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的跨界嘗試：讀《當政治成為一種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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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當政治成為一種產業》
作者：凱瑟琳．蓋爾（Katherine M. Gehl），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時間：2021／7／30

藉著奚落歷史與哲學，科學政治學此一理念所呈現的，不過是對「美國自由民主的一種嘲諷」── Bernard Crick 《美國的科學政治學：緣起及其處境》

作為當代最有名的管理學大師，並曾以《國家競爭優勢》一書風靡全球的麥克波特，在全世界各國無不爭相坐上「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列車後，麥可波特聯合成功女性企業家凱瑟琳蓋爾又於2020年推出《當政治成為一種產業》一書，試圖以他原用於產業發展分析的理論模型「五力分析」，來為美國政治的各式沉痾開方。

《當政治成為一種產業》分析美國政治問題並提出解方

本書兩位作者認為，從既有競爭模式、客戶、供應商、替代商品與新進入者等五個產業結構去分析美國政治就可以知道，當代美國政治的最大問題在於制度設計，也就是：

第一、產業內的競爭：爭取選舉勝利與通過或阻撓法案。

第二、客戶：在選舉與立法上，普通選民對政黨與候選人的影響力遠低於特殊利益團體、政治獻金捐助者與黨內初選投票人。這導致政黨與候選人只要討好一小部分的人就能保證當選，又只要讓法案滿足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可通過。加上客戶與供應商對接的「通路」，也就是各式新舊媒體所提供的公共資訊可信度低，讓一般人的政治參與度，政黨與候選人就會更傾向集中火力討好一小部分關鍵團體與人物力求選舉與立法上的最低投資、最高報酬。

第三、供應商：民主與共和兩黨各自分割選區、拉攏極端選民，並且與包含智庫、公關公司等的政治產業複合體勾結，在缺乏政治產業「反壟斷法」的情況下，兩黨聯手壟斷政治產業，進而造成政治兩極化、意識形態與情緒性言論橫行等問題。兩位作者將這種兩黨對美國國內政治產業的壟斷，稱之為「雙頭壟斷控制」。

第四、替代商品：美國有所謂的輸不起法（sore-loser laws），規定了初選落敗的候選人不得以獨立人士身分或代表另一黨參加正式選舉。另外，在選舉經費的募款法規上，對全國性政黨，也就是民主共和兩黨捐款的上限金額，是向獨立參選人捐款金額的150倍。更重要的是，籌辦選舉的聯邦選舉六人委員會，也是由民主共和兩黨把持，這些都讓獨立參選人篤定無力在任何選區取得勝選。

第五、新進入者：要創造一個新政黨，相較於獨立參選人的誘因更少、難度更高，縱使曾引起旋風的媒體寵兒前總統川普，從第一次選上到第二次落選，都還是依附在共和黨內，運用前述保障民主共和兩黨競爭的各式遊戲規則再加上「通路」媒體的加持，藉此維持熱度。

所以，總結本書來看，兩位作者強調，多數人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是一種根據憲法而定、並依據大公無私原則而產生的運作機制，但兩位作者突破了這個盲點，看到了美國現今制度創造的政治，其實是一種「自利、自我長存的民營產業，由一群唯利是圖、自己為自己寫規則的人所組成」。這樣的競爭，非但無助於公益，甚至習慣於建立障礙，讓想要解決問題的人無法解決問題。最終，原本以解決問題、提出成果為主旨的選舉與立法過程，成為一種政商勾結的怪胎。

劃錯重點、問錯問題、給錯答案

本書的兩位作者立意良善，無非是想為美國政治面臨的問題，尋找制度的上的解方。但這樣的認識一開始就有偏差，偏差點在於，美國當代憲政民主設計的核心理念，不在於促進公益，而是在避免濫權；憲政運作的基礎，在於權力的相互制衡而非有效率的解決政策性問題。而本書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兩位作者避開價值的討論卻想解決因為全球化、貧富差距、多元族群或民粹主義等價值變遷而遇到的政治困境，並且誤以為用工具性的策略與方法可以解決價值變遷造成的問題。

兩位作者在本書中反覆強調，美國政治體系的設計，是為了公益、是為了選民，但除了民主制度以外，共和精神才是美國政治體制的核心關懷。也就是無論上位者的暴君、或基層的暴民，制度設計應該竭盡所能避免各種濫權的發生。所有權力分立制衡的制度設計，目的就在保障基本的個人權利，避免「權力」的過度擴張或集中，因此對「權利」造成侵害。一旦這種中心思想確定後，各式的制度設計都會朝這個方向前進。所以美國政治的制度設計，與其說是為了極大化群眾能夠獲取的利益，不如說是最小化民眾基本權利被侵害的機會。

以一個違背制度設計「防止濫權」初衷的「增加公益」方式，意圖解決現狀下幾百年制度設計後作者們所認定的積重，這樣的解法不僅過於天馬行空，甚至一開始就是劃錯重點、問錯問題，所以只能給出錯誤答案。

一方面，用制度的調修來達成改革，必須符合制度設計的原始精神，才能有改善制度的可能性，不會增加制度運行邏輯的內在矛盾。若制度設計的終極目的，是要讓各方權力相互制衡，而不是和舟共濟創造大多數人的幸福或公共利益，那按照兩位作者給出的方案，這樣的制度修正無疑是緣木求魚；另一方面，過度信仰制度修正造成的路徑依賴，必然能解決政治問題，不僅是對美國政治制度核心精神的漠視，更進一步則是對所有觀念、價值在政治領域或人類行動中影響力的漠視。

本書兩位作者強調，制度性調修變革政治現實的重要性，這種「制度主義」的取徑無論新舊，一直是政治科學研究的熱門方法。但這種政治科學研究過度強調對客觀事實普遍性與確定性的取得，排除了不符合上述標準的觀念、價值、歷史與哲學對政治學研究的意義，以單一標準設定政治科學知識的範疇，進而以符合普遍性與確定性的政治科學為基礎，開啟了僵化、理性化、高效率與具預測性的技術統治。將符合這個技術統治的「制度解方」，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唯一解方」。

並且，在這個政治科學與技術統治相互鞏固的狀態下，當代政治與政治學習慣性的排除歷史性思考與哲學思辨的可能，也直接排除探索公民德行（civic virtues）內含觀念與價值，並藉著改革或充實公民德行來達成政治改革的可能行。因此，正如同本書的行文模式，就只能在無視制度設計價值核心的粗暴直覺下，同樣無視以重塑價值作為維繫制度的方案，乃至於改革價值充實公民德行，藉此達成政治改革的方法，無中生有地用自身缺乏歷史縱深的想像，去做一個注定還是會失敗的制度修訂。

老派有其必要

正如同加拿大政治哲學家William Kymlicka於其著作《當代政治哲學導論》中所述，面對當代政治問題，很多時候並不是靠制度的調修即可達成善治。舉例而言，美國始終低落的投票率、多元族群衝突、對全球化、外來移民的不滿、貧富差距，乃至於環境政策的施行順利與否，某種程度上並不是以國族性質的公民身分為基礎，而是以長期被政治科學與技術統治忽略的公民德行為基礎。

最終，許多的公共政策有賴公民對自己的生活方式負責。從作好垃圾分類到維持身體健康，若是沒有這些公民德性的道德自覺，任何環保和健保都是徒勞無功。同理，若公民缺乏寬容的精神、平等的觀念與維持社會穩定的正義感，也不願意為了公益投入公共事務，那任何制度的改造也都是徒勞。

因為當代美國民主制度的共和精神是為了避免最壞的狀況而不是為了追求最好的狀況，要在避免最壞狀況的制度幽暗中尋找光芒，光是在制度面上用一個相異精神基礎的制度添柴加火無異徒勞；相對的，注重公民德行的培養，並正確認識其意義，將改革美國政治或曰一國政治的方式，投向改善公民德行，或許老生常談，但卻是當代技術統治與政治科學政策性指導橫行的情況下，一個久久為人忽略的傳統智慧。

按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說法，政治始終應該是一個志業而不該「只是」一個產業，更遑論用一種技術統治的政策導向或產業思維，去糾正已經成為一種產業且是具壟斷現況的產業，兩位作者的苦心，無疑是一次治絲益棼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