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文藝復興──紀念文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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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17日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一百周年。這個協會的活動和意義一直是被解釋爲一種抗日的活動。我認爲這樣的解釋基本上固然沒有錯，但是它還有更廣大的意涵！因爲它展開了以後十多年台灣廣泛向西方學習，引進了現代化的種種元素，從識字運動、開創新文學的形式、到對古典文化的新解釋，到接受新的宗教視野等等，都是這一個短暫的光輝年代的重要發展。所以過去六十年來努力推廣現代思潮的林衡哲先生稱許這是一個台灣的「文藝復興」的時代。

當然，稱之爲「文藝復興」，這樣的説法並不合歷史的事實。但是這卻是表示一百年前的台灣有一種「文藝復興」的氣象，值得我們紀念。

「文藝復興」在東方的運用

「文藝復興」是歐洲史上的一個階段，有它的各種特性。歷史學家對它的定義和内容各不相同，因此說其他的時段或地方也經歷了一種「文藝復興」，這個當然是説不過去的。例如胡適曾經宣稱中國的五四運動是一種「文藝復興」，這就太過輕忽。無怪乎余英時曾經鄭重其事寫文章說五四不是「文藝復興」。余英時一向主張中國文明的獨特性，因此他看到胡適這樣的説法，而且還被稱譽為「文藝復興之父」，自然覺得非常不舒服，要出來批評。

「文藝復興」這四個字是對法文renascence 或英文renaissance的中譯，他們又是從中古後期發展的意大利文renascita（現代意大利文寫作rinascita；再生或復興）衍生出來的。當時很有名的文學家Giorge Vasari用了這個字來形容偉大的意大利（特別是佛羅倫斯）的畫家的精神和特色：復興古典希臘羅馬的畫風。後來復興古典的文學，加以流通，並在學校裡面作爲基本課程也都變成了這樣的「復興」運動。後者統稱爲「人文學」（studia humanitatis）。現在用的人文主義（humanism）這個字就是來源於此。

近代歷史學的發展從1800左右使得文藝復興那個時代究竟是屬於中古的一部分或是現代的一部分變成了一個問題。1860年瑞士史學家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出版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文化》一書，出版後洛陽紙貴，變成了一本最有影響力的書，從此大家接受了他的下面三個主張：（1）文藝復興是現代世界的開始，而現代世界的價值是「進步觀念」的展現，包括從傳統的解放，回復古典的文藝，個人主義及精神的發展；（2）他是一個可以確立的歷史時代；（3）文藝復興產生了近代相互爭奪資源的國家，和個人自私自利的道德行爲。

總體地來説，真正讀布克哈特的人很少，特別是在中國，因爲使用了「文藝復興」的字眼，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認爲這是一個完全正面肯定文藝復興時代的歷史階段，是現代歐洲之所以領導世界文化的開始。這樣的認識不算完全錯誤，但是從嚴謹歷史研究的觀點來説，是對布克哈特的立場偏頗解讀。

今日關於「文藝復興」已有更多不同感觸

進一步說，當然，到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文化》這本書出版160多年後的今天，人們對「文藝復興」的瞭解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例如很多人認爲中古時代就已經有很多復興古典文學或思想的活動，而中古璀璨的宗教文化更顯示當時並不是什麽黑暗時代（按：文藝復興時代的桂冠詩人佩托拉克Petrarch 是第一個用「黑暗時代」的人），至於文藝復興是不是一個歷史時代，學者也有各樣的疑義，而很多人因此選擇使用「近代早期」（early modern）。換句話説，大部分的學者現在已經不再把「文藝復興」看作是那麽一個天才橫溢、追求光明和幸福的時代了。甚至對所謂的人文主義，雖然不是布克哈特心中關心的，也逐漸有了新的瞭解；提倡人文主義的思想家已經不再有那麽大的自信了。

一百年前台灣文化的興奮受到了西方現代性的鼓舞，於是充滿了各樣模仿當時西方人所憧憬的「文藝復興」的活動。用最簡單的説法就是追求從自己落後的文化中解放出來，進步到像西方一樣，因爲西方是近代價值最集中發達的地方。當然，當時台灣人所瞭解的西方主要是來自日本，展現出來的也有各樣不同的向度。

百年前台灣人對文化已有全面性的見解

例如「文化」這兩個字，因爲他在中文或漢字日文傳統的用法裡，本來就帶有正面的意義，再加上二十世紀初，歐洲學者把達爾文演化理論、一般思想家（特別是阿諾德[Matthew Arnold]）把「文化」看作是人類所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無怪乎日本翻譯者多田英次把culture 翻譯成教養），以及傳統德國浪漫時代學者（例如Johann G. Herder）把它當作是民族（或國家）性格的具體表現及理想，因此在日本以及台灣一方面刺激了追求現代文明的努力，而另一方面又把文化當作是國族建構的象徵──在日本，最後的這個傾向特別明顯。簡單地說，恢復古學被視作是恢復國粹。怪不得中江彬說明治時代的文藝復興觀受到國粹主義的影響。相同的，梁啓超就認爲清代學術的「復古」就是解放。在五四之後才開始出版的保守派《國粹學報》，也説二十世紀中國會有可以與歐洲的古學復興相比的恢復「祖宗舊有之生命文物…三千年史氏之光榮」的運動。這是當時的「時代精神」（Zeitgeist）。

一百年前，當林獻堂、蔣渭水等先進發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的時候，毫無疑問的，它就代表了當時候的時代精神。他們所追求的首先是政治上建立台灣的主體性（議會政治），認識社會演化論影響下的國際政治現實，同時他們也對道德理想表現出切要的關心。如果光是從這幾點來看，文協的種種活動並不足與所謂的「文藝復興」作出有意義的比較。但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台灣文化活動更及於音樂、跳舞、飛行…等等。這些也都是「文化活動」。同時，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及方言文學也在這個時代的台灣萌芽，雖然這兩樣東西並沒有出現在文協的種種作品當中。

也就是説，文協的活動和主張確實是反映了當時對「文化」的憧憬，是一種上層階級的活動，比較缺乏對一般大衆需求的同情。先從「人文主義」説起，這個在布克哈特的書中也沒有系統陳述的觀念自然是台灣當時的賢哲所未及見。第一個在哥倫比亞大學得到哲學學士的林茂生和第一個台灣人在德國讀到博士學位的劉明電都恰好在國外，無由參加文協的活動。所以人文主義思想和它的近代意義沒有產生明顯的影響。

台灣的哲學在百年前就與西方接軌

但是，應該知道的是當時候台灣的哲學活動（或説一般的思想活動）已經首見端倪。例如1924年就有一位讀神學的學生在《台灣教會公報》用羅馬字臺語寫了一篇〈賢者康德〉，反映了哲學及一般思想已經在台灣引發了一般人的注意。這個時候正是劉明電和林茂生在國外研讀哲學的時候。

《台灣教會公報》這個雜誌在推行台語的識字工作上有相當大的貢獻。林茂生就在上面寫了非常多有關台灣語文（題爲「新台灣話陳列館」）、西方文明及宗教思想的文章。他雖然與文協的活動脫節，但是在三十年代初年，寫作不斷，正與當時對文化議題的關心互爲表裡。注意「方言」的重要性，並用方言來寫作，這個情形是當時台灣知識活動的特色。例如台灣橄欖球之父陳清忠就用台語翻譯了不少英國作家的詩文。明顯的是知識人對於能「我手寫我口」（方言文學）這件事有普遍的關心。我要提出這一點，正就是因爲二十世紀的台灣的確有著一種類似「文藝復興」的興奮氣象。

「文藝復興」是歷史上西歐的一個發展的階段，但是近百年來它引發了大部分人非常正面的想象。很多學者喜歡把歷史上有明顯變革的時代叫做「文藝復興」。在中國，除了有胡適稱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之外，日本著名的漢學家宮崎市定就把宋朝拿來與文藝復興相比──日本也有學者（例如福本和夫）認爲元祿前後的150年左右（1661-1707）是日本的文藝復興時代。

當時學歷史的人普遍接受人類有相同的歷史發展途徑，只有先進與後進的差別而已，並且人類的文明是朝向進步在發展的。所以定義各文化的文藝復興階段是可能的事。不過，這樣的想象已經逐漸褪色，各文明是不是走相同的路綫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大家對「文藝復興」就會有比較不同的看法。但是它畢竟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文化運動。

最後，在這一段時間，台灣人的自我認同還包括了一定程度對社會公義的關心。上面提到的劉明電（在德國學馬克思思想），以及諸如簡吉、盧丙丁（陳耀昌醫師最近把他的信念和貢獻活生生地呈現給我們）、李應章等人的社會活動。從文化的立場言之，他們的活動雖然與一般對文藝復興的認識並不契合，但是對人性的把握和關心則無二致。

無論如何，一百年前的台灣雖然不好說是台灣的「文藝復興」時代，但是它反映了文藝復興所關心的各面向，是一個愛好藝術、音樂、用方言寫作、探索自我認同的時代。我雖然沒有能系統地觸及文化活動的各方面，但是我相信已經交代了用「憧憬文藝復興」來紀念這個時代是完全正確的做法。

2021年十月十四日於紐約華萍澤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