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陪審制簡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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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新聞近日成為熱門焦點，爭議也不少，吳豪人教授更妙喻為「《國民法官法》是老師夥同同學打你的屁股」。《國民法官法》施行後的諸多問題暫且不論，我們只要記住，制度是為人而存在，不要讓人為了制度而存在，要改進的地方不要吝於檢討。

眾所周知，台灣的國民法官制度乃參考日本的裁判員制度。日本有學者甚至批評裁判員制度違憲，是現代版的「赤紙」，視為是戰前徵召國民上戰場為國奉獻的一種動員體制，惟此爭議應該已因日本最高裁大法庭判決裁判員制度合憲而落幕。

國民參與審判的落地與生根，作為裁判員制度上路前史的「大正陪審法」自然頗具參考價值。本文主要想透過爬梳他國歷程，思考國民參與審判的歷史道路風景，考察日本裁判員制度施行前，那個似幻又真的陪審制度。

日本的陪審制開始於1928年10月1日，僅僅持續十五年。在戰爭期間停止，並以戰後恢復為承諾，但直到現在都未恢復。《裁判所法》第3條第3項則宣示了本法的規定不妨礙陪審之實施。

反對反對

時光倒流一下。話說，1871年岩倉具視組團出訪考察（成員有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在《特命全權大使歐美回覽實記》中認為陪審制不適合日本，明確載明「不、需、要」。這個想法，當然反映在之後以伊藤博文為首的憲法審議會，也因此，天皇主權制下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完全未觸及陪審制。儘管《大日本帝國憲法》參考的1850年《普魯士憲法》，明明有重罪陪審制規定。

不過，在《大日本帝國憲法》起草時，同步由法國人Boissonade起草的《治罪法》草案則有納入陪審制，遭到井上毅等政府高官強烈反對。合理的解釋是，明治政府高官，認為當時日本的國民心性不適合實施陪審。

縱使掌權者否定了陪審制在日本實施的可能，但1928年成立的陪審制可不是突然冒出來。在《大日本帝國憲法》起草的階段，許多民間團體的憲法草案，已有導入陪審團的議論，例如植木枝盛十分先進的《東洋大日本國國憲案》。

「陪審」二字怎麼來的

「陪審」兩個字是如何傳入日本的呢？根據大審院（最高裁判所）的尾佐竹猛法官（1880 – 1946年，這個人本身也非常有趣）的研究，日本最早的英和辭典，把jury譯為「為了細查事件而宣誓之公務員」。

福澤諭吉的《西洋情事》則譯為「見證」，津田真道的《泰西國法論》則譯為「斷士」「誓士」。那麼，是怎麼出現「陪審」兩個字的呢？根據尾佐竹猛的研究，在香港有人翻譯了英國人寫的關於西歐文化的教科書（香港早在1845年通過《陪審員與陪審團規管條例》），之後再由長崎傳入，由洋學者柳河春三翻譯成「陪坐聽審」，最後簡稱為「陪審」。

明明當權派反對陪審制，之後的轉折是如何發生的呢？昭和初期的日本，在以天皇大權為主幹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下，何以會容許「民主」的制度存在呢？

路徑大致是這樣的，時序進入1900年，日本政黨政治活潑化，逐漸朝所謂「大正民主期」邁進，要求政治民主化的聲音開始高漲。此外，當時日本國內外情勢可說是十分微妙，一方面米價飆漲（米騷動），一方面發生許多勞動爭議，對外則是對西伯利亞和中國的出兵，算是相當浮動的社會狀態。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一般認為，影響《陪審法》成立的關鍵是兩大事件。日糖事件和大逆事件。

日糖事件

日本因對外戰爭需錢孔急，政府決定增稅。大日本製糖公司因為增稅的緣故，讓原已低迷的精糖競爭力雪上加霜，在市場上無法與受關稅保護的台灣粗糖競爭。大日本製糖公司轉而要求政府以進口原料退稅的方式緩解壓力，但退稅法案乃限時法，時限一到，業者遂行賄議員，希望延長退稅。有意思的是，當時的投票權須以納稅為條件，對糖業增加消費稅後，有投票資格的人大增，議員也需要更多錢從事競選活動（日本金錢政治的開端），可以說是循環之下發生了日糖的行賄案。

身為農業學者的前社長酒匂常明在事件後舉槍自殺。在日糖事件中，有多名議員被逮捕，政黨批評檢方在辦案過程中踐踏人權。檢察權與政治力在日糖事件直接對撞，被稱為是「日本檢察史上的紀念碑事件」。而一連串檢察權與政治的角力以及後述的大逆事件，其幕後要角都是擁有檢事總長、總理大臣、A級戰犯經歷的「大反派」──法學博士平沼騏一郎。

大逆事件

所謂大逆事件，是指思想家幸德秋水等24人被控計劃暗殺明治天皇遭到逮捕並起訴。

事件由大審院（最高裁判所）非公開審理，一審終結唯一死刑，法院更駁回所有證人的傳喚。開庭時動員軍警，驅趕排隊準備旁聽的民眾。短短一個月左右，判處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其中12人特赦後改為無期徒刑，其他12人包括幸德秋水在內被處死。

此事件在戰後有許多資料證明是政府主導搆陷的冤案，目的在對付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被稱為是日本的暗黑裁判史。

幸德秋水說：「無政府主義者並不主張暴力」「革命的時期是自然就會到來」。大逆事件發生後，許多文化界人士聲援，此案可說是徹徹底底打壓思想的政治審判。

除兩大事件外，當時社會對偵訊和刑事審判多有不滿，長時間拘提、拷問橫行、強暴脅迫取得自白、法院恣意採用司法警察所做成之被告筆錄為不利被告之認定等，檢察官的權力更是日漸強大。

政友會的原敬認為司法問題嚴重，決意推動陪審制度。1910年2月，政友會在眾議院提出設立陪審制度的建議案獲得通過。1918年9月，第一位非華族出身的原敬組閣，1919年5月，陪審制度的立法在內閣通過。同年11月開始具體討論陪審制。

詳細一點來說，陪審制度的具體設計，是經由屬於內閣總理大臣顧問機關的臨時法制審議會、司法省陪審法調查委員會、樞密院陪審法案審查委員討論審議，雖然樞密院強烈反對。

原敬在樞密院陪審法案審查委員會的第一次審查委員會時曾說：「陪審的實現，在於讓人民參與司法事務。我國設立議會，賦予人民參政權，在憲法施行後的三十年的今天，讓國民參與司法制度乃當然之事。」

1923年完成《陪審法》的立法，《陪審法》在帝國議會審議時獲得143票贊成，8票反對，可惜原敬於1921年在東京車站遭到暗殺，第一位平民宰相無法見到自己力推的《陪審法》落實的那天。而這部《陪審法》在樞密院的抵抗下做了相當多的修正和制約，跟原敬當初的想法相當不同。

準備期的宣傳

《陪審法》經過五年的準備期，1928年正式施行，當時的新聞報導多給予正面的期待。按司法省刑事局說明陪審制導入的理由，政治上是基於民主主義，司法上是基於確保對審判的信賴。當時的政府，為了讓國民瞭解制度，在五年的準備期間，總共舉辦了3,339 次的演講會，吸引了124萬人次的聽眾，出了284萬部手冊，拍了11部電影，可說是相當賣力動員宣傳。

日本陪審制實施後的狀況大致如何，後來為何消失了呢？留待下回分解。

參考資料：
《陪審裁判を考える—法廷にみる日米文化比較》丸田隆／中公新書
《裁判員制度について》松尾浩也
《砂糖消費稅》黃紹恆

台灣公民人權聯盟以推動司法改革、保障公民人權為宗旨。致力於強化公民意識，集結社會團體共同糾彈任何違反或侵犯普世人權基準的行政、立法與司法作為。效法美國ACLU，透過以訴訟為手段、倡議宣傳、推動立法以及教育達成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