能更嚴肅、更正統一些。老所長屈萬里生前有一句話，大家都熟悉，說中研院是他「活養死葬」的地方。這其實是老一輩人的共同寫照。相形之下，現在三四十歲這一輩年輕人，可能工作和家庭是相對分開的，學術研究歸學術研究，另外還有自己的家庭生活。要求他們以所為家，未必會接受，會說我在家裡也可以照樣做學問呢。這就是時代的氣氛吧。從我個人來講，我倒覺得年輕一輩活得更輕鬆一些。

郝倖仔：我把您這個「史語所夜如白晝、燈火通明」的典故，拿到所裡逢人便講，多相印證。學人回應各異，很有趣。我揀兩個說給您樂一樂。劉錚雲研究員說，那個時候確實幹勁很大，做到很晚睡辦公室也很常見，不過「燈火通明」並不代表都是日以繼夜，每個人工作習慣不同，有人白天工作，有人說不定是白天睡覺晚上用功。邢義田院士則說，他年長一些，已然結婚，夫人管得嚴，沒睡過辦公室；沒結婚的有不少睡過，王明珂當年最年輕，也沒結婚，但有沒有睡過辦公室，不曉得。我又去問王明珂，他說自己都是準時下班，但回到家裡還是在看書，所以經常被太太埋怨，有時工作忙，也會選擇睡研究室。

黃進興：就是有這些學人實實在在的努力，史語所在國際學術界的能見度，才可能不斷向上提升。我舉兩個例子，關乎我的兩個朋友。一個是曾經擔任過東京大學副校長、並剛剛當選日本學術院院士的渡邊浩教授。他曾告訴我，他在日本遠距離觀察史語所，這十年來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真的是蒸蒸日上。另外一位是你剛才提到的美國漢學家田浩教授。他在大陸學術界交遊廣泛，態度積極。有一次他在美國碰到我，說他可以看到史語所這十幾年來的國際地位不斷上升。史語所大概在1980年開始，進入一個重新起飛的時代。有人笑我說：「你的名字不應該叫黃進興，應該叫『黃中興』。那麼史語所就可以在國際學術界更加頭角崢嶸了。」

郝倖仔：這個打趣是對您的所長任期的認可。

黃進興：這就是從事學術行政有時能給人帶來成就感的地方。學術行政人員常常是無名英雄，容易被疏忽。因為我自己長期兼任學術行政工作，所以深知其中相輔相成的道理：研究人員的學術成就是離不開行政的努力的，機構內部、同仁之間應該給予適當的鼓勵與尊重，要給人家一個credit。

郝倖仔：我聽您的秘書們說，您對基層的行政人員都很是客氣，佈置個工作還要給他們鞠躬。

黃進興：史語所今天的聲望和影響是所有史語所人一棒一棒跑出來的。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這個老字招牌，給我們這些晚生後輩今天的發展和創新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當年語言所分出去之後，本來也有考慮是否要將原名「歷史語言研究所」改個名字。國際友人和大陸朋友都說，史語所這張名牌得來不易，千萬不要改。最後經過內部外部的一致反映，決定保持原名不變。以示感謝和紀念前輩同仁從1928年建所以來奠定的基礎。更希望能夠在老祖宗的庇蔭之下，堅持我們對學術的理想，繼續匍匐前進。

郝倖仔：名稱依舊，但是史語所的學風、師承、規則、走向都變了。

黃進興：史語所是個老所，舊規矩非常多，有好有壞。或者可以將1980年代之前看成是一個權威的時代。年輕人不要想講什麼話，只有聽的份，講論會上也是多來聽，少發言。那時候等級比較低的就是不發言。

郝倖仔：現在是所有人都發言，剛進所的助理研究員也發言。

黃進興：有一點要說明，80年之前用舊名額進來的那一撥人，像臧振華、何大安、黃寬重，還有一位已經去世的人類學組的宋光宇。他們當時進來的等級是助理研究員，就是講師一級的。沒有你說話的份，只是聽。以前都是學徒制，助理研究員要跟著所裡面的一位前輩，名義上你就是他的學徒，事實上這位前輩也不一定會管你。80年以後就不一樣了，為什麼呢？因為有幾年新體制還沒有產生，助研究員這一級還沒有用，一進來就是副研究員。到副研究員你就是一位獨立的學者了，你自己做研究就不會有人干涉你了。

郝倖仔：以1980年為界，前幾年和後幾年進所的人的心態是不一樣的。杜正勝說以他的理解，學徒制下的年輕人多少有小媳婦的心態。他1980年進來，當時的人類學組主任管東貴先生以副研究員聘他，他的心態就沒有小媳婦氣。許倬雲先生回憶更早十年二十年前的史語所時，也說自己當年實質上等於做學徒，而現在進所的同仁一則斷層，二則很多人到美國留學回去以後，按照臺灣文官制度，有了學位，一進所就當助理研究員，不是像做學徒。也就是說，在許倬雲先生心目中，那些1980年之前幾年進來的人，有了助理研究員的名頭，都已經不算是學徒了。而且他也認為，進所的人員開始兩年不許做別的事情，只許讀書—傅斯年先生在史語所留下的這個規矩，他覺得很好。

黃進興：1980年代的史語所可以說三代同堂。個人年代、背景不同，心態也不同。老史語所撤退過來的老前輩不少還在，中壯年的學者也已經成長起來，又應五年計畫進來一大批甫獲博士學位的生力軍，還有一些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助理研究員。最長者已逾九十高齡，新鮮人還有不到三十歲者，世代差異極大。學術背景更是迥異，老前輩多是早年北大被拔尖來的，亦有遷臺之後於本土養成之學者，更有剛從歐美、日本名校回來的，可謂濟濟多士。

郝倖仔：幾乎整個1980年代，皆為丁邦新先生任史語所所長，從代理到真除，做了八年。聊天時我感歎，新的舊的全揉在他任上，上面老輩還在，得供著；下面年輕人、新思想湧進來了。當時我話音未落，丁先生就提高聲調回應：「你這話讓我很感動，真正是我的知音！」在電話裡我都能感覺到他有一點小激動，好像事隔三十多年，那段分水嶺上的領導生涯還能讓他頗不平靜。他說假如屈萬里和高去尋做所長算第二代的話，底下就是他，他做的時候非常困難，因為老先生們很難伺候，哪個都是老師，至少是老師輩。加之他個人脾氣也不小，做了不少得罪人的事。得罪完了就算了，也沒辦法。他還特別強調，老先生大致都是相當有修養，說話也公平，但也有一兩位脾氣很大，比較尖銳，如周法高。丁邦新激動的語氣和他的點到為止，激起了我的好奇，我拿他的話去找王道還，希望挖深一點。王道還是1982年進所的，他說他親眼看到周法高拒絕退休，大鬧所長室，還寫有條陳，即不想退休的申請，其中一句：有大功於本院。我問何為大功？王說是參加過國際會議，他說周就是倚老賣老，因為當時的所長是丁邦新，周把丁當個小孩。我又問，語言組在董同龢與周法高二人之間，評價似乎更傾向董一些。王說，董同龢走得早，有時候人活得短也有好處，因為人的本性不到那個關頭是出不來的。我又讀到周法高早年的詩作，多次自言「疏狂」、「忤世」。當然可以理解為自嘲抑或是自傲，但是否也可以理解為，反正我自己都這麼說了，別人還能再說什麼。我又在《余英時回憶錄》中看出來，余先生很早就跟董同龢關係好。和丁邦新聊天，感覺他也喜歡董同龢。由此可以推斷董同龢是個比較純粹的知識分子，越是有事功智慧的人越容易喜歡他這一款。

黃進興：董同龢過世的時候是1960年代，史語所很平靜，沒有大事，那是歲月靜好的時候。

郝倖仔：還有一個類似的故事，就是李濟的養子李光周，在美國讀完考古學博士，準備回臺灣的時候，臺灣學界有一位比他年長的正教授打電話到美國去，叫他不要回來。張光直是從臺灣去美國的第一個考古學博士，留在美國沒有回臺；李光周算是第2個，但是回來了。所以在當時的臺灣考古學界，李光周就算是學歷最高的。李光周雖然沒來史語所，去了臺大，但與史語所也算是關係密切，臺灣學界就這麼大，故事都是相通的。

黃進興：李光周本不姓李，是李濟夫人家的人，李濟的親生兒子留在了大陸，在大陸為李濟出了全集。

郝倖仔：像這樣年輕人在圈裡受欺負的軼聞，還有類似像李濟剛一過世，藏書就等於是被人搶走，李光周打官司訴諸於法律，又把藏書拿回來，說到底因為他是李濟的養子，所以圈內不少人不把他放在眼裡。我特別向王道還求證一個問題：李光周有沒有沾到李濟的光？因為李光周是王70年代末在臺大讀書的老師，他乾脆的回答，沒有。我的問題就是個辯證法，很多時候我們認為沾了光的關係，事實上光未必沾多少，瓜落兒倒吃了不少。

黃進興：學術界其實與社會的面向很多元。尤其是臺灣社會，無論政界、商界、學界，通常都是在臺大等幾個本土名校，讀完基礎教育之後，再去歐美拿個學位回來，中研院這邊的研究人員又都在臺大這些名校兼課，所以臺大和中研院就自然而然成了人才集散地，但凡大陸聽著耳熟的臺灣籍名人，大多都有一點與之相關的履歷。

郝倖仔：王道還跟我聊了幾個丁邦新當所長時的小事。所裡有一位同事生活比較緊張，丁邦新跑去安慰他，還當面跟他講，你需要錢儘管開口。所裡還有一位同仁，一天到晚在研究室裡做研究，不肯回家或者說是忘了回家，夫人找到所裡來，丁邦新先把這位夫人勸走，再到研究室請這位同仁回家。這兩個例子是為了下一個例子做鋪墊—1985年王道還去哈佛讀博士之前，在所裡講論會上做報告，講唐代天文學，順帶批評了李約瑟，丁邦新特意來提醒他：「你這麼年輕，怎麼可以批評李約瑟？」—王道還自己也說，當然可以把這句提醒看成是愛護年輕人。但我感覺，他將這三件事情並置且排序的敘述邏輯，應該是不認同丁邦新用大家長的方式處理學術問題。作為旁觀者，我只能說，在這個分水嶺上，新的舊的揉在一起，這個所長真是不好當。

黃進興：總之，史語所是個老所，難免會有一種師徒之間學徒式的舊風氣。這又牽涉到史語所的另一個傳統，大家都知道傅斯年老所長提倡拔尖主義，即1937年之前，史語所只要北大的學生。當時他在北大教書，北大當然是最優秀。

郝倖仔：只有一個傑出青年是清華的，就是夏鼐。夏鼐考上牛津，要去英國學考古學，出國之前來史語所實習，被傅斯年派到安陽發掘現場。檔案裡有一封夏鼐1935年寫給李濟和梁思永的信，請教學業安排事項，因為留學期限僅定兩年，「如每校僅住一年，雖可廣泛受教於諸位大師，但對於學無根柢之人，恐漫無頭緒，所得反少；如專在一校攻讀二三年，從一名師遊，先讀基本科目，進而深求特殊研究，反倒更為系統。」梁思永給他的建議是，可先在倫敦大學攻人類學，以造成根柢，然後赴愛丁堡大學從Childe習考古學。這種計畫長在先求廣涉，熟悉考古學範圍內之各種學識，如欲系統研究，再以從學一校即可；並言赴國外習考古學之目的，一學田野工作，二學博物院保存古物之技術，三須注意人類學，四為參觀流入國外之中國古物。這些建議今天看來也是金玉良言，實錄以饗學子。（檔號：元545-2）

黃進興：夏鼐回國之後也是入職史語所，1949年沒有來臺灣，留在大陸創立了今天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周一良也類似。燕京大學畢業後來史語所任助理員，後被燕大推薦赴哈佛大學研究，臨行前也是向傅斯年請教注意事項及課程選擇。當然周一良和夏鼐都留在了大陸。這樣的例子老人們幾乎人人都有。所以說，史語所考古組的前輩們通過安陽發掘，發現和培養了一大批有田野經驗的年輕人，為兩岸的考古事業創造了有生力量。

郝倖仔：我看到您和杜維運先生合作編輯的《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選入周一良史學研究處女作—〈魏收之史學〉，此文首發於1935年的《燕京學報》，是周一良在燕京大學讀本科時的課程論文。

黃進興：老史語所裡有一個人才培養模式很有價值，現在沒有了。就是從碩士班在讀的學生裡，吸收優秀分子進所工作，培養兩年之後，送去美國讀博士，拿了學位再回來服務，成為大專家或者院士。年輕人進所確實有很多向老先生學習的機會。周一良在老史語所一年的時間裡，學問精進很快，因為得以與陳寅恪通信論學。當然了，後來周一良留在大陸，投身運動，批判胡適，又被陳寅恪寫諷刺詩，那就都是後話了。1999年，陳寅恪誕辰110週年學術會議上，周一良發表〈向陳先生請罪〉的發言。陳寅恪甫去世，史語所這邊也召開追思會，渡臺同仁共同緬懷。

郝倖仔： 於碩士進所的經歷，王明珂院士用「困學」二字來形容：因為是碩士畢業就進所，在所裡肯定是非常低的等級，也就是助理研究員進來。自己一邊做研究，心裡也知道，不出國讀個學位，是沒有辦法的。從進所直至出國之前的這兩三年時間，是一個「困學」的過程，即知道自己的不足，到了國外，就知道讀書要讀什麼，所以就像一塊被榨乾了的海綿，拼命想修課，想學新的東西。這跟出去就是為了讀個學位是不一樣的。當然沉潛期的自省和自察，勢必伴隨著青春的困惑和迷茫，方才稱之為「困學」。這個說法讓我很受觸動，採訪劉錚雲研究員時提及此說，劉幾乎是咬著牙說，他那是碩士就給挑進來的……。感覺潛臺詞好像是，「困學說」聽上去艱苦勵志，其實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因為碩士進來是天大的好事。

黃進興：碩士進來確實都是拔尖的。像王汎森、林富士，都是這個路子進來的。事實證明，也確實沒有看走眼。至於「困學」，在於個人的自我要求。

黃進興：關鍵是聽話。聽話是「學徒制」的表現，但也是惺惺相惜，是人與人的信任。年輕的時候，要跟對人，要聽話。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博士，美國史丹佛大學訪問學者，中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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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史語所：新學術的高原》
作者：郝倖仔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