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關天」作為儒教民本主義的話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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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秀急，封城侯急。天朝主義政客與文人，急了一年半多，還在急，盼望能等到「聖王專政的天下帝國」在台灣「復權」的那一天。這是我們遭逢的，21世紀的「儒教帝國主義」形成的奇特歷史現場。

聖王專政優越論的對台攻擊從未休止

至少到目前為止，雖然歷經了幾次嚴重的論述攻勢，台灣並未被「大封城、大普篩、健康碼」等元素構成的「疫病政治學上的聖王專政優越論」所擊垮。確實，沒有了大量製造「偽陽性」的「大普篩」（特別是用中國試劑的「大普篩」），你叫那些呼喊「方艙醫院」等「強制集中隔離」裝置（=「疫病政治學」上的「新疆集中營」）的天朝主義政客和文人，要怎麼繼續演下去？

實際上，我們心底都曉得，呼喊著要「大普篩」的人，潛台詞其實是：「we 不用普篩，they 要快點普篩。」——大致上，我們可以確定，那些「疫病政治學上的聖王專政優越論」的贊翼者，也都會是「新疆集中營」的支持者；而且，越是自認為菁英的「高等天龍國人」，就越喜歡這一套。

不過，最近幾天，倒是因為楊渡（曾任職中國國民黨文傳會主委，馬英九政權時期的「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的一篇〈那不是數目，是人，是生命！〉，天朝主義文人與政客掀起了一片「人命關天」的巨大聲浪，還連帶引起了一些 DPP 民代的附和，宛如蔡英文政權是「吃人血饅頭」的。

對這波包含中研院院士參與在內的「人命關天」論述攻勢，我暫時有幾個感想，想要藉此與關心「天朝主義批判」的朋友分享。

疫苗不是商品，而是戰略物資

首先，讓我們從一個非常、非常基本的現實開始出發：現在你所知道的任何「合法」武漢病毒疫苗，不論其基本的生物學或醫學原理為何，事實上都是在「防疫的緊急狀態」下才被認可的產物。如果按照一般常態的疫苗許可規範和程序，任何你所知道的「合法疫苗」，都會顯得「不合法」；唯獨因為應對「武漢病毒造成的防疫緊急狀態」，才被 WHO 和國家政權用「緊急授權」的方式許可使用。

其次，重點是：這些在「緊急授權」下許可使用的疫苗，因此並不是一般的「醫療商品」，而是對應「防疫的緊急狀態」下的「公共財」，某個意義上，它們確實構成了各個國家政權在「防疫的緊急狀態」中的「關鍵戰略物資」。對如何有效地整備、流通和使用這些「戰略物資」，嚴格地說，一個政府不能讓注射疫苗成為一般的「市場商品交易」的事情，有錢的就是大爺，而必須從整個社群共同體在防疫上的緊急需要去考量，哪些是優先該注射疫苗的群體。

簡單地說，政府必須確保，居於主導地位的是「社群共同體的防疫邏輯」，而不是「武漢病毒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良好的醫療服務」，是現代社群共同體的「社會基礎設施」，不該變成「待價而沽」的事物；「全民健保」的原初目標，難道不正是為著防止「有錢」與「沒錢」的區別，成了決斷是否能獲得「良好醫療服務」的唯一有效判準？

既然如此，我們或許就該繼續追問：然而，為何在施打武漢病毒疫苗的事情上，我們就要蓄意打破「全民健保」潛在預設的「社群主義倫理共同體」？

「人命關天」的頌語者求的是天朝會普降甘霖

更有趣的，但也同時被眾人忽視的問題是：為何我們會輕易地允許天朝主義文人，用「人命關天」為「至高的政治正確理由」，來實質上推進「符合武漢病毒資本主義的基本利益」的「武漢病毒疫苗的自由貿易與自由交易」——以及，如同一些天朝主義地方政客想像的，把天朝供應的疫苗，當作是可用來重製「威權侍從體系下的福利供給模式」的「天朝遠距統治資源」？

乃至，我們為何會對「人命關天」的「儒教民本主義話術」，堂而皇之成為促進「中華型武漢病毒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的「最佳防護罩」，對這樣的荒謬魔幻事態，對這種「全球大瘟疫」期間的「儒教資本主義」，居然一致地「視而不見」？

說到底，我們或許該稍微靜下來，仔細地、慢慢地問一問自己：呼喊「人命關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儒教民本主義話術」，是如何就在自己的眼前，隱蔽地為「生命」貼上售價標籤的？

這樣的「道德倫理上的非常事態」，是如何明明白白地發生在我們眼前，卻未曾在我們身上激起任何隱微的「道德張力」或「倫理難題」？我們為何會對帝國儒教的「民本主義話術」，如此地缺乏「抗體」？

如果我們想不透、搞不懂這種「儒官集團文人愛妳的方式」，那麼，也就難怪了，兩千多年來的東洋大陸，始終是「儒教帝國主義」的「極樂淨土」和「終極樂園」。

將疫苗當商品，目的是推銷天朝的疫苗外交

如果我們就連身邊的「腐化事件」（這裡的「腐化」，採取的是美國政治哲學家桑德爾在《錢買不到的東西》中使用的意思）都無法揭穿，就更別說那些圍繞著 WHO 與「世界經濟論壇」打轉，姿態與話術都更為精緻的歐美「達沃斯左派」了——他們一邊主張「說武漢肺炎、中國病毒是種族歧視」，看似「政治正確」無以倫比，然後接著轉過身來，另一邊卻又覬覦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帝國擴張方案，希望能從「建構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天下帝國大業」，攫取他們以為的「廣大長遠利益」。

因此，對於一些「偽慈善機構」的聲稱，我的基本論斷是：他們還是將武漢病毒疫苗當作是「自由市場上的一般大宗商品」來處理，以為相同於一般的賑災物資，「有錢、有管道、有輸送物質的人力與後勤能量」，就可以來做。這樣的認知，其實是錯誤的。即便是在「防疫的緊急狀態」下，運用現代生物技術的疫苗，都不是「自由市場的一般消費商品」，而如同常態時期，一樣是必須受到公共權力高度監控和規範的「特殊產品」。

沿街叫賣「人命關天」的「偽慈善組織」，或許遺忘了最基本的事情：如果「人類生命」確實是「無價」的，那麼，疫苗就不該是簡單意義下的「一般消費商品」。非常粗糙地說，在「疫苗是商品或不是商品」的問題上，一個現代社群共同體內合格的公共權力，幾乎毫無疑問，必須堅定地說：疫苗，絕對不是商品，不是可以自由貿易與自由交易的商品！

這是現代的公共權力必須為「自由市場」畫出的「道德界限」或「倫理門檻」。顯然地，基於社群主義的共同體倫理，「公民生命的內在價值」，似乎就意味著：「疫苗不是自由市場上的一般消費商品」。

不過，儒教「人命關天」的「民本主義話術」，嚴格地說，對「公民的生命形式」所顯現的「內在價值」，對這種現代公民人文主義下的社群倫理「生命觀」，是完全無法理解的。儒教所理解的「人命」，總是已然內在於「修齊治平的修養社會學」中的事物；易言之，在「君父帝國的昭昭天命」之外，沒有真正的「人命」可言。問一問香港人，香港「被自殺」的年輕人，她們最深刻通曉這種「東方王道帝國主義的道術」。

那些呼喊「人命關天」，台灣政府必須無條件許可「自由進口」天朝疫苗的天朝主義文人，尤其是楊渡，他們都不敢面對一個基本的事實，乃至是遮蔽下述事實的「共謀」或者「共犯構造」：中國千千萬萬的農民工，那些無法享受城市醫療保險的農民工，甚至於是連「確診為武漢肺炎」的資格都沒有的，更別說注射疫苗了！如果農民工「不是數目，是人，是生命！」，那麼，目前地球上的「殘酷軸心」，絕對不在台北，而在北京！

不過，這些天朝主義文人，卻有著與天朝權力集團一樣的「大國思維」邏輯，以為用帝國儒教的「民本主義情懷」做包裝和保護罩，就可以讓北京的「疫苗外交」策略在全世界通行無阻，順便鞏固作為「儒官集團事業體」的中國生技產業的世界霸權地位。這種在「全球大瘟疫」期間的「儒教帝國主義」圖謀，才是他們的「人命關天」儒教民本主義話術真正關心的事情。

那麼，中國的農民工呢？他們難道就不是「人」？醒醒吧，對楊渡這類的天朝主義文人，可以隨意宰割的「韭菜們」，從來不過是襯托「儒教民本主義情懷」的「高大上」的「廉價背景」罷了。

最後，我必須說：愚蠢的是那些跟風的 DPP民代，那些無意間真正吃下「人血饅頭」的人。如果您的政治判讀力不足以穿透「儒教民本主義話術」，洞見其背後的「本來面目」，奉勸您：真的不要再搞政治了；至少，在台灣這個多難的國家，您並不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