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法西斯主義的距離有多遠?

蕭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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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的法西斯傾向並不是一個能公開大聲談論的話題…不過,新左派許多活動很明顯背離了民主社會主義,而且極端反智。我想,這是其法西斯傾向的一部分:反文化、充滿憤怒與殘酷,並反映某種虛無主義。」── Susan Sontah

日前義大利國會大選,右翼的保守派聯盟大獲全勝,取得多數席次,其中義大利兄弟黨(Fdl)更取得將近26%選票,黨魁梅洛尼(Giorgia Meloni)可望成為義大利史上第一位女總理,而義大利也將組成戰後最右翼的聯合政府。

義大利極右翼領袖Giorgia Meloni。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Paul Corner在即將出版的新作中《迷思與記憶中的墨索里尼:第一個極權獨裁者》(Mussolini in Myth and Memory: The First Totalitarian Dictator)剖析了義大利近年來「為墨索里尼翻案」的風潮。在右派的新敘事中,更強調墨索里尼帶領義大利面對危機的氣魄,其法西斯領袖形象被淡化,被說成是受到希特勒影響,或者是受制於希特勒,義大利也從來沒有像納粹德國那樣,將整個國家轉型為巨大的殺戮機器。

「新法西斯」?法西斯浴火重生?

義大利右翼陣營另一個頭臉人物,也是民粹政客代表之一的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就曾經稱墨索里尼「善良仁慈」,而且「沒殺過人」(應該是指沒「親手」殺人),任內更為義大利的國家建設做了很多好事,唯一的政治錯誤就是跟希特勒走的太近。貝魯斯柯尼的說法並非完全無理,歐洲另一位法西斯領袖,西班牙的佛朗哥,就相對懂得見風使舵,與希特勒若即若離,覷準風向倒戈,因此順利渡過歐洲的反法西斯戰爭。

不過,即便如此,如果說佛朗哥「善良仁慈」且「沒殺過人」,同樣悖離常識。

幾年前,義大利兄弟黨還只是一個得票不到5%的小黨,從今年年中法國國民聯盟(RN)的勒潘(Marine Le Pen)在總統大選中拿下有史以來最高票,從法西斯底色的社會運動黨托生的義大利兄弟黨即將執政,義大利一向是歐洲政治情勢的風向球,「極右翼」政黨在歐洲的執政態勢,似乎已有預兆。

極右翼政黨屢傳捷報似乎印證了部分左翼觀察家對歐洲未來「法西斯化」的警告。無論極右翼政黨是不是法西斯政黨,對於法西斯崛起的憂慮,反映的都是自由民主理念與體制某種程度上的破產。墨索里尼1923年10月在黨內的講話中說:「20年,或者30年來,義大利政治階層一步步走向腐朽與墮落。議會制度,以及這個詞所聯想的一切愚蠢與衰敗,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象徵以及恥辱的記號。政府形同虛設,官員不過是內閣所謂多數派支配下的走狗」,至於那些「所謂的議會程序,看到所謂國家代議士之間那些庸俗不堪的閒扯,只會感到厭惡與噁心」。

即便用語沒有這麼強烈,團結歐洲極右翼的「疑歐論」,也是類似基調。例如勒潘就將義大利的選舉結果稱為對歐洲聯盟的一個謙遜教訓。

大戰期間的義大利民主固然毀於法西斯暴力,不過,墨索里尼只是最後一根稻草,體制的正當性早已毀於左右翼激烈的衝突中,自由民主並不是歐洲的未來,而法西斯則可能可以是,可以說是歐洲部分菁英階層的共識。

不過,不同於過去的法西斯勢力,當前歐洲的極右翼並沒有將推翻自由民主體制視為己任,他們的訴求反而是重新奪回對生活的掌握,他們的國家已經受制於布魯塞爾的歐盟菁英太久了。

易言之,極右翼的訴求正是挽救民主。

有識之士之所以憂慮法西斯浴火重生,部分原因來自於右翼政治人物的民粹做派,他們毫無顧忌,沒有下限的政治修辭,不得不讓人想起法西斯領袖的作風。

法西斯主義的政治風格並不是謊言本身,而是行動,依據另類真理的行動,不顧現實說幹就幹的作風。川普並沒有主張反猶論,也沒有大張旗鼓或者秘密建造集中營,但他上任後立即著手蓋牆的行動,還是不免讓人訝異原來他不只是說說。法西斯主義堅持敵與友、謊言與真理的區別,而如果是真理,就必須以決絕的行動實現之,無論現實條件多麼艱困,無論多麼政治不正確。

現代政治中的法西斯基因

決絕的行動主義做派,反映的是法西斯主義運動對於「新秩序」有著無比的狂熱,而它也對困於失根與庸俗的歐洲群眾極具號召,墨索里尼的主張是「法西斯主義者鄙視『安逸舒適』的生活」。後來成為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的Davide Lajolo曾經回憶他那個時代是如何不可自拔地著迷於法西斯主義,「無論在學校、咖啡館還是在跟朋友聊天時,你都只聽的到法西斯主義…只有『敢叫日月換新天』,義大利窮苦的芸芸眾生才能過上好日子…只有『擺脫一切畏懼』…才堪稱活過一遭。浮誇嗎?確實,但足夠讓我興奮」。

但高度的行動派色彩,讓法西斯主義想望的「新秩序」注定不會有具體內涵,任何穩定下來的政治建制都會讓法西斯主義陷入困境,「新秩序」是一個矛盾的詞,因為任何秩序都不可能是全新的;「法西斯式政治」也是,畢竟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建制是持續運動的。

某種意義上,並不存在完全體的法西斯主義政體,墨索里尼的義大利顯然不是,希特勒的納粹德國曾經表現出這樣的決心,而正是不斷擴張的法西斯式衝動,瓦解了第三帝國。

在極右翼與其主力的勞苦支持者中,很少看到這種對新秩序飛蛾撲火般的自毀衝動與決心,更多是一種出於絕望,被迫孤注一擲的不得不。對民粹主義有著深切關注的左翼理論家Chantal Mouffe,就一針見血指出,極右翼是歐洲唯一正面反全球化的政治勢力,而建制的左右翼對此則束手無策。

當年的法西斯主義從左右翼激烈的敵我衝突中降生,如今的極右翼則看來沒有對手。前者意味著議會民主沒有任何正當性可言,而後者則某種程度上暗示當前的自由民主並沒有提供人民真正的選擇。

很難說自由民主體制在當前的歐洲已經破產,畢竟極右翼政黨也依然願意遵守這套遊戲規則。David Runciman以「中年危機」來描述當前民主遭遇的困境,意味著不能以過去的法西斯經驗來應對當前的民主危機,法西斯主義在他看來那似乎是民主在青壯年時期遭遇的風波。

身處法西斯本家的義大利學者則沒有這麼樂觀,早在90年代,艾可(Umberto Eco)就發表〈原版法西斯主義〉(Ur-fascism)一文提醒法西斯主義改頭換面的可能,至今它仍是當前歐洲反極右翼的重要文獻之一。班雅明曾經提示現代技術如何讓法西斯主義虛構的人民化身成虛擬的影像,藉此召喚出真實的人民情感。群眾在大型集會、運動會乃至於戰爭中透過攝影機的轉介,成為一種比自身感受更為深刻的影像凝視,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它可以永垂不朽。艾可對此頗有體會,它認為電視與網路會成為新世代法西斯主義者的技術武器。艾可的警告宛如預言,比起上個世紀,我們這個時代更接近於一個完全由虛擬的像所圍繞的景觀社會。

艾可的警示比表面上更為深刻,某種程度上他暗示法西斯主義並不是現代歷史的變奏或者插曲,更可能的狀況是,現代民主政治本身就存在法西斯主義的基因,只要環境允許,它就會出現。

法西斯與政治的美學化

法西斯主義是現代政治的隱性基因,這個主張可能是超越左右的共識,海耶克與傅柯都某種程度上接受這個說法。主要是因為現代國家職能的擴張,傅柯反覆強調法西斯主義乃至於種族滅絕的權力機制早已齊備於現代國家的政治部署中;海耶克與美國的保守主義則一貫認定福利國家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善意。

深受馬克思對於路易波拿巴評論影響的左派學者,傾向於將法西斯主義視為一種透過民族共同體的打造來消弭階級衝突的政治舉措,例如柄谷行人就將法西斯主義視為「裝扮成革命的外貌,運用國家的力量爭取社會的一致支持」,儘管這種說法無視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是如何將政治體制轉化成大規模的殺人機器,而路易波拿巴固然可以視為胡蘿蔔加大棒的法西斯主義領袖,不過,如果柄谷行人把羅斯福的新政也算做如此,就不免有些不顧現實了。

美國的保守主義者倒是可以認同,左派的柄谷行人與保守主義居然可以有共識,足見法西斯主義是一個遠遠超越左與右,麻煩的政治判斷、理論與實踐問題。

班雅明曾經以「政治的美學化」來定調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基調,如果拿掉對於新秩序近乎自毀的「創造出藝術吧!哪怕此世毀滅!」(Fiat ars – pereat mundus)的美學衝動。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美學化理念對於政治建制的衝擊仍舊是驚人的,畢竟,政治的競爭將不再陷於建制政治領域,更涉及文化、意識形態與日常生活的鬥爭,受葛蘭西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s)思維恩惠的不只是左翼政治勢力,葛蘭西的著作更是義大利右翼勢力的孫子兵法。在美學化的政治眼中,政治建制就其本身也不具有任何規範上的優越,只是力量與力量之間折衝所產生的一個暫訂結果,或者說某種暫時性的「霸權」。

傅柯與海耶克都曾經主張法西斯主義並沒有離戰後的世代很遠,不過,我們或許會驚訝發現,某些法西斯主義的核心理念,居然與某些前衛進步的政治理念如此不謀而合,這絕對不是說進步論者都是法西斯,或者是法西斯主義具有某些進步要素。 而是說,法西斯主義反映了現代政治的某個側面,而這個側面我們要麼習以為常,要麼視為前衛進步,我們與法西斯的距離,可能遠遠比想像中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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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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