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烏克蘭之戰看台灣的現實主義與奴才主義之爭

李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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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俄鏖戰已逾三個星期,毫無疑問,這場戰爭必將寫入分析國際關係的教科書,因為它糾正了自二戰以來主導大國政治的現實主義(realism),顛覆國家行為是理性產物的假設。然而烏俄之戰所顯現的事實是,不管是侵略者還是反抗者,甚至是結盟者,他們的行為未必是合乎理性的。

現實主義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右)。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二戰之後,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係顯學

不可否認,二戰之後現實主義成為研究國際關係的顯學,學界極喜歡這種調調,因為現實主義的分析非常機械,而學者做為一個獻策者,機械式的分析讓他們看起來比較理性、客觀,也讓國際關係這門學問更像自然科學,以合乎科學主義的脾胃。現實主義的假設非常簡單,它假設國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個體,國際之間沒有正義,謀取國家利益與生存是唯一的道德。

在這樣的假設下,國家的行為成為一個可觀察、可預測的理性產物。然而現實主義者最大的矛盾與盲點是,對各國內部複雜的政治現實與歷史背景視而不見,把道德、文化、民族創痛、決策者人格等等複雜的心理因素,個人的、集體的,統統放在一邊。各國被擺在現實主義的最佳化公式上,期待世界照著一個單純的因果律運作。

現實主義自然有它穩固的地位,在可見的未來仍是國際局勢分析的重要工具。冷戰下世界沒有往最壞的方向發展,核武大國深思熟慮避免了東西對撞,或許千鈞一髮,但核子大戰的人類悲劇終究沒有發生。一般認為冷戰和平落幕是現實主義的功勞,然而這似乎誇大了理性的能耐,或許是無法量化擺在最佳化公式裡的良心(conscience),才是拉住強權的手,讓他們按不下核武按鈕的真正力量,而不是保證互相毀滅的理性警告。

現實主義無法解釋、處理的國際事件太多了

冷戰之後,現實主義仍是國際關係理論的最大建制派,但幾乎無法解釋為何西方強權一而再,再而三地介入遙遠國度的屠殺?違反人類罪總是成為大國出手的理由,而且往往吃力不討好,還製造更多問題。也無法解釋在國際化的浪潮下,為何分離主義不減反增?為何中、俄、甚至是伊朗、阿拉伯世界,仍然執著於追求民族的榮耀?為何香港、台灣不安於大國設定的邏輯,自作主張?理性在哪?

當現實主義無法預測他端「強權政治」的脫序行為時,如中國、俄羅斯的擴張主義,現實主義的大師們總喜歡回過頭來譴責西方,指控西方沒有盡到責任,誤導本該具有「弱國理性」的小國。例如現實主義的泰斗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在烏俄戰爭爆發後接受《紐約客》專訪。記者咄咄逼人,指出他過往預測的許多矛盾之處,但這位大師仍然理直氣壯,直指「北約東擴」是烏俄之戰的罪魁禍首。

米爾斯海默認為當2008年北約開始考慮讓喬治亞與烏克蘭加入北約,俄羅斯就已畫下紅線,絕不含糊。然而西方不顧他的警告,一意孤行,普丁先後出兵喬治亞與烏克蘭也就是必然的結局。至今米爾斯海默依然認為普丁對烏克蘭沒有領土野心,只要烏克蘭臣服,保證不結盟,讓俄羅斯安心,就能化干戈為玉帛。而烏克蘭要生存,就要有對應的「弱國理性」,他不認為追求民主自由的價值是高於生存的,西方也不該支持這種價值而讓自己捲入困境。

現實主義的鐵律:「強者做他想要做的,弱者承受他必須承受的」

也就是說,世界秩序服膺的是現實主義的鐵律:「強者做他想要做的,弱者承受他必須承受的」。事實上,際現實主義就是帝國主義透過理性的包裝,但米爾斯海默辯解說這不是帝國主義,這是「強權政治」(great-power politics)的邏輯,而看見強權畫下的紅線,就是國際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者甚至認為小國追求西方價值是不道德的,烏克蘭西歐化、庫德族要求獨立、維吾爾族、西藏反抗等,全出現道德危機,更不用說台灣的國家主張更是完全的麻煩製造者。美國要保護的,是美國在各區域的利益,不是價值;是台灣在經濟與軍事上的戰略位置,而不是台灣做為一個民主國家所追求的價值。

現實主義者的第一課總喜歡從古典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 431–404 BC)講起,許多學者認為這個發生在2400年前的戰爭其實是真正的第一次歐戰。記錄這場戰爭的是雅典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等於是雅典的滅亡史。幾年前另一位頗知名的現實主義學者也創造了「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一詞,引起一些討論。這個陷阱意指美中終將一戰,正如當年日益強大的雅典,必將威脅斯巴達而引發戰爭。

然而「修昔底德陷阱」只是一個炫麗的名詞,除了中國人爭相走告,以此理論自認能與美國爭雄,但較嚴肅的國關學界並不重視。其實雅典與斯巴達爭霸與美中關係有無可類比之處是另外一回事,現實主義者可能自始就誤讀了這場古典戰爭。古典學者並不同意這是一場無法避免的戰爭,修昔底德史詩般的作品也不是探討國際關係,而是充滿希臘悲劇式的感傷,悲嘆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這位受雅典人愛戴的偉大領導者,晚年一連串的誤判,擴大戰爭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加上為瘟疫所苦,一步一步把雅典帶向滅望之路。(頗像普丁現在的處境。)

前面提到的現實主義鐵律:「強者做他想要做的,弱者承受他必須承受的」,也是出自修昔底德的同一史書。英文通常譯為「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但古典學者指出,這個譯法未必忠於原文。原文無「必須」之意,弱者面對強權是有選擇的。這句名言來自一場不對稱的對話,導致一場種族滅絕,強國人雅典因此受到詛咒,而弱國米洛斯人(Melians)的理性選擇不是生存,是自由。

古代米洛斯人選擇的是自由

米洛斯人不是誤判,他們十分清楚選擇自由與原則將導致亡國,但它們拒絕投降。現實主義者似乎刻意忽略這個故事,因為「為自由而死,不為奴隸而生」,恐怕是現實主義最嗤之以鼻的口號,但這是史上無數弱者的選擇,可歌可泣。

米洛斯島(Milos)是位於愛琴海西南的小島,今屬希臘,離雅典約120 公里。2500年前人口約3000人,其實與今日差不多。當年是獨立的小國,居民的人種與斯巴達較為接近,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採取中立的立場。以當時的國際法,不結盟是小國被保護的權利。在「北約東擴」說的國關學者眼中,如果烏克蘭有這種不結盟保持中立的智慧,烏俄之戰將能避免。是嗎?我們來看看米洛斯人的處境。

416 BC,伯羅奔尼撒戰爭已進入第16年,但斯巴達與雅典剛簽下停火協議,算是相對和平的時期。自始雅典對米洛斯的中立並不滿意,再度要求米洛斯加入雅典聯盟,米洛斯人也再度拒絕。這次雅典派遣大軍, 38艘軍艦包圍米洛斯島,上面載著3400 名精兵, 比米洛斯島的總人口還多。

雅典人已兵臨城下,但同意米洛斯的要求入城交涉,交涉過程修昔底德記錄在《米洛斯人的對話》(Melian Dialogue),充滿希臘式的悲劇,是古典必讀。其中,米洛斯人:「如果我們認為不投降是我們的權利而選擇不投降,我們所能想像任何合理的後果就是戰爭;相反的,投降就是奴隸。」也就是說,米洛斯人並沒有誤判形勢,非常清楚他們選擇的後果,而雅典人也很明白,不囉嗦。

雅典人:「我們也不想困惑你,說一些沒人會信的大道理,例如我們趕走了波斯而有了支配帝國的權力,又如我們侵略你是因為你們做錯了什麼事;同樣的,你們也不必浪費口舌要我們相信你,說什沒有和斯巴達聯合對我們不利。就算你們沒做錯什麼,誰知道斯巴達會幹出什麼事?你們很清楚,這就是世界的運作,強者做他想要做的,弱者承受他必須承受的。」

現實主義者擷取了雅典人至此的邏輯,但故事還沒結束。米洛斯人不死心,指出遵守國際法(Laws of Nations)是每個國家的共同利益,讓每一個國家都能在危險的時刻受到公平的對待與保護,可能有朝一日雅典也需要相同的保護。但傲慢的雅典人顯然無動於衷,告訴米洛斯人,投降才是對大家都有好處的選擇。米洛斯人質疑,奴隸如何得到統治者一樣的好處?

雅典人:「投降的好處是不必受到更悲慘的懲罰,而不必摧毀你們,我們也可省事,算是好處。」

米洛斯人:「所以你們不認為我們應該保持中立,當朋友不當敵人,對大家才有好處?」

雅典人:「的確不認為,因為你們的敵意傷不了我們,而你們的友誼卻是我們懦弱與你們輕視我們力量的證明。」

這是2500年前對「北約東擴說」的反例,俄羅斯不是受到威脅而發動戰爭,就像當年的雅典人,米洛斯對雅典並不構成威脅,但雅典不需要任何可驗證的理由,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喘息期,雅典自身的焦慮讓雅典必須擴大它的勢力。維持強大的形象、要求不被弱國挑戰,就是安全的保證,和米洛斯中不中立無關,也和現代的烏克蘭中不中立無關,香港一國幾制無關,台灣宣不宣布獨立無關。強權的焦慮與邏輯不考慮這些,「強者做他想要做的」,那弱國的理性呢?弱者就必須承受嗎?讓我們繼續看米洛斯人的選擇。

雅典的使者離開後,米洛斯人面臨兩個選擇,為維護原則與自由而戰,或投降成為奴隸?現實是,兩軍不成比例,米洛斯人戰毫無勝利的機會,而友善的斯巴達不可能打破剛簽的停火協議馳援。投降加入仍然強大的雅典聯盟似乎是最理性的選擇,就算將來斯巴達打贏這場戰爭,米洛斯接受的是標準的城下之盟,仍有機會獲得斯巴達的寬恕。

但米洛斯人推開現實主義者的公式,選擇國家的原則與自由,正式拒絕雅典的要求。雅典大軍也毫不客氣展開圍城,城破之後後下令屠殺,處死所有的成年男子,婦幼則全部為奴。米洛斯人的決定嚴重違反現實主義的理路,但這是歷史給你的選擇,最黑暗,也最光明,文明出現了價值。

米洛斯人並沒有滅絕,有一位米洛斯士兵逃脫了雅典軍的追殺,最後投靠斯巴達,成為將軍,十年後率領斯巴達軍隊攻下雅典,算是報了國仇家恨,但米洛斯人再也沒有復國。斯巴達攻下雅典後沒有屠城,給予雅典人應有的保護,以另一種形式展現強權的形象。

藍紅政客一致服膺奴才哲學

回頭來看看台灣統派對烏俄之戰的反應。除了俄羅斯與西方這些關在象牙塔裡冥頑不靈的學者,「北約東擴說」大概只有中國人與在台代言人最有興趣。例如蔡正元直接說沒讀懂米爾斯海默的人,不夠格當領導人,然而讀懂什麼呢?不外就是用《大國政治的悲劇》、《跟台灣說再見》這種論調來證明投降主義是符合「弱國理性」的。

又如馬英九任命的蘇永欽前大法官,他沒指名米爾斯海默,但直接引用他的論調,提出三個道德問題,質疑烏克蘭企圖與歐美結盟引發戰爭在先,奮起抵抗在後的正當性。這種倒果為因的說法,無疑就是標準的受害者負責,也難怪蘇永欽被民間司改會評價為「非常不適任」的大法官。

其他藍營的政治人物也爭先恐後表態。有徐巧芯重提「芬蘭化」;吳斯懷指烏克蘭總統的反抗是缺德的義和團式愛國主義;洪秀柱說烏克蘭挑釁俄羅斯是「草螟弄雞公」自尋死路。其他等而下之的中共代言人更是胡言亂語,有如丑角,有主張中國武統台灣的郁慕明發文支持俄羅斯,認為是俄羅斯安全考量的正當防衛,就像中國武統台灣是中國的正當防衛一樣;王炳忠則認為美國是引發烏克蘭戰爭的罪魁禍首。

這些統派為了合理化中國犯台的言論,烏俄戰爭爆發後傾巢而出,族繁不及備載。其實在他們心中的也不是現實主義這種學院的派別,兩蔣時代,現實主義往往被指為姑息主義,忘了嗎?雖然荒腔走板,但稍加包裝,在台灣仍有一定的市場,不可不慎。看清楚後,比較接近藍白紅內心深處的思想,應是不折不扣的奴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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