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著石頭封城鎖國?

趙君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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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正如火如荼進行的封城抗疫,在上海出現各種離譜的亂象後就持續成為中英文媒體的焦點,而關注的方向也從一開始的物資發放不足時居民創意的自由、防疫工作者各種侵害人權的行為、少數還能營運的商人趁機抬價謀取暴利等亂象,轉移到在不知何時解封對全球經濟的衝擊。

到五月十日止,《金融時報》引用野村證券的估計,在中共全境經濟上佔全國約30%產出的41個城市的2.9億人還處在全面性或局部的封城之下。

上海封城。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上海封城後,北京也逐步效法

如此嚴酷的措施勢必會對國內外經濟造成巨大打擊之下,上海官方又宣布將會從本周開始逐步允許某些商家恢復營運,也已經有數百家工廠被列入可以繼續開工的名單上,讓這些工廠能以「隔離泡泡」的模式營運。但同時間在北京,雖然尚未發生如上海的全面性封城,但類似拼圖式的逐步封鎖小片區域也持續引起居民抗議,現場畫面都被傳到海外的新聞頻道上。

然而更值得關注的事,原本這樣的野蠻封城媒體和中外政府、商業只是很想知道疫情是否能盡快受控,然後解封回到正常生活。但相對於經濟放鬆措施,中共官方卻同步收緊了對外開放的程度,最讓人訝異的便是媒體報導在五月十日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的黨組書記許甘露在一次會議上,表示為了落實習近平主席的「動態清零」政策,要從嚴限制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動、嚴格出入境證件審批簽發等等。

除此之外,亞洲足聯在十四日也宣布,中國足協放棄主辦2023年6月的亞洲盃足球賽,原因是因為足協無法承諾賽事安排會以「完全開放模式」舉行。這成為繼杭州亞運、成都世大運、東亞足球錦標賽及汕頭亞青後、另一個中共停辦的國際體育大賽。還有中國移動在差不多同時間也宣布以打擊境外詐騙為名,有需要接聽國際及港澳台電話的用戶,需要五月二十日前確認登記,否則相關功能將被關閉。

以疫之名鎖國

這些動作都透露了中共不但有要在未來一年內情況不對時就封城的打算,還順便以疫情為名,要將封鎖的範圍從城市擴張到整個國家。根據微博上的「浦東五隊巡邏」群組截圖所示,如果在出境時(1)出現仇黨仇國情緒;(2)行李中出現別國永居卡;(3)擁有大量外幣;(4)別國儲蓄憑證。那麼後果是一律當場銷毀簽證護照。

雖然這個防止「惡意出境」的消息在五月十三日遭到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的反駁,將這個說法說是來自「反華媒體」自由亞洲電台和「台灣民進黨控制」的傳媒,但這樣不澄清事實,全部說成是外媒惡意炒作的手法恐怕只會欲蓋彌彰造成反效果。事實上,習近平的堅持清零因為對於正常的社會經濟生活已經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目前大部分的評論家還是只從他太過極權,把自己想建立終身連任制和這個有別於西方和大部分國家的政策綁在一起無法放棄所致。

這樣的說法隱含了習近平自己建立、鞏固的一人獨裁制度讓他做出了不理性的決定,的確是引起了不論是在民間或是黨內的空前反彈。也讓被邊緣化許久、相對開明、擔心經濟不斷下滑的總理李克強在黨內地位出現反彈的趨勢,甚至他還重新參與了選定接班人下一任國務院總理的權力爭奪。但這樣的解讀可能忽略了習近平已經有了新的盤算,只是表面上還以避免疫情擴散帶來重大傷亡為名堅持封城。

在四月上海引發很大不分國籍民怨的封城亂象,固然可能會傷習近平的面子和威望,還有西方媒體的評論指出歷經這次人身和存活的各種基本人權都被粗暴侵害之下,連中共和人民間的隱形契約─人民專心追求美好生活不去理會、質疑中共的政治獨裁和壓制各種政治自由─都首次遭到某些人民的質疑了。

人民不敢反抗,中共自然敢於嘗試鎖國

但是這一個多月來上海人民遇到如此粗暴、甚至威脅生存的壓迫,能展現的反抗和其他各國比較起來,還是出奇的溫和,更不會讓中共產生公權力被挑戰的危脅感。最激烈的反抗其實就是有資源的人準備移民、逃離母國,這讓諧音的名詞「潤學」(潤代表run)成為熱門新詞。對一個首要目標是牢牢掌控權力在自己手上,但周邊環境不斷在惡化的獨裁者來說,其實當下採取搭配封國的封城反而是一個理性的策略,而習近平很可能已經想到了這一點。

首先就是讓想以實際行動反抗中共、實現「潤學」的人無法順利出逃。但以疫情為名至少不是公然的鎖國,不違背中共口頭上還宣揚的改革開放。第二在中共的外匯從今年以來出現更大幅度流失,出口因為封城一樣受到延誤、美聯儲準備到年底為止多次加息的不利況狀下,把有不少海外資產的人鎖在國內說不定還有希望逼他們將海外資產轉回國內,不讓它們走還能防止他們現在把手上的人民幣資產換成外匯遠走高飛。

第三是和正常的推理─封城嚴重影響經濟活動,因此應該盡快解封或是選擇和病毒共存─相反,對習近平來說,現在已經看到經濟越來越壞,人民怨氣沖天,但還是沒有人敢大聲抗議,站起來反對他或是共產黨的高壓統治,那其實這些問題都是可以慢慢解決的,不用太擔心,而且最重要的是,萬一解封後越弄越糟,民怨更大了怎麼辦?再以疫情為名,將人民關在家裡抱怨就好了啊!而且封城需要數量龐大的志願者「大白」實行強力管制,正好雇用因為經濟狀況糟糕而失業的人群。

封城不是為防疫,而是政治經濟政策的貫徹

以上的推理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在技術上是非常容易做到的。畢竟中共勞民傷財的核酸檢測其實結果根本毫不透明,真正是陰性、陽性只有官方知道。加上這一波疫情無症狀者為主流,要宣布某城因為疫情需要封閉根本不存在障礙。再者在北京目前採取的手法顯示了中共已變得更靈活,為了避免馬上宣布全面封城引發大規模恐慌,改用漸進式的慢慢封,遇到零星的抗議最壞就先退讓,民怨馬上散去。

說穿了就是封城對中共來說已不是一個公共衛生決策,而是一個政治經濟決策。這很諷刺的符合了改革開放的高峰期時,鄧小平很得意地認為中共是「摸著石頭過河」找到了對的方法,不但讓中共經濟大幅成長,還避免了蘇共和俄羅斯盲目聽信西方意見先是慘遭解體,後來又陷於政治經濟混亂的窘境。

所以接下來應該有機會看到中共的政治經濟狀況是呈現又穩定又不穩定的波動中,在看到人民的精神壓力趨於崩潰,有可能會做出並非出於清醒意志的反抗前就解封,解封後發現經濟已經滿目瘡痍,政府用各種政策還是無法順利拉動,民眾在自由交流發現情況不妙怨氣更深時便又以疫情為名封鎖有可能出事的區域。

這和前面說的人民不敢反抗的邏輯並不衝突,因為如果回到正常生活,各種經濟下滑的亂象機將難以隱藏,人群交流的機會一樣大增,同樣因為市況不好衍生的各類衝突會同步增加,那麼不只出現非針對共產黨本身的抗議會大增,越來越多失業者遊蕩街頭、甚至淪為遊民的景象也會更普遍,而來個期間不短的封城,就是暫時把問題掃到地毯下的創意解方。

這樣的推演可能會被認為荒誕不經,但連明年六月的亞洲盃足球賽都無法保證能完全開放為名放棄、不讓相對富有的人「惡意出國」都是可能會如此發展的訊號,而且最核心的關鍵其實很適合套用最近剛出版的好書《余英時評政治現實》中余先生於1996在《中國時報》的一段話當作本文的總結:

 「但是胡適先生一再用『瘋人』和『發瘋』來解釋中共的作為,這就顯示他也不深知『鐵幕』背後權力關係的錯綜複雜。今天莫斯科已公開了了一部分有關韓戰背景的文件,而大陸上也有人回憶了毛澤東怎麽樣做出韓戰的決定。我們已能清楚的看到,中共當時的仇美與好戰並不是『瘋人發瘋』:他們的每一部行動都是經過仔細考慮的。只是由於他們的基本前提和推理程序都不是自由世界的人所能把握的,胡適才把這些無法理解的舉動歸之於『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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