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追求清零」與「不再追求清零」的思考

李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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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學理論中,我們往往需要求解「最適值」,例如幫消費者解出最適合的商品消費數量、幫廠商解出最適合的產品生產數量、幫學生解出最適合的受教育年數、幫民眾解出最適合的疫苗施打量、幫社會解出最適合能夠接受的污染數量、幫政府解出最適合的公共服務提供數量等。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在求解這些「最適值」時,不二法門都是進行所謂的「成本效益分析」,例如對於廠商來講,每多生產一單位的產品,所增加的額外成本是多少?所帶來的額外效益(收入)又是多少?當額外收益大於額外成本,多生產一單位的產品是有利可圖的,因此我們判斷廠商應該繼續增加生產,直到額外成本與額外效益打平。

同樣的,對於社會而言,尋找最適合能夠接受的汙染數量時,我們會比較每減少一單位污染的額外成本、與每減少一單位污染的額外效益。當減少污染的額外效益大於額外成本,我們判斷減少污染是有利於整個社會的,因此應該繼續減少汙染;但是若減少污染的額外成本大於額外效益,代表減少污染的社會成本太大,則我們應該停止減少汙染,而讓社會接受或是承受一點點程度的汙染。換言之,我們常常會發現讓環境「零汙染」並非是最適合的解,因為整個社會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太過昂貴。(並且,感謝老天爺的設計,生物是能夠承受與代謝掉一點點程度的污染的。)

自2020年1月以來,各國都已經壯烈的抗疫了兩年,至今大多數國家已宣布「與病毒共存」,堅持「清零」的國家僅剩少數。套用上述經濟學理論,我們可以尋找一個國家最適合能夠接受的「確診數」。我們比較每減少一個確診數所帶來的額外成本、與每減少一個確診數所帶來的額外效益,若是額外效益大於額外成本,我們就繼續努力清零;但若是額外成本大於額外效益,我們就應該接受某個程度的確診數量,不堅持清零。

照道理說,「清零」不會是最適合的解。然而,人命關天,雖然不是每一個確診病人最後都會喪命,但是每減少一個確診案例、等於就是降低失去一條人命的可能性,因此減少確診人數的額外效益成為無限大。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沒有一個人敢說出「不再追求清零」的話語,整個社會也陷入「不斷追求清零」的迴路。

經濟部統計處每個月公布國內工商業經營概況,其中可以用來一窺中小型自營攤商營運狀況的「商業登記歇業家數」,2015、2016、2017、2018年每年「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的歇業家數都在24,000家左右,受到疫情影響的2020年,歇業家數上升到33,233家,上升了近一萬家,2021年截至11月底也已經有25,533家業者歇業;而「運輸、倉儲及通信業」,其中最大的苦主主要是旅遊運輸業者,過去每年歇業家數平均在500家左右,2020年則上升至879家,2021年截至11月底也已經有802家業者歇業。這些數字僅是有登記的商業家數,未包含在這些數字裡的還有較大型的公司家數、或是沒有登記的小攤商等。

疫情以來,不少經濟學家也已經統整出幾類相對受傷較大的受害者:包括收入以現金為主者(相對於每月領薪水者),例如依靠來客流量的餐廳、小吃店、零售工作者等,以及藍領工作者(相對於可以遠距上班的白領工作者),例如仍必須親身前往工作場所工作、因此可能暴露於病毒之中的運輸業司機、倉儲物流業工人等。這些經濟本就相形弱勢者受到收入情況惡化、或是自身染疫無法繼續工作的影響,除了本身更形弱勢,他們的下一代所接受到的教育與社會資源也可能更有限,成為跨世代的貧窮陷阱。

目前各國都期望Omicron病毒可以是老天爺的垂憐(mercy),是老天爺送來終結疫情的禮物。若是進一步的科學證據發現Omicron病毒所導致的重症與死亡案例顯著較低,加上國人目前正全力追趕第三劑疫苗的覆蓋率,則或許我們也可以試著逐漸回復經濟理論的理性,不再堅持追求清零,而是在「控制疫情」與「讓社會經濟正常運作」之中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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