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老虎喝水時看見自己的倒影：《民族重建》的記憶與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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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遺忘，一切幸福、快樂、希望、驕傲，所有現存的東西都將不復存在──尼采

對於民族主義理念來說，1881是標誌性的一年。這一年，杜斯妥也夫斯基死於肺出血，前一年，他在俄國文學愛好者協會的閉幕式上，以激昂的贊詞將普希金譽為俄羅斯的民族精神體現。如果說從來都沒有活著的偉人，從來都是後世造就了他們，普希金如此，杜斯妥也夫斯基亦如是，他的國葬待遇在俄國前所未見，大批人群自發參與了遊行追悼，終點處修道院的僧侶列隊致敬，過去這樣的待遇只限沙皇所有。

這一年，法國人勒南（Ernest Renan）著手寫下往後堪稱民族主義思想經典的〈何謂民族〉。勒南認定民族主義是個表面上很清晰，卻遭遇諸多誤解的理念，他堅持區辨民族與種族，警告追求語言的純粹對於民族理念的傷害；他相信民族是共享過去榮光與苦難，共同開創未來的情感共同體，語言與種族等原生性要素皆屬次要，雖然，民族不得不為此選擇性記憶與遺忘，後人批評民族主義不擅於記憶與真相就像對黑貓抱怨拍照拍不清楚一樣，因為，「遺忘，甚至是歷史錯誤」，正是創造民族的關鍵，共同體與遺忘一體兩面，正如勒南所說，一個民族的實體，「在於所有個體之間都有很多共通之處，而每個人都會忘記不少事情」。

「像蝴蝶淹沒在金色琥珀中」的民族迷思

理念的蓬勃與衝突，以及地緣政治秩序的瓦解與重建，兩個世紀以來在中東歐大地上激烈碰撞，「民族的重建」看似主線，如果這段歷程看似動盪，主要是因為中東歐大地的人民全無喘息之機，世界史等級的巨大變故接踵而來，在主線之下是歐洲公法秩序的瓦解、德俄強權競逐、主義對群眾的動員以及王朝向現代國家過渡等等的交織。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歐洲這一波有別於過去的民族重建浪潮稱之為「官方民族主義」，可能過於輕描淡寫了。王朝刻意融合民族理念以為帝國續命，並抗衡壓抑本地群眾的異質民族情感，具體表現在對文藝偉人的國葬待遇，19世紀中葉以前，這樣的國家級紀念極為少見，歐洲大城的街道與廣場都是君主與軍人的英勇雕像與紀念碑，1881年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葬禮待遇見證了俄羅斯的民族發明，杜斯妥也夫斯基想必欣然接受，懷抱世界主義的文人一直都是將普希金俄羅斯化的旗手。彷彿是官方民族主義的較勁，四年後在巴黎，雨果的葬禮規模更大，堪稱巴黎建都以來最大規格的國家級活動，尼采在雨果葬禮中看到了現代國家「最冷酷的一種冷血怪物」的誕生，雨果的逝世是共和國的世俗價值作為民族情感團結力量被確立的時刻，而尼采則譏諷雨果的葬禮儀式是「品味低劣的狂歡」。

勒南對於不能將語言或種族與民族理念混淆宛如先知，其警示卻很難力挽歐洲官方民族主義狂瀾，民族文學偉人的國家級儀式所宣告的是民族「自然化」的迷思，普魯士文人如赫德對於語言高貴性及其對民族特性的召喚，即使不是對民族主義的擁護，也很難不成為官方民族主義的思想教條。帕爾式的故土異鄉人對於歐裔海外移民的民族主義來說難以想像，卻是世紀之交東歐大地的常態。

1569年波蘭─立陶宛王國，及其不依血緣、語言與種族而構思的「大波蘭人」政治想像，註定要被官方民族主義遺忘。像是波蘭的畢蘇斯基（Józef Piłsudski）這樣對於復興大波蘭懷抱希望的人，難免有一種時不我與的悲涼，一次戰後波蘭的畢蘇斯基戮力調和他的大波蘭聯邦迷夢與政治現實，他提議在民族衝突區公投，得到的反應是「一個民族是由更多死者而非生者組成」，新生的立陶宛人不可能接受，即便畢蘇斯基從未有過「強大波蘭」的現代民族想像，立陶宛人也不可能不把他的聯邦美夢解讀為民族兼併。

東歐大地上的民族發明很難不彼此衝突。語言跟種族都是與生俱來，自古以來，沒得商量。畢蘇斯基的懷舊美夢對於立陶宛人卻是國家恥辱，他們會全力阻卻民族兼併「再度」發生，為了將波蘭文化徹底驅逐，立陶宛人先是不惜讓普魯士人得到波羅的海控制權，後是不顧一切投入蘇維埃的民族自決迷夢。里加協議是強權競逐與民族發明之間的妥協，波蘭不得不用承認蘇維埃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以及放棄對維爾納斯的圖謀，換取國際對於其對加利西亞的主權。

官方重建民族的發明之所以是個悲劇，是因為它即便在當下看似彼此諒解，也註定埋下下一輪的衝突。白俄羅斯人將里加協議視為布爾什維克的背叛，而加利西亞的烏克蘭人則是里加協議的「輸家」，也毫不意外波蘭在畢蘇斯基過身之後加速了其去烏克蘭化的民族歸化進程，預告了日後民族對民族的戰爭。

被肢解重生的俾斯麥秩序

難以界定「民族歸屬」的東歐詩人密茨凱維奇日後成為波蘭、立陶宛甚至是白俄羅斯爭奪的民族詩人，後拿破崙時代的歐洲對他來說是個廢墟，而民族重建是他構想的新世界，他呼籲跟他懷抱同樣夢想的人，努力保持波蘭─立陶宛的原貌，「就像蝴蝶淹沒在金色琥珀中」，他的民族重建理念在日後被不同的民族發明家銘記，只不過都不是詩人原來想像的那個樣子。無論是赫德或密茨凱維奇，其實都不需要惋惜，民族的重建，或者說發明，本來就很難不遺忘，從來都需要錯誤的歷史，正如史奈德所說，「粗心的讀者是更好的預言家」。

赫德與密茨凱維奇對於民族理念的原初構想，都是希望打破社會上下階層的藩籬，舉目皆是的民族共同體想像必須取代王朝。讓他們的理念在往後不斷被改造、必然被錯解的主因，主要是社會結構的巨變。在東歐兩個世紀「重建民族」的歷程之所以與俄羅斯的官方民族重構極為相似，是因為它的新生力軍是新型態的「知識分子」，在俄羅斯指涉游離於社會體制之外，以批判社會為志向的群體，他們取代赫德或密茨凱維奇這類依附在教會或貴族的文人，成為鼓吹民族理念的主力旗手。

而日後主義對於群眾的動員已經遠遠超乎他們的想像，更不用說國家力量以強遷甚至屠戮方式直接發明民族的手段，兩戰期間的白俄羅斯與立陶宛，戰後的波蘭與烏克蘭都是赫德與密茨凱維奇在他們那個時代不可能預見的未來。

俾斯麥是歐洲最有遠見的戰略家，天主教勢力與社會主義的群眾動員對他來說是歐洲新秩序最有威脅的敵人。俾斯麥堅決反對德奧統一以防堵天主教勢力，他的戰略天才表現在有意識的交好懷舊大波蘭的東歐擁護者，既壓制東歐境內的群眾民族浪潮，還能為普魯士換取戰略要道。

俾斯麥的新秩序構想寄希望於德意志帝國的自制，以及德俄帝國的互保，前者用海外殖民的收斂換取西歐強權對於德意志在東歐話事的主導權，後者則以王朝與官方民族主義的加乘壓制東歐的群眾動員。如果德意志遵循俾斯麥的國策，世界大戰就不會發生，俄羅斯帝國或可續命，布爾什維克的崛起至少可以延緩十年，即便東歐的民族主義浪潮最終勢不可免，也能爭取到民族重建歷程最寶貴的東西：時間。

歷史自然沒有如果，列寧以民族自決號召共產革命的手段，徹底讓歐洲翻天覆地，純潔的語言與族裔想像，跟共產革命的結合，對於烏克蘭與波蘭的民族志士來說，絲毫沒有衝突。一次戰後的蘇聯取代德意志成為東歐秩序的協調者，於是波蘭首當其衝成為肢解懷舊想像，重建民族的對象，白俄羅斯、立陶宛與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都不得不在某個時期將蘇聯視為戰略盟友。

儘管西歐強權為防堵蘇聯的地緣政治緩衝考量，讓波蘭順利取得加利西亞，在沒有德國支持的狀況下，波蘭根本無力介入東歐的民族秩序安排，里加協議已經預見了日後德蘇瓜分波蘭的命運。

說安德森對於官方民族主義過於輕描淡寫，主因是在這一波民族主義浪潮中，不僅僅只是帝國對於民族主義的發明，帝國對於境內不同民族主義或打壓或扶持，拉一個打一個的策略，意料之外的結果是民族發明學此起彼伏的蓬勃，而民族主義又是個打開了的潘朵拉盒子，沒有「回復原狀」的可能。

遺忘的力量

《民族重建》不單純只是一段關於某個地區民族主義的故事或歷史，「民族的重建」一詞多義，既表述了任何一個民族在表面連續下錯綜複雜的不連續性，加利西亞在戰後三易的「主權歸屬」即為一例；也表述了民族主義必然選擇性訴諸過去，必然有所遺忘的性質，以此斷定民族主義的虛構反而缺乏現實感。讓東歐的民族重建歷程如此坎坷的主因與其說是民族主義本身，不如說是時間，沒有時間消化紛沓急速而來的種種理念，新社會的秩序尚未成形，舊世界的秩序又全然無能指引，自然也有從俾斯麥到列寧的歷史偶然。

如果東歐民族的重建歷程對於民族主義的教義能有什麼啟發，可能是政治上的讓步並不代表民族尊嚴的折損。冷戰後的波蘭接受了蓋德羅伊（Jerzy Giedroyc）的民族共存構想，放棄了畢蘇斯基的大波蘭聯邦迷夢，承認東歐在蘇聯時期劃下的疆域界線，尊重現狀讓波蘭、烏克蘭、立陶宛與白俄羅斯諸國不再深陷民族情緒的衝突，重回上個世紀的世紀之交，絕難想像。

蓋德羅伊對冷戰後波蘭外交戰略的擘畫，說明了如果善用民族主義的遺忘，務實的利於追求和平，而這並不折損民族的尊嚴，蓋德羅伊的戰略知交米羅茨維奇（Juliusz Mieroszewski）蔑視波蘭─立陶宛王國的懷舊，他們心中的新東歐秩序是一個波蘭、烏克蘭、立陶宛與白俄羅斯共存的民族國家秩序。

如果還願意記得勒南先知般的提示，民族主義始終善於遺忘，敢於遺忘可能會是民族主義的美德，對於民族歷史粗心的讀者，反而挽救了民族主義。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書名：《民族重建：東歐國家克服歷史考驗的旅程》
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時間：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