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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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打擊民間流行教派:一貫道與群眾動員

1949年1月4日,解放軍即將占領北平之前,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華北人民政府宣布要取締一切民間教派和祕密組織:

查會門道門不僅為封建迷信組織,且常為反動分子操縱利用,以進行各種反革命活動。在過去抗日戰爭中及目前解放戰爭中,都曾發生破壞作用,例如充當敵探、刺探軍情、散播謠言、煽惑人心,甚至組織武裝暴動,擾亂社會治安……自布告之日起,所有會門道門組織,應即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動。

中共以此公告天下,是要對舊社會中它視為兩股邪惡勢力的「會門」(幫會)和「道門」(民間教派)開戰。以往這些組織緊密相連,以致坊間都把兩者混為一談。中共認為它們反共,非馬上清除不可。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政府對會道門的攻擊越來越厲害。1950年9月25日,中共西北局頒布特別指令,對華北教派中影響力最大的一貫道展開取締行動。

在中國歷史上,朝廷與民間宗教不時發生激烈的衝突。自晚清到民國時期,這類衝突見於政府以建設現代文明社會之名排斥宗教迷信。二十世紀初的晚清維新派,以至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南京的國民黨改革派,都大量拆毀道觀,沒收廟宇財產,將得來的資產用於興建村校。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宗教的打擊更狠,範圍更廣,協調行動更強。共產主義中國作為無神論國家,也像蘇聯一樣,無法容忍宗教。馬克思甚至嘲笑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而中共對宗教的鬥爭,手法跟1920年代的莫斯科一樣。有關這段歷史,已有大量紀錄佐證。

一直以來,學界對於中共在1950年代政權初立時打擊正統宗教這段歷史甚感興趣,於是出現了很多優秀的論著,包括201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講述中共在蘇州沒收佛教房產,及有步驟地摧毀大批道觀佛堂。宗教史家尉遲酣(Holmes Welch)在他極具創見的著作《毛澤東時代的佛教》(1972)中,稱之為「滅佛」行動。另外還有2011年的專題論著,研究1950年代初共產黨在上海鎮壓他們視為帝國主義傀儡的天主教會。該書涵蓋了新政權鎮壓上海宗教的史實,包括沒收教會資產,關押神職人員,驅逐外國傳教士等;但也記載了教會領袖英勇反抗的歷史,雖然最後還是敵不過國家機器的封殺。可是,官方鎮壓民間教派,尤其是攻擊一貫道這些往事,卻較少人知道。雖然偶爾有一些學者留意到政府鎮壓一貫道的行動,如1980年政治學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關於共產黨1949年底占領華北商業重鎮天津的研究就曾提及,1但官方打擊民間教派的真實意義及其過程,卻甚少有人探究。中國民間教派的本質、這些教派的政治含義及它們在社會主義中國遭到怎樣的對待,都是至關重要的題目,尚待學者探討。

官方打壓民間宗教團體並不罕見。這些組織通常被稱為「教派」、「異教」或「救世團體」(類似活躍於民國時期的民間教派)。眾所周知,這類教派在傳統中國特別興盛,尤其是在改朝換代或社會動亂之際。社會學家楊慶堃(C. K. Yang)稱這些民間教派為「擴散式宗教」(diffused religion),是中國宗教常見的現象,長久以來都是農村社會生活和道德觀念的核心。這些教派——尤其是那些宣揚千禧末世教義和救世主承諾重建政治新秩序的教派——都被官方稱為「邪教」,當權者害怕它們會顛覆政權及偶爾會以軍事對抗政府。清朝著名的白蓮教之亂,便是民間教派反抗統治者的一例。

中共執政後,對一貫道等民間宗教甚為猜疑和不安。毛澤東和黨高層認為這些教派比正統宗教(如佛教和羅馬天主教)更危險,因為它們在農村的影響力滲透四方,尤其是華北,所以取締它們是刻不容緩的事。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1949年9月通過《共同綱領》,正式提出反革命分子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嚴厲懲罰一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國民黨反革命戰爭罪犯和其他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不過,「反革命」一詞是個籠統的觀念,涵蓋中國共產黨所有敵人,包括不被政府認可的宗教團體。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委員會頒布〈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雙十指示),要取締一貫道等教派。這個指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件大事,因為它界定了中共對宗教,尤其是民間教派的政策,從而導致國家權力迅速擴展至人民的宗教生活中。

新政權對民間宗教的攻擊始於1949年,這為翌年7月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和最高人民法院頒布更為暴力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鋪好了路。該場鎮反運動透過一連串宣傳手法推行,是個激烈的群眾運動,目的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統治。毛澤東全力支持該場運動,在1951年清楚下達命令:「鎮反是一場偉大的鬥爭,這件事做好了,政權才能鞏固。」他視早前發動的打擊會道門行動為該次大型鎮壓反革命運動的一部分。同樣的群眾動員技巧也在後來的抗美援朝(1950-1953)等政治運動中廣為應用。

威脅

一貫道由王覺一在晚清時期創立,儘管他聲稱該教義是在更早之前(尤其是明朝後)便已祕密流傳下來。這個複雜又集大成的民間信仰,將儒、道、釋、耶、回等宗教融合成一家,教義深奧隱密。雖然一貫道信奉多種教義,但其中心思想,如人類學者焦大衛(David Jordan)和宗教史家歐大年(Daniel Overmyer)指出,是圍繞佛家無生老母及彌勒佛的神話。依據它的教義,世界會因三劫——過去、現在、未來——之最後一劫來臨而陷於混亂。佛法無邊慈悲無涯的無生老母,會派遣彌勒未來佛及其他神祇拯救凡間,因此教導眾生要信奉一貫道來消災避禍。

二十世紀初期一貫道師尊張光璧,又名張天然,傳道力非凡,在華北特別是天津一帶信眾極多。抗日戰爭期間,他仍獲得日本占領軍允許,可繼續傳道。他甚至一度在汪精衛的南京傀儡政府擔任小差事,並吸引政府內一班高官加入一貫道成為信徒。但他戰後因通敵罪下獄,名聲受損,於1947年去世。國民政府戰勝日本後,在1946年下令取締所有民間祕密組織。但因為一貫道在民間享有盛名,政府將它改名為「中華道德慈善會」的行善組織,並與它保持聯繫。這種聯繫其後卻被共產黨視為罪證,指控該教派是被「國民黨匪幫所掌握與利用的反革命工具」。一貫道面對中國內戰結束及共產黨即將獲勝的局面,預報最後一劫很快來臨。教派中許多領導人都逃離大陸,避居臺灣和香港。

中共新政權對神祕莫測卻又廣為流傳的一貫道深感不安,有以下六點特別的原因:

第一、一貫道高舉神靈至尊,勝過凡間俗例——這是中國歷代民間信仰中的常見觀念——卻與新政權的唯物史觀背道而馳。

第二、這教派追隨者眾,成了一股不可估量的民間力量,可以挑戰共產黨管治的合法地位。1950年新華通訊社的《內部參考》透露,一貫道在西北地區如甘肅省盤根錯節,深入民心。綏遠的一貫道道徒大約有三十萬人以上,占全省人口的11%。河北省的情況更甚,尤其是北京近郊的農村,15%的人口都參與各教派,其中以一貫道的組織最為龐大。

第三、該教派的發展迅速,於1949年共產黨接管之後尤甚,這符合歷來改朝換代和社會政治不穩時民間宗教特別活躍的發展模式。1950年9月,西北局在報告中警告一貫道「 〔在西北各地〕不斷蔓延,陝、甘、寧大部分漢族地區已有很大數量」,更「有的全村在道」。

第四、一貫道的隱密行徑令人難以分辨出誰是道徒。北京副市長兼公安局長馮基平(1911-1983)認為他們是「無形的敵人」。

第五、政府發現很多共產黨員,包括支部書記和共青團員,「也參加了一貫道」,嚴重令黨陷於不穩局面。單就北京某地區來說,警隊中有23%被揭發是一貫道信徒。更令人震驚的,是一次內部組織調查時發現「在市公安局一貫道約1,100人」。

最後,一貫道反對共產黨。據官方稱,一貫道到處造謠:「八路軍提倡『共產共妻』,無恥地歪曲了集體主義理想。」道徒也暗中顛覆共產黨的土改政策。他們還勾結反政府勢力。杭州的公安局斷言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在背後操控了這個邪教。1950年韓戰爆發時,中共痛斥一貫道首領散播謠言,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來臨,而共產黨很快就會失去管治中國的能力。因此一貫道陰謀擾亂國家穩定,在民眾之間引起「恐美心理」。該年公安部指出,一貫道是目前國內「最大的反革命組織」,一定要鎮壓。公安部長羅瑞卿(1906-1978)指出,打擊一貫道是鎮反運動的核心,誓言要「認真做好取締反動會道門工作」,以致「取得鎮反徹底勝利」。

鎮壓

鎮反運動是按部就班推行的。首先由政府調查一貫道的組織。毛澤東先下令山西省的地方官員有計畫地偵查1949年到1950年內一貫道的活動後,才對其首領採取行動。不到幾天,便拘捕及囚禁了山西境內的重要道首。北京市當局也暗中有步驟地偵查京郊地區的一貫道活動,搜集「大批的罪惡事實材料」,達到「即時地掌握在我們手中,控制敵人」的目的。據估計,該區的一貫道信眾多達十萬,骨幹分子有2,432人。

原先的官方政策是「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以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策略來奉行《共同綱領》所訂立的基本原則。公安部隊拘捕一貫道九個等級的領導中,有上層的師尊到中層負責傳道的點傳師。他們記下低層領導的資料,並鼓勵普通成員以「退道」方式脫離這個教派。當地的公安開始逐步瓦解一貫道的組織。自1950年底到1951年初的短短幾個月,北京地區便有九萬多人退道。政府答應道徒一旦與一貫道脫離關係,停止宗教活動,不再參加集會,便既往不咎。還有另一種手法,就是政府要求普通道徒揭露和指責道首,盡力去「控訴或追究該道點傳師、壇主過去欺騙罪行,追回被騙之財物」。

鎮反運動初期,由1949年至1950年代中,一貫道不少首領雖然被捕,但很少被判死刑等重典。毛澤東警告:「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但在1950年夏,韓戰爆發之後,政府的立場變得更嚴厲。中國和美國在朝鮮半島的武裝衝突,成為號召人民支持新政權和壓制異議的好時機。毛澤東在1950年12月強硬地宣告:「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使社會各界沒有話說。」

早期處理一貫道的手法如今被批評為太仁慈、不一致和無法發揮作用,不久開始有人批評這是個「右傾偏向」的錯誤,嚴重低估了該教派的威脅。政府警告民眾,對民間教派「寬大無邊」是很危險的。上海市委斥之為「太平麻痺」,原因是過於輕敵。1951年初,《人民日報》的社論指出:「對於反革命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羅瑞卿批評官員對一貫道的廣泛影響力判斷錯誤,他引用四川情況為例:「如四川全省原估計只有點傳師以上道首1,077名……一個市不完全的統計已查出6,559名,全省將大大超過原知數字。」使事情更加棘手的是,一貫道的首領經常更改教派的名稱以逃避偵查。在西南各省被發現的217個新教派中,146個(即67%)其實是一貫道的化名。

政府打擊民間教派的行動到了1950年下半年加速起來。北京市委在12月18日當晚,即京城正式宣布取締一貫道的前夕,包圍大批道首,取走教派的文件並充公財物。當局為了展示控制的決心,處決了一些一貫道首領,並大肆宣揚。在1951年1月處決的包括兩個年老頭目:劉燮元,據說是日本特務,後為國民黨服務;劉翔亭,抗日期間為侵華日軍服務。1951年1月19日《人民日報》頭條新聞大書:〈反動道首劉燮元等伏法〉。

處決一直持續,北京市政府更大張旗鼓。1951年2月18日,當局又處決了31個道首,還有27名國民黨特務。根據《光明日報》報導:「於當日分別綁赴刑場,執行槍決。」同年3月,另一批反革命分子被處死,有199人,包括某個王廷樞。政府指一貫道首王廷樞是個「惡霸地主」,外號「南霸天」和「閻王爺」,曾抓捕幾十個愛國學生,並逼令很多貧困農民自殺。報章稱1949年建國後,王某仍不知悔改,繼續祕密組織道徒,「屢次傳遞反動文件,散布反動謠言」。同時,舊日的道徒變身為告密者。1951年夏,西安有113個反革命分子和特務,以及159名一貫道「同謀犯」,被前道徒認出並向當局告發。

官方傳媒也開始採取行動。共產黨明白有效的宣傳一定要配上讓人認識的面孔,才能使作惡之徒的形象更清晰更具體。報章常顯著地登載一貫道頭子的照片(標題是「罪惡昭彰」),以及被判死刑的名單。1950年12月《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堅決取締一貫道〉的重要社論指出:當局要求民眾徹底摧毀這個教派的組織,「這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個重要的工作」。

到了反教派運動的後期,新政權的協調工作做得更好,執行時更加猛烈。各地區都為這場運動搶當先鋒,紛紛設立了「取締反動會道門辦公室」。1952年9月底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週年時,羅瑞卿宣布鎮反運動「獲得偉大成就」,他接著說:「三年來……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鎮壓反革命的劇烈鬥爭……給了蔣介石反動派殘留下來的反革命勢力,即相當大量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反動會道門等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以毀滅性的打擊。」10月時,在重要的第五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大會決定因應不同的地點和社會情況,必須以不同的方法打擊民間教派。到了1953年,取締一貫道運動推行四年半後,政府宣布工作徹底勝利。

鎮反運動中被處死的確實人數仍未有定論,有學者說超過71萬人。這個總數中,與一貫道有關的數字更難估計。羅瑞卿在1951年8月提交政務院的報告中,指出在被處死的反革命分子中,7.7%是「反動會道門頭子、反動黨團骨幹分子」。被處決的民間教派頭目的總數究竟有多少,恐怕要等更多的中國檔案館對外全面開放後才能知道。但毋庸置疑的是,共產黨暴力鎮壓的手法確實是既堅決又有效的。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榮休)。香港中文大學學士(哲學),哈佛大學碩士(東亞研究)及博士(歷史學)。從事現代中國政治文化史、政治空間與儀式及民間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著有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中譯本《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中譯本《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


書名《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
作者:洪長泰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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