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需要的不是更多「歷史決議」,而是權力制衡

林琮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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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於11月11日正式落幕。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黨史以來第三份歷史決議《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這份決議的重點在於「歷史經驗」,而非「歷史問題」,重點在於總結過去的經驗,從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環節,提出改進措施,以制度調整入手,而非掀起毛、鄧所發起的兩份歷史問題決議的「路線鬥爭」。

唯一和前兩份歷史決議相同的是,時任中共領導人都因歷史決議的出爐,奠定及彰顯了他們時代的來臨。因此,《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就是在昭告習近平新時代的來臨,為明年二十大的連任做思想鋪墊和意識型態的統一。

隨著中共新歷史決議的拍板定案,習近平已在中共黨內定於一尊,無人可撼動。但也代表著,中共在政治改革上注定難以往前邁進,甚至往後倒退。諷刺地,在六中全會召開前的10月中旬,習近平曾在北京中央人大工作會議大談「民主經」,頌揚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甚至是「世界政治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全新政治制度」。

習近平用高舉中國民主經重重打臉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西方民主制度不可能也不會是中國選擇的道路。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中共高層權力狀態:一超六強,權力制衡弱化

習近平的這番話不禁令人發想,由歐洲發跡、成為西方世界口中「普世價值」的民主究竟能否適用於中國?或中國究竟如何定義民主?

審視西方民主發展的脈絡,當代常見的自由、人權、法治、透明等價值,本質上是民主進程中的附加品。民主真正的核心內涵是「權力制衡」,最早源自於西方貴族對權力者(國王)的反抗。國王最終讓步妥協,透過簽署協議,進而分享權力。

若從權力制衡的角度檢視胡錦濤時代,雖然中共屬於威權體制。但在「九龍治水」、弱勢領導的制約下,中共高層彼此之間存在著強力的抗衡;當時,無論是新聞輿論或知識界,中國的言論市場也相較於現在寬鬆許多,對於不同意見的表達遠比習近平時代更為包容。

然而,2012年習近平上任後,原有的黨內權力制衡機制、言論空間已被摧毀殆盡,連政治局常委的權力也呈現不均。常委之間不再是平起平坐,更像是「一超六強」;「集權」成為習近平上任後的重要特徵。中共黨內已無人能把習近平這位最大權力者關進權力籠子裡。諷刺的是,「把權力關進籠子裡」正是習近平幾年前肅貪、整頓官吏的口號。

影響中國朝代更迭的四類人

綜觀中國朝代更迭史,必須端視四類群體和皇帝的權力爭奪:皇親國戚、帝國朝臣、軍事力量、知識分子。

若我們回顧中國歷屆由下而上的人民反抗史,最後帶來的都非民主化,而只是朝代的衰敗或政權的更替,並一再複製。中國人民對於皇帝的抗爭,都未轉換成支撐民主的力量。例如:清朝末年,革命黨人推翻帝制改共和,並非當時中國多數人民對民主覺醒力量而起,而是各省諸侯的自保和清朝皇室權力的快速弱化所導致。

但這也不代表,影響中國歷代權力更迭的四類人,必然是民主的力量。而是這四類群體常是變相制衡皇帝或和皇室權力分庭抗禮的潛在權力者。權力制衡正是皇帝最忌憚的問題。

為了嚴加控制上述四類人,習近平上任後,一開始就從軍隊著手,進行軍事改革,如:軍區改戰區、大幅調動戰區司令員、指揮體制的大變革、消滅軍隊的創收權;針對知識界,2013年中共推出的「七不講」文件,要求大學教師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就是從思想上消除知識分子及受教育者的反抗意識;在官員朝臣部分,習近平透過中紀委的反貪腐名義,大肆整頓和肅清官員,甚至對周永康的「雙開」、判刑,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慣例;最後,整肅不聽話的皇親國戚,例如:對「紅二代」開刀、處理王岐山身邊的人和家產。

中國自由市場力量現疲弱

除了高層政治外,在習近平時代,中國自由市場的經濟力量更加疲弱。在西方民主國家,「自由化市場」是抵抗國家權力箝制社會的制衡機制。在中國,市場力量是臣服於黨國體制之下。胡錦濤時代,中國輿論圈和官員還曾公開討論過「國進民退」的問題。但在習近平治理下,這個原本可以拿到檯面上爭辯的課題,早已消失在公眾圈;習近平祭出「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的「黨管一切」命令,注定強力壓制自由市場的經濟力量。

另,私有財產無法獲得保障,更造成市場自由和民主化沒法推進。例如,「共同富裕」政策宛如另一種當權者侵犯私有財產制的體現。富裕者在政治壓力下,必須被迫捐出私有財產,造成生產者或中高階族群降低創新、創富的誘因,但他們也不會去抵抗黨國威權體制,只會默默地轉移財產,或透過利益輸送,進行特許權的買賣。恆大地產集團董事長許家印曾言,「我和恆大的一切,都是黨給的、國家給的」,就是獨裁政權戕害自由市場的最佳詮釋。

但這不代表,中共的獨裁體制可以永續下去。回顧西方國家的民主歷程,本質上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英國的早期民主發跡於貴族的權力擴張和對國王的反抗。例如,1215年的《大憲章》確立一些英國貴族享有的政治權利與自由,亦保障了教會不受國王的控制;改革了法律和司法,限制了國王及王室官員的行為。但當時這些政治權利並未涵蓋普羅大眾(自由人),而是掌握在貴族、資本家和教會的手中。

民主是要把專制者關進權力牢籠裡

西方民主發展的轉捩點是到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後,誕生《權利法案》,在皇室高層政治間進行不流血的權力轉移後,才真正邁入成熟化階段,並建立起存續至今的「君主立憲制」,專制體制逐步化為歷史塵埃,這對英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此,資本家與新貴族階層躍居為英國的執政力量,對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顯現至關重要的作用,推動了英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使得英國迅速的崛起,成為了稱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國」。

若從民主發展歷程的邏輯來看,中共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歷史決議》,去強固習近平早已牢不可破的權力、縮限意識形態的框架,而是需要更多高層政治建築的權力制衡,建構起高層政治菁英對專制獨裁者的「權力牢籠」,避免中國命運栓繫於一人決策。從歷史證明,當一人的權力愈大,制衡愈薄弱。最終,為國家、甚至世界帶來的災難也就愈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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