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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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失控與失能

幸好他們心中，有一個道德指南針

「紅色電話」是不是很理想的救命工具。這一點喬・德瑞西絕對第一個承認。

大多數生命需要挽救的人，從來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即使打電話來，往往也已經太遲。這些病患的結局，就像那個有巴氏阿米巴原蟲的中國婦女一樣，在醫師花費一百萬零一百美元的無效治療之後，他們才想到也許是阿米巴原蟲作祟。

即便如此，紅色電話也還是能帶來啟發。它會告訴你，你錯過什麼，這樣你下次再錯過同樣東西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它也可能揭露重大的系統性問題──畢竟，如果你會撥打紅色電話，通常正是因為你無法在正常體系內找到答案。

一所改寫新冠篩檢歷史的實驗室

三月的一個晚上，紅色電話響了。喬看著來電顯示，是一個陌生號碼，他差點選擇不接。

來電所顯示的區碼，是來自沙加緬度，也就是他的故鄉。於是，他拿起了話筒。「我原本以為是推銷員，但我接起來後，對方說他是加州州長葛文・紐森。」

紐森告訴他，正遭遇棘手的問題，但不確定問題有多嚴重。他請喬替他列出兩張清單：第一張，是加州州長在應對新冠病毒時，可以採取的三項最佳措施；第二張，則反過來列出三項最糟的措施。

「我告訴他，最重要的是篩檢。」喬回憶：「因為如果連篩檢都做不到，就根本不可能找到解決的方法。」篩檢是發現病毒並預測傳播方向的唯一辦法，喬告訴紐森，因為篩檢是如此重要，相較之下，他要求的兩張清單上其他項目都無關緊要了。

美國的公共衛生體系不僅讓加州州長失望，也讓其他州長失望。ＣＤＣ嘗試改良新冠病毒篩檢劑，結果並沒比第一次好到哪兒去，毀了原本想大規模生產並分發給各縣政府衛生醫療官使用的計劃。缺乏聯邦政府的領導，加上美國醫療保健體系紛亂破碎的特質，意味著新冠病毒的篩檢若非無法取得，就是處理速度慢到派不上用場。

喬就目睹過人們必須等待長達十天，才能從美國控股實驗室公司（Labcorp）和奎斯特診斷公司（Quest Diagnostics）這兩家美國最大的民間實驗室得到結果。「即使直接把樣本送到ＣＤＣ，結果也要等上好幾天，而不是幾個小時。」喬說。

需要十天才能得到結果的篩檢，是毫無意義的篩檢。在缺乏快篩劑的情況下，就算實際上大多數人並未感染新冠病毒，但醫院也只能將所有出現類似症狀的病人當成確診者。特別劃分出的新冠病毒病房區的床位，也會被不需要的人佔用。護士和醫生為數不多的防護裝備，照理說應該保留給真正的確診者，現在卻浪費在未感染者身上。

最嚴重的，是無法知道病毒去過哪裡、沒去過哪裡。沒有快速篩檢劑，你無法隔離需要隔離的人，也無法釋放不需要隔離的人。紐森並沒有在加州進行大量篩檢的計劃，何必呢？和其他州長一樣，紐森原本也以為聯邦政府會確保美國有足夠的篩檢能力來追蹤新型病毒。

喬看得出來，ＣＤＣ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但他想到一個辦法：美國的微生物研究至今仍領先全球，擁有數以千計的微生物實驗室，由私人公司、大學和非營利組織營運，他在Biohub主持的實驗室便是其一。

喬決定，他要盡快將Biohub，改為「新冠病毒篩檢中心」。紐森州長同意發布一項行政命令，允許未經認證的人員進入臨床實驗室工作。

來自美國、台灣、中國的熱心科學家志工

於是，喬開始招募志工。一群以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為主的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自動自發的趕來幫忙。「他們成群結隊，」喬說：「一進來就問他們能幫什麼忙？該怎麼做？從頭到尾沒人要求酬勞。」

這群人出生、長大的地方，分布全球各地──中國、台灣、科羅拉多州、坦桑尼亞、立陶宛、佛羅里達州、加拿大、鳳凰城、比利時等等。當你問他們來自哪裡時，美國人會回答你來自什麼城市、什麼州，非美國人則會告訴你國家。每一位都是研究員、科學家，其中許多人擁有博士學位。

基本上，他們都沒做過即將要做的事。可是他們在短短幾天內完成了訓練。他們將自己組織成不同小隊——這樣萬一有人受到感染，就只會影響一個小隊，而不會癱瘓整個團體。每個小隊分成好幾階級，每個人除了自己的任務外，同時還得學會上一級的人的工作，以便在必要時取代上級。「我們的構架是作戰替補制，」喬說：「這和他們習慣的可以自由來去、只需做自己的事的正常研究實驗室不同。這裡比較像個工廠，或說像一條生產線。」

這條生產線由許多檢驗站組成，裡頭負責的都是願意長時間無償工作的志工。「我以前會夢到一百個客人在特價時段突然湧入，同時點了雞尾酒。」其中一位曾在酒吧打工當調酒師的博士後研究員說：「現在我也會做類似的夢，只不過換成了數千人同時要看篩檢報告。」

第一個新冠病毒篩檢實驗室，在一個和籃球場差不多大的房間建立起雛型。整個設立過程，也讓喬初次看到醫療產業的複雜結構──它不是設計來應付危機的。如果真要說如此複雜的結構有什麼特定目的，那麼這目的一定是要讓擁有壟斷權力的業者將利潤最大化。當時每做一個新冠病毒篩檢，美國控股實驗室公司和奎斯特診斷公司就會向州政府收取一百六十美元的費用，並且判斷速度慢到讓結果變得毫無用處。

生產篩檢設備的公司也一樣，那些所謂「餵入樣本、得到答案」的花俏機器，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都有傻瓜裝置，任何一位低薪技師只要將患者樣本放入插槽，壓下按鈕，就能等待機器吐出結果。這樣的設計可以替企業將失誤與訴訟的風險降至最低，但面臨危機時，完全不適用。而且當機器故障，你只能付錢請製造商來解決，你不能直接打開修理。還有，這些機器只能使用製造商專賣的昂貴化學品，就像你買了刮鬍刀和印表機，即使品質不佳，也只能買原廠的刀片和碳粉匣一樣。

更糟的是，辨別病原體所使用的化學品，只能針對一種病原體起反應。如果你想篩檢愛滋病毒，你就要購買能夠辨別愛滋病病毒的化學藥劑；要篩檢C型肝炎，你就要買辨別C型肝炎的化學藥劑。所以如果你想要藉由大量篩檢來追蹤病毒，光是耗材就要花上一大筆錢。

二○二○年三月，仍然沒有任何化學藥劑可用來篩檢新冠病毒。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實驗室裡許多設備根本無用武之地。其中一部叫「黑豹」的機器，喬很喜歡。「它們的名字都很酷。」他說：「黑豹！黑豹現在睡著了。」在大流行病的頭幾個月，這台黑豹一直在冬眠狀態，因為製造它的公司還在研發篩檢新冠病毒時會用到的材料。

美國所有的微生物實驗室都有同樣的挫敗感：沒有刀片可以用的高級刮鬍刀，其實就等於廢物。

於是，喬打電話給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校長山姆・霍格德（Sam Hawgood）。「每次和喬交談，他都會有一些新的想法。」霍格德是澳洲人，有趣的是，他居然以管理美國人為職業。「如果是其他人，我會說，哎呀，我去看看可不可行。但因為是喬，我不會這麼說。」

在霍格德的允許下，喬和他的團隊帶走了該大學各實驗室裡所有化學品和液體處理機器人，以及沒有傻瓜功能卻可以篩檢新冠病毒的設備。他們自己動手組裝機器，三月中旬的雨夜，曾有人在舊金山街頭目睹喬獨自推著一輛載著報廢機器的手推車。

身為史丹福大學的研究生，喬曾見過一些本來敞開心胸、願意分享合作的夥伴，在拿到創投的資金後立刻閉上嘴巴。「有一天你來上班，會發現他們辦公室的百葉窗放了下來。」他說。

一次又一次，他看到民間企業在「創造知識」這件事情上的效率有糟。更時候，一些有前景的研究反而會因為公司經營不善而胎死腹中。他很厭惡這種現象，很厭惡追求財富的野心阻撓了科學與進步。當病毒威脅美國、所有經濟活動必須暫時停止時，他感覺到民間企業散發出一種他很不喜歡的氣味。

進行篩檢時，需要用到一種酶，他找到了一家最大的供應商。「我們打電話告訴他們我們在做的事，以及我們想買一百萬美元的貨。」喬說：「通常購買量這麼大時，一定會給折扣，可是他們拒絕了，堅持我們必須支付全額。」

他實在是太生氣了，於是他繼續找別的廠商。終於讓他發現一家規模較小、名叫「新英格蘭生物實驗室」（New England Biolabs）的公司，也在賣同樣的酶。「這家的態度完全不同。」喬說：「他們說，能幫上忙真是太棒了！價錢算六折就好！這才是公司應有的行為。」

他們在採購的過程中，類似的事情不斷上演：有些公司想利用這場危機大賺一筆，另一些則想提供幫助。「我們很快發現，有些公司有道德指南針，有些公司卻沒有。」喬說。

三月十八日，也就是這個想法誕生的八天之後，Biohub的新冠病毒實驗室開張了。喬的新團隊打造整個實驗室的時間，甚至比當時奎斯特診斷公司和美國控股實驗室公司判斷一例新冠病毒篩檢還少了兩天。新實驗室有兩百多名優秀且年輕的科學家，每天能夠處理兩千六百六十六例篩檢，準確度不比任何美國實驗室差。他們能在一天之內就將篩檢結果送回給患者，在緊要關頭，甚至可以在三小時內給你答案。更重要的關鍵是：他們不收費，不會寄帳單給你。你只要把鼻咽拭子放入試管交出去，Biohub就會告訴你有沒有被傳染。

整個加州在前一週，總共才收到不足兩千例的新冠病毒篩檢結果。超過五萬五千位加州人的鼻咽拭子試管，此刻還散落在各實驗室裡排隊等待。接下來如果進展順利，加州政府不再需要將每天兩千六百六十六例送至大型企業實驗室篩檢，只要改送到喬的實驗室，不僅可以每天省下四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美元，而且更快獲知結果。

免費篩檢！你們為什麼不送樣本過來？

實際上，進展並不順利。

最初幾週，樣本以每天兩百多個令人失望的緩慢速度被送進來。於是喬開始打電話給當地醫院，告訴大家這項服務。但是，由凱薩醫療機構（Kaiser Permanente）經營的私立連鎖醫院告訴他，他們計畫在不久的未來建立自己體系的非免費篩檢實驗室，在那之前他們將繼續將樣本送到緩慢而昂貴的大型企業篩檢公司。

喬很快就發現，美國私立醫院若不是與這些收費高昂的篩檢公司簽合約，就是已經習慣將篩檢送到營利取向的實驗室，而這些營利取向的實驗室一點都不想加快速度，因為不管快或慢，反正都收得到錢。

至於公立的衛生保健中心（由縣政府公共衛生部門經營的診所）則是另一個問題：他們太忙了，根本沒空接聽電話。加州五十八個縣的衛生醫療官，都被告知有免費的新冠病毒篩檢服務，而且在二十四小時內就能得知結果，可是仍然毫無反應。祖克伯的妻子普莉希拉・陳甚至親自安排了和加州各縣公衛主管的電話會議，她開門見山地問大家：「篩檢是免費的！你們為什麼不送樣本過來？」

在那之後確實多送來了一些樣本，但距離他們滿載的處理量還差很遠。喬想不通問題出在哪。「我們問自己：是信任問題嗎？還是因為Biohub掛了祖克伯的名字？後來我們發現，和這些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花了一個月才搞清楚，為什麼一個如此迫切需要篩檢的國家，在得知有免費篩檢時，接受的速度如此緩慢。

線索之一，來自Biohub和最近才改名的「祖克伯舊金山綜合醫院（Zuckerberg 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接洽時的談話內容。

「送去你們那裡篩檢要花多少錢？」祖克伯舊金山綜合醫院的女士問。

「這是免費的。」Biohub的人說。

「對方沈默了好久。」當時在線上旁聽的喬回憶。

「我們不知道免費要怎麼做。」綜合醫院女士說。

「什麼意思？」Biohub的人問。

「建立資料時，如果我們在醫院系統的成本欄輸入『零』，會出現錯誤訊息。」綜合醫院女士說：「系統不接受零。」

「你們不能隨便放個什麼千分之一元之類的嗎？」喬忍不住問。

不能。系統不允許。

和「巴氏阿米巴原蟲」時遇到的問題一樣，這是一種系統缺陷。如果病人無法獲得你的治療，就算你有治療方法有什麼意義？今天，擋在病人和治療之間的，就是美國醫療企業複合體。

過去，喬從未真正了解過醫療體系的內部運作。現在他開始發現，這個體系扭曲了裡頭每一個人的行事動機。像接受免費新冠病毒篩檢這樣簡單的事情，居然需要付出不尋常的努力，或是具備真正的勇氣。

作者為暢銷作家，著有《橡皮擦計畫》、《大賣空》、《魔球》、《快閃大對決》、《老千騙局》等經典作品。出生於紐奧良，先後就讀普林斯頓大學與倫敦政經學院，曾為《紐約時報雜誌》撰稿，擔任《新共和》雜誌資深編輯、英國《觀察家》週刊美國版編輯，目前與太太、孩子住在加州柏克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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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帝國、氣象、科學家》
作者：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
出版社：早安財經
出版時間：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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