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魂》的背後：戰後初期臺灣經濟的風起雲湧

431

《商魂》以國產實業創辦人林燈為原型，講述1950年代臺泥（劇中之華泥）民營化背後的商戰。劇中華麗考究的時代氛圍引起廣泛的注目，也不少人討論，到底劇中的五大家族，是否對應到真實歷史的臺灣五大家族？林燈的出身背景又是如何？為何苦苦追求臺泥董座大位？

本劇因劇情需求，將大多數的人物、事件改編，即便場景、角色設定依稀可以看出某些人物的影子，但與歷史事實仍有一大段的差距。然為保留觀劇的趣味，本文不打算從虛實對照的角度討論劇情與真實歷史的差異。而是要從主人翁林燈出發，旁及真實世界中他身邊的人物，來談談那個時代「商魂」們的故事。這些商人如何在時代的夾縫中，努力生存，在另一個政權統治下的臺灣站穩腳跟，開創新局。

誰是林燈

1914年出生於宜蘭員山的林燈，家族為當地望族，祖先自清代中葉起在當地開發土地、經營土地租佃、開設糖廍而發家致富。傳到林燈這一代（來臺第六代），林燈兄長林振標、林振炎、林永松等分別在臺灣、中國開設林商會、國產スレート（石綿）株式會社、永大公司，經營建材、請負（土木承包業）等產業。

1932年林燈自宜蘭農林學校畢業，至臺灣總督府營林所新竹出張所工作幾年後，在二哥林振標的安排下，至日本求學。學成之後，林燈投入兄長所創立的事業體，1930至40年代輾轉在臺灣、中國協助家族經營石綿業務，改良石綿製程。在1930年代末，國產已成為全臺知名的石綿廠。林燈在此經歷中，不僅培養多種語言能力，也結識臺南幫吳三連家族、上海企業家張敏鈺（嘉新水泥創辦人）、翁明昌（翁大銘之父，義新企業集團創辦人）等人。

二次大戰結束後，林燈從戰後的斷垣殘壁中嗅到商機，將事業觸角伸至水泥加工業，並很快在業界中佔有一席之地。不僅被政府聘任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礦處接收委員、監理委員，也被同業推舉為水泥加工同業公會理事長，政商關係良好。

1953年，當臺泥準備民營化時，林燈也摩拳擦掌，準備競逐其經營權。戰後初期臺灣的公營事業中，臺泥是少數未虧損的事業體，這是因為當時水泥為特許產業，需政府許可才能經營。若掌握臺泥的經營權，在當時幾乎可說是制霸建設、營造相關產業。但若從後來民營台泥第一屆董監事名單的政經背景來看，這對林燈來說，可是一場硬仗。

從臺泥董事名單說起

在臺泥民營化之際，臺灣省政府主席嚴家淦曾調查臺泥董監事的人際網絡、政治背景。其中人際網絡上主要分為林柏壽（董事長）、林燈（常務董事）、陳啟清（常務董事）三個派系，屬林燈派系多為各地建商、水泥經銷商；而林柏壽、陳啟清兩派，為首者分別出身自臺灣五大家族中的板橋林家、高雄陳家，其派系成員也延續其戰前以來的人際網絡，囊括臺灣各地著名仕紳、大地主，如陳啟清派的林猶龍（林獻堂次子）、林柏壽派的辜振甫（辜顯榮次子），臺灣五大家族已佔其四。而林柏壽派還有官方色彩的徐宗涑（臺泥公營時期之總經理）、黃煇（台電總經理）、吳三連（臺南幫成員、臺灣省參議員）；再加上未表態支持任何派系的顏欽賢（基隆顏家）。在臺泥董監事中，林燈派以外的成員，其背景、資本之雄厚不言而喻。

上述的地主、仕紳應政府耕者有其田政策，將大部分土地交由政府收購，其對應的地價則以七成實物債券、三成四大公司（水泥、紙業、農林、工礦）股票支付。這對於過往兼營土地租佃及其他產業的許多仕紳來說，要將大量土地資本投入新政府所經營的公司，可說是一場博弈。不僅四大公司的體質普遍不佳，且當時的政經環境也有一些隱憂。

像是在台泥將要民營化之際，政府強硬介入三商銀（彰化、華南、第一銀行）的經營，使得投資彰銀、華南的林獻堂相當憂慮：「自來民股之董、監人數比官股多，今上下相反，一變官股多於民股，將來欲變為官營易如反掌耳。」政府是否真的願意開放自由經濟？家族的基業心血會不會被整碗端去？

然而林家依舊願意投入這場豪賭，這是為什麼呢？這得從他們在政權轉換間所遭遇的打擊、彈壓談起。

在政權轉換間的「商魂」們

早在戰前，許多仕紳、商人因政治意識形態、經商等因素，前往中國發展、遊歷、結識國民黨人士，如上述的吳三連、林獻堂、顏欽賢、林燈等，或如著名的黃朝琴（陳啟清妻舅）、連震東、謝東閔等。其中有些人得到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以「半山」身分衣錦還鄉。但有些人在二戰結束、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以後，才發現雙方實如同床異夢，並遭遇嚴厲的打擊。

如中部首屈一指的大地主霧峰林家林獻堂，在戰後接連遭受二二八事件親友被殺、糧荒問題、土地改革的衝擊，不僅失去大筆資產，也對國民黨執政心灰意冷。1949年臺灣省政府推動三七五減租及大戶餘糧限期出售辦法，林獻堂試圖建言省主席陳誠延緩期限，減低地主壓力，但陳誠不但不採納，還在公開場合表示：「如有任何權勢違抗法令者，決嚴厲取締，絕不寬貸。外傳省委林獻堂首起違抗一節，純屬謠言，有意中傷，渠且保證林氏擁護減租法令，毫無疑問。」讓林獻堂不得不配合三七五減租政策。

而在臺灣金、煤礦業中為一方之霸的基隆顏家（顏欽賢），在二戰期間因日本為掌握金屬、煤等戰略物資，而透過《國家總動員法》、《有限會社法》，引入日系資本，介入顏家臺陽礦業株式會社的經營。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若按《接收日資企業處理實施辦法》，臺陽礦業很可能有大半戰前的日資股份會被列為官方資本，後有賴顏欽賢對於法規的理解與折衝，得以順利收購日方持有股份，保有經營權。

另一方面，過往熱心於地方事務的顏家，在二二八事件時，顏欽賢因擔任處理委員會委員，而被列為叛亂主犯，長子顏惠民也受牽連被捕。顏家花費一番功夫處理此事，雖然最後顏惠民被釋放、顏欽賢也被平反。但從顏惠民後長居日本來看，此事對於顏家的打擊可見一斑。

而在戰前呼風喚雨的鹿港辜家，也難以自外於時代的風暴。在二二八爆發前一年三月，辜振甫與林熊徵、陳炘、許丙等人，因政府懷疑「謀議臺獨」而被臺灣警備司令部拘捕，被拘禁於東本願寺、警備總司令部軍法看守所等處。隔年七月，辜振甫被判二年六個月有期徒刑。辜振甫出獄後，在林熊祥的介紹下，與嚴倬雲結婚，婚後避居香港三年。

辜振甫在香港期間，連襟葉明勳將其介紹給當時的黨國大老，包括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行政院長陳誠、經濟部長張茲闓，他們著眼於辜家在臺灣仕紳界舉足輕重的地位，希望辜振甫協助推動土地改革。他回臺不久後，1954年被派任為臺泥協理，並協助臺泥說服臺灣各大地主如姻親板橋林家林柏壽、霧峰林家林猶龍、張煥珪、基隆顏家顏欽賢、臺灣玻璃林玉嘉等人入股。

在此過程中，雖然有像林燈這樣摩拳擦掌，準備在臺泥一展身手的，也有飽經風霜，在半推半就下，將大量土地資本轉入工業的大地主。民營化後的臺泥，匯集全臺各地資本家，臺泥也成為他們交流投資情報的平台。往後如在台視、中視、國賓飯店、臺灣證交所、第一銀行、華南銀行、臺灣可口可樂公司等企業的經營層中，往往可以看到臺泥董事會成員的身影。臺泥民營化的歷程，可說是半部戰後臺灣經濟史的縮影。

昔日僅聞樓梯響，今朝終見人下樓

過往臺劇雖不乏豪門、企業的主題、場景，但甚少由此觸及企業與臺灣政治、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近年透過改編真實人物故事而成的《茶金》、《商魂》，其精彩的故事、濃厚典雅的時代氣氛，連帶引發大眾討論其所涉及的產業和政策背景。

今日能夠透過戲劇重構當時的時代氣氛及故事，必須要歸功於以過去縷縷不絕的家族史、企業史研究、人物傳記書寫。如黃富三、許雪姬、陳慈玉、戴寶村分別研究霧峰林家、板橋林家、基隆顏家、高雄陳家；謝國興長年耕耘臺南幫成員；洪紹洋對於日治、戰後臺灣企業發展的考察；或如通俗寫作中，司馬嘯青的《臺灣五大家族》、《臺灣新五大家族》，分別介紹板橋林家、霧峰林家、基隆顏家、鹿港辜家、高雄陳家（五大）、台塑王家、大同林家、國泰蔡家、新光吳家、臺南幫（新五大）；陳柔縉的《總統的親戚》則深入考察戰後臺灣權貴間的人際網絡。它們協助構成故事的經緯，刻畫時代脈絡。

而各企業主的傳記，過往雖常被詬病觀點限於單一視角或過於歌功頌德。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們從微觀的視角，記述各個事業主如何與時勢、政策拼搏，開創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也記錄了他們在不同時代的生活形態及各種人物軼聞。在戲劇歷史考證的過程中，若要構成故事的血肉，它們功不可沒。

過往臺灣社會對於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印象，多停留於十大建設，然那些協同政府推動建設的眾多企業、廠商，也如同林燈之於《商魂》，有更多動人的故事等待發掘！

參考資料：
陳進傳，〈員山林家早期的產業經營〉，《臺灣文獻》59卷1期（2008年3月），頁231-268。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編者，1943）。
林孝信口述，蔡玉真編撰，《大商之道：臺灣第一代實業家走過民營化之路》（臺北：財團法人林燈文教公益基金會，2021）。
莊濠賓，〈世變下台灣地主層的沒落—以四大公司民營化為例（1949-1957）〉（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8）。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臺北：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 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2000-）。
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
黃天才、黃肇珩，《勁梅寒香──辜振甫人生紀實》（台北：聯經，2005）。
顏義芳，〈基隆顏家與台灣礦業開發〉，《台灣文獻》62卷4期（2011年12月）頁105-130。
「顏欽賢」，《二二八辭典》
〈土地改革資料彙編（一）〉，《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0805-00004-004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現為采松有限公司總監。《商魂》歷史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