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陪審制簡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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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欣鼓舞迎陪審

除了〈日本陪審制簡史（上）〉提到為了陪審制的施行所進行的宣傳動員外，《陪審法》成立後，司法省在全國各地改建陪審法庭，且為了避免陪審員和外界接觸，還在法院蓋了宿舍，可謂「喜氣洋洋」。

1928年10月1日陪審施行，天皇還特地到三個法院訪問。政府並訂10月1日為「司法紀念日」（現在稱為「法之日」）。由媒體的報導可見，當時的日本社會，對於陪審是正面期待較多。

附帶一提，中華民國的「司法節」訂於1月11日，是源於與英美等國訂定平等新約，廢除治外法權。相較之下，日本的「司法紀念日（法之日）」則是著眼於國民的司法參加，兩者出發點的不同耐人尋味。

陪審實況

陪審法庭由12名陪審員組成，陪審員從30歲以上，繳納國稅3日幣以上之男性中抽出，且必須在同一市町村連續居住至少兩年，能讀寫，不能犯有期徒刑或六年以上禁錮（也是拘禁的一種但不用服勞務）之罪等。

實際上，1925年實施的國政選舉，有投票權的25歲以上男性為1,241萬人，占全國人口的20.8%。1927年具有陪審員資格者178萬人，占全體投票權者的14.3%。雖然選舉法已經取消納稅的限制，但陪審員的納稅限制並未更動。

此外，不適用陪審的案件範圍十分廣泛。例如違反選舉法規、《治安維持法》、對皇室犯罪、內亂、外患罪、已自白的案件等。

陪審裁判分為法定陪審和請求陪審。法定陪審，是指所犯之為死刑、無期徒刑之重罪，但被告可以拒絕陪審，法官也有義務告知被告可拒絕陪審。而請求陪審，則是指所犯為三年以上之有期徒刑、禁錮之罪，請求陪審後也可撤回。

陪審員只是做出有罪或無罪的意見陳述，法官不受該意見之拘束，得重行審理（至少這點就與前首相原敬當初的想法不同）。

第一例適用陪審的事件，是1928年3月15日發生的縱火事件，12名陪審員提出被告無罪之建議，法院也判決無罪。

直到《陪審法》停止，15年的陪審裁判共有484件，無罪率為16.7%。

大正《陪審法》施行後，日本的司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

1.用語的平易化

無論是法官、檢察官、律師，都使用明顯較為易於理解的用語。鑑定報告也在使用平易用語的同時，透過圖解讓陪審員理解。

2.犯罪偵查方法的變化

根據1929年5月23日《法律新聞社》報導分析8件東京縱火事件的無罪判決時提到，一旦偵查方法有違法的事實暴露在陪審員面前，容易讓陪審員認為被告無罪。

3.強調市民參加的意義

陪審可讓市民的「社會常識」注入裁判系統。理論上是如此，但當時是否有相關研究可考，尚待研究。

政策為何「失敗」

本來，社會氛圍多為歡迎的陪審制度，為何「失敗」或者「失去人氣」呢？

首先，在立法當時仍存在「抵抗勢力」，司法官僚為維持自己的權威，在制度上裝了「剎車」，讓原敬所思考的陪審制幾乎被封殺，不少法官和檢察官甚至覺得陪審制「很麻煩」。施行一、兩年後，連強力推動該制度的在野法曹，都「喪失信心」。

再者，大正民主期，官尊民卑乃社會風氣，憲法所定之「天皇的裁判所」，其實不太能容許國民「說三道四」（疑？）「陪審違憲論」的說法，更是從未消失。先天不良之外，後天失調也是問題。陪審制度的失敗，除了被認為與日本的國民性不合外，大正陪審制本身構造上的缺陷恐怕才是重點。

為何使用陪審的案件會減少？有認為日本國民傾向信賴職業法官來裁判。另一方面，制度本身有其問題。例如，陪審事件的被告，縱使是有罪判決，也不能上訴，且要負擔陪審費用。而且選擇陪審，某種程度就是表示對法官的不信任，而法官又握有最終的決定權，為了避免給法官不好的印象，被告不容易放心選擇陪審。此外，對於法官的說示（相當於我國《國民法官法》第82條之終局評議時，由法官解說犯罪的法律關係、事實關係以及相關證據），律師不能聲明異議。

最糟糕的是，制度施行時，已是大正民主末期，軍國主義與國粹主義（日本主義）抬頭，思想鎮壓再起，國民的權利更加受到限制。特別是《治安維持法》不適用陪審的案件擴大，幾乎重要的裁判都無法適用陪審。可以說，為了對抗思想打壓而生的陪審制度，幾年後再因思想打壓而走上冰封狀態。

1943年，《陪審法》停止，理由是為了陪審制度維持所需的勞費過鉅（市町村製作陪審員和候補陪審員名簿等），實際上，則是為了戰爭動員忙著製作徵兵資料。

陪審趣聞

公判休息時，有陪審員和法官、書記官一起拍張紀念照的習慣。如能免於戰火，可能還有照片保存下來。此外，陪審員晚上還可小酌，真是充滿情調。

現今立命館大學和桐蔭學園內，分別有從當時的京都地方法院和橫濱地方法院所移置的陪審法庭，有機會可以去參觀一下。

暫時停止呼吸的陪審

從白洲裁判到裁判員制度，制度之間，是斷絕還是連續？那隱而未顯的是什麼？在在都是有趣的課題。不過，縱使在戰爭這樣扭曲的時期，當時的日本政府也只是選擇「停止」而非「廢止」陪審制，可說是對國民參加司法的一個重要宣示。總之，陪審制在日本還活著，只是暫時停止呼吸。

制度隨時要檢討修正

制度的設計，多多少少都存在預想，實際落地後，預想外的狀況就會浮出來。

從陪審制，到陪審制暫時停止呼吸，到裁判員制度，日本的國民參與司法之路，某種程度一直都是種大型的社會實驗，重要的是，如果實驗結果發現有問題，該怎麼辦？是放棄實驗？還是調整方法？

近來，我國的國民法官制度受到不少批評，例如：司法精神醫學與國民法官制度是否相容？國民法官組成性別是否多元？量刑是否過重？法官是否會誘導國民法官等。對於諸多批評，目前的司法院似乎不動如山，打算六年後再檢討。

制度出了問題不是問題，不願意承認出了問題才真的是出了問題。世上沒有絕對完美的制度，該修正的絕不能拖延，人權的保障能等六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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