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穆斯林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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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黃金時代：世俗的帝國和神聖的帝國

簡述

在希臘神話中，黃金時代可能會被設想為一個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繁榮與和平的烏托邦，一種世外桃源般的場景。但當涉及到王朝政治時，黃金時代這個詞往往被定義為帝國統治和文化繁榮的時期。黃金時代的概念通常只不過是對想像、虛構過去的懷念；但在某些情況下，一個社會的菁英成員會對自己的權勢、特權和聲望有一種陶醉其中的感受，並把自己所處的時代譽為他們文明史上的巔峰時刻。就穆斯林帝國而言，鄂圖曼帝國的蘇丹蘇萊曼，以及蒙兀兒帝國的帕迪沙沙．賈汗統治的時期，在他們和許多後代眼中都被認為是自家王朝歷史上的巔峰，對鄂圖曼帝國而言，也在更廣闊的伊斯蘭世界中獲得了重要地位。雖然他們各自的統治與他們所繼承國家的地理、文化背景以及政治特徵都不相同，但他們兩人都為自己的統治正當性提出新的主張，並資助一些壯觀的建築工程，這些建築物似乎是為了證實他們不可一世的自我形象，並確保後人對他們的褒獎和讚譽。這些建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元十六世紀鄂圖曼帝國的首席建築師錫南所設計的清真寺建築群、西元十七世紀時建造的泰姬瑪哈陵，以及沙．賈汗在德里的新皇城。

在沙．阿巴斯一世去世後，薩法維王朝的伊朗便沒有與前兩者類似的紀念性建築了，這反映出西元十七世紀的薩法維統治者沒有興趣、更沒有能力將他們的王朝帶到領土擴張、經濟和文化繁榮的新高度。在薩法維王朝的案例中，王朝正當性最基本的宗教基礎有時候也會受到什葉派烏里瑪成員的挑戰，他們認為在什葉派社會中，只有什葉派伊瑪目才能被承認為統治者。事實上，這個時期最令人難忘、最有影響的伊朗人就是什葉派的神學家和哲學家。他們共同創造了什葉派伊斯蘭的智性黃金時代，為二十一世紀的伊朗留下的遺產，比蘇丹蘇萊曼和沙．賈汗為土耳其共和國和獨立後的印度所留下的遺產，影響更為深遠。

鄂圖曼帝國

蘇萊曼的上一任蘇丹塞利姆的軍事勝利和征服，構成了蘇萊曼之所以「輝煌」的必要前奏。在典型象徵著新蘇丹獲得勝利的宮廷流血鬥爭之後，蘇丹塞利姆迅速採取行動，透過監禁和／或處決據估計有四萬人之眾的沙．伊斯瑪儀支持者，一舉消除薩法維王朝對安納托利亞東部造成的威脅。雖然我們應該對這些數字都持以懷疑的態度，但報告至少反映出蘇丹塞利姆對薩法維王朝構成的問題時態度兇殘，而且對沙．伊斯瑪儀本人出兵討伐，讓這種激烈反應達到巔峰。正如蘇丹穆罕默德在西元一四八三年用鄂圖曼火藥兵器擊敗了烏尊．哈桑的部落騎兵，蘇丹塞利姆也在西元一五一四年利用大砲、用鎖鏈連在一起的戰車，以及掩護在戰車身後的強大耶尼切里火槍兵，在亞塞拜然地區的查爾迪蘭戰場上決定性地擊敗了伊斯瑪儀陶醉於精神力量的齊茲爾巴什部落軍隊。十二年後的印度，巴布爾在其鄂圖曼軍事顧問的建議下，也採用相同的連環戰車掩護戰術。雖然沙．伊斯瑪儀早些時候曾向威尼斯人尋求大砲，並且在查爾迪蘭戰場上可能已經擁有一些火藥武器，但他顯然尚未開始將大砲或其他火藥武器納入他的軍隊，而且在薩法維人後來的戰役中，他們也從未真正仰賴重砲發揮重大作用。

蘇丹塞利姆透過與安納托利亞東部的庫德部落酋長結成聯盟，確保鄂圖曼帝國對該地區的控制，他在西元一五一六年揮師南下，攻打埃及和敘利亞的馬穆魯克奴隸蘇丹，後者可能稍早曾與伊斯瑪儀國王締結聯盟。無論這樣的聯盟關係是否真的存在，塞利姆的行動只是恢復了鄂圖曼帝國與馬穆魯克的衝突，而控制敘利亞和（甚至更富裕的）埃及的經濟利益也必然是對鄂圖曼帝國侵略性領袖的強大激勵。塞利姆以伊斯蘭世界的拯救者自居，他在西元一五一六年八月至一五一七年七月間與馬穆魯克人進行了兩次戰鬥，並取得勝利。隨著他在埃及取得第二次勝利，他繼承了馬穆魯克人對麥加和麥地那的監護權，將鄂圖曼人在遜尼派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地位提升到威望的高峰。額外的領土和對穆斯林兩大聖城的監護人的責任也改變了鄂圖曼帝國的性質，使其在人口和宗教威望方面第一次成為明確無疑的穆斯林帝國。埃及還讓鄂圖曼人控制了肥沃的尼羅河三角洲和利潤豐厚的印度洋—紅海過境貿易，這使鄂圖曼人的收入翻倍，並為塞利姆的繼任者蘇萊曼的統治創造了前提條件。

蘇萊曼

蘇丹蘇萊曼（西元一五二〇—六六年在位），被後來的鄂圖曼歷史學家稱為立法者蘇萊曼（Süleyman Kanuni），被歐洲人稱為蘇萊曼大帝（輝煌的蘇萊曼，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他繼承了一個自信、有活力、有侵略性的國家，作為一個身體強壯、精力充沛的人，他鞏固並系統化王朝對帝國的中央集權控制。他親自指揮一連串在鄂圖曼帝國東部和西部邊境發起的軍事行動並獲得勝利，這為帝國增加了大量新的領土，同時對建築以及各種帝國藝術和手工藝品進行奢侈的贊助。直到他的晚年，蘇萊曼才採取低調、隱蔽的習慣，退出公眾視野，成為一名樸素的穆斯林，從而開創蘇丹不再積極參政的先例。他也像許多過去的鄂圖曼帝國統治者一樣，既喜歡詩歌，也會親自創作詩歌，他曾為他最喜愛的妻子—一位歐洲俘虜、皈依伊斯蘭的許萊姆蘇丹（Hürrem Sultan，蘇萊曼的四個兒子中，有三個是許萊姆所生）寫下一系列特別令人難忘的波斯語和鄂圖曼突厥語的加札勒抒情詩。

作為一個統治者，蘇萊曼對自己在王朝歷史上的獨特地位表現出一種特別的意識，並盡一切可能美化和神聖化自己在已經階級嚴密分明的鄂圖曼宇宙中的地位。他在世時和去世後，鄂圖曼人本身也不無認可蘇萊曼蘇丹所取得的特殊成就。當時的政治理論家齊納勒札德．阿里．艾凡迪（Kınalzâde Alî Efendi，西元一五一〇—一五七二年）就曾對他大加讚許，他的著作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中成為十分流行的文本，他認為這位蘇丹在伊斯坦堡建立起伊斯蘭版本的「虔誠與美德之城」，他從納斯爾．圖西（Nasir al-Tusi）的倫理學（akhlaq）專著中獲得這項古希臘式的理念。到十六世紀末時，歷史學家穆斯塔法．阿里和其他的鄂圖曼帝國知識分子及失意官僚，紛紛開始懷念蘇萊曼在位統治的時期，這是鄂圖曼帝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統治，也是鄂圖曼人的黃金時代。我們很難對這位君王所獲得的成就和人們對他作出的評價提出異議。在他去世後，帝國又延續了三個半世紀，但再也沒有獲得如此的凝聚力和強大力量，也沒有產生如此令人眼花繚亂的建築遺產或精美絕倫的藝術和工藝品。後來的薩法維王朝或蒙兀兒王朝君主都無法與蘇萊曼的成就相提並論—也許唯一的例外就是沙．賈汗建造的泰姬瑪哈陵。

蘇萊曼的「奴隸」帝國

至少在他早期的私人生活中，蘇萊曼以謙虛、慷慨和節儉著稱，以身為致力於秩序和正義的君主進行統治，這是穆斯林「君王寶鑑」類型文學中的雙重原則。蘇萊曼被稱為立法者（Kanuni），長期以來，人民相信是蘇萊曼負責編纂帝國法律的法典。現在已知的情形是由穆罕默德二世蘇丹負責這些文本中的大部分條款，蘇萊曼的貢獻則僅限於指導或支持他的大法官賈拉勒札德．穆斯塔法（Jelalzade Mustafa）將這些內容系統化、調整和加以推廣。這項活動反映出蘇丹蘇萊曼曾努力著手鞏固鄂圖曼王朝中央集權控制，在這個帝國中，奴隸作為新軍和帝國高級官員主導著國家。在他執政期間的二十四位維齊爾中，有十九位是經德夫希爾梅制度徵召來的新兵或來自內庭的白人太監。大維齊爾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約西元一四九三—一五三六年）是當時主導官僚機構的德夫希爾梅出身者中的典型人物。

易卜拉欣自幼成為奴隸，像許多有前途的年輕德夫希爾梅新兵一樣，他在皇宮裡接受改宗和教育培養，他先是為仍是王子的蘇萊曼效力；在西元一五二三年，已經成為蘇丹的蘇萊曼任命易卜拉欣擔任大維齊爾的職位。一五二四年時，他與蘇丹的妹妹結婚（這是鄂圖曼帝國體系中反覆出現的聯姻模式），在接下來的十二年歲月裡成為成功的軍事指揮官。他先是在西元一五二六年至一五三二年間指揮軍隊戰勝匈牙利，後來又戰勝薩法維伊朗，於一五三四年八月攻陷大不里士，並於同年十二月占領巴格達。在一五三六年時，蘇丹將他勒死在托普卡匹宮的後宮臥室中，緣由不明：這是處決奴隸官員的典型方式，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總之他們是失去了蘇丹的信賴—也許是由於官僚主義或宮廷鬥爭陰謀，或者是因為他們累積了勝利的威望、聲譽和近乎功高震主的魅力。

只有鄂圖曼家族的成員才被允許擁有這樣的魅力，除了他不斷取得勝利所產生的威望外，蘇萊曼畢竟也繼承了來自前任君主的統治正當性，他們的血統是來自烏古斯部落的神話創始人烏古斯．汗。鄂圖曼人還宣稱他們繼承了塞爾柱突厥人的法律權威，作為東羅馬帝國征服者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後裔，蘇萊曼還可以宣稱擁有羅馬帝國的權力，並在伊朗取得勝利後，將自己描繪成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前伊斯蘭時期的伊朗君王「Chosroes」（Khusrau，霍斯陸）。新蘇丹透過他的首席宗教顧問提出主張，認定真主已經把哈里發的頭銜賜給了他，以此來補充這些關於部落、王室和帝國正當性的主張，這種說法在西元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印度和其他遭到歐洲殖民國家統治的穆斯林中引發強烈的回應。事實上，蘇萊曼與統治著以穆斯林為主的帝國的穆罕默德二世不同，他並沒有使用穆罕默德二世的世俗帝國頭銜「羅馬的蘇丹」（Sultan-i Rum），而是使用波斯—伊斯蘭式的頭銜「伊斯蘭的偉大國王」（Padishah-i Islam）。事實上，蘇萊曼聲稱擁有普世的統治權威，「以七面不同顏色的旗幟代表，象徵著鄂圖曼帝國對世界『七種氣候』的統治，並使用四個（突厥—蒙古式的）馬尾旗（tuǧ）來象徵對世界四個方位的統治」，他還在他的頭銜中加上「羅馬凱撒和亞歷山大大帝的土地的主人」。

蘇萊曼對帝國廣袤無垠的疆土行使中央集權統治的程度，表現在其官員於歐洲、阿拉伯和安納托利亞地區進行土地登記的能力上，西元一四八七年巴耶濟德二世時期對布爾薩地區的土地調查登記就是一例。這種做法可能是延續早期塞爾柱人的土地調查先例。這麼做使蘇萊曼蘇丹和他的直接繼承人對提瑪爾的持有者（相當於蒙兀兒帝國的曼薩布達）和reaya（平民，在法律上處於從屬地位但受帝國保護的納稅階層）進行直接的法律和財政控制，其中大多數是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人口，他們在法律上不是土地所有人，沒有斯帕希上級的許可，他們不能出售使用權，同時也要提供勞動力的服務。至少在安納托利亞，這些平民被輕蔑地稱呼為turk（突厥人），伊斯坦堡見多識廣、世界性的鄂圖曼人經常嘲笑他們表現出的粗樸、簡單、不細緻的舉止。這只是蘇萊曼在位期間實施並日益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的一個例子，他強調宮廷與各種類型平民之間的距離。例如，在皇宮內「發明一種密碼手語……以避免在蘇丹面前說普通人的語言」，而且「在公共遊行中愈發展現出帝王的宏偉氣勢。」

蘇萊曼還試圖透過加強對鄂圖曼遜尼派穆斯林正統思想的承諾以強化對平民階層的控制，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鄂圖曼帝國對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穆斯林土地的征服，但更可能是在回應什葉派薩法維帝國構成的意識形態挑戰。他建造許多瑪德拉沙，下令在每個村莊裡建造一座清真寺，並推行遵守每日五次的禮拜和星期五的聚會禮拜；這些命令都促使清真寺建築大興土木。作為強調哈奈菲遜尼派正統思想政策的一部分，他支持對異端邪說的打壓，通常是針對可疑的蘇菲派導師，但是也鞏固了帝國對烏里瑪宗教學者階層的控制。他這樣做只是在擴大從前任統治者繼承的政策，使鄂圖曼帝國的蘇丹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對他們的烏里瑪，這在伊斯蘭世界是很罕見的現象。

鄂圖曼帝國黃金時代裡的蘇菲主義

蘇萊曼蘇丹的政策提出了關於蘇菲派在鄂圖曼社會中地位和功能的特殊問題，這在薩法維伊朗也是一項爭議：非薩法維道團的蘇菲有時候會在政權的鼓勵下遭什葉派烏里瑪大力迫害。在鄂圖曼帝國黃金時代的一些偉大的帝國清真寺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些建築中沒有蘇菲罕納卡的附屬建築，可能反映出這些穆斯林在王朝中，與他們早期在安納托利亞農村的宗教和社會功能相比，蘇菲道團相對缺乏重要性。雖然它們的影響力仍舊強大，而且在農村和城市裡的鄂圖曼社會中隨處可見，但蘇菲在蘇萊曼統治時期的嚴格、正統的統治下，比較不受寬容對待。雖然蘇萊曼本人對於他們的做法是有同理心的，但蘇菲道團的影響力不及以往。儘管如此，蘇菲的影響力還是滲透到了鄂圖曼帝國的伊斯蘭宗教信仰中，尤其是三個道團，即貝克塔什道團、中亞—印度的納格什班迪道團（Naqshbandi）和安納托利亞（起源自伊朗）的哈勒維迪道團，它們在伊斯坦堡的穆斯林和許多蘇丹中都很受歡迎。然而，蘇萊曼蘇丹去世後蘇菲主義便復甦了，他的繼任者塞利姆二世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哈勒維迪謝赫的熱心弟子。

西元十七世紀，卡迪札德（Kadizadeli）運動在一六三〇年至一六八〇年間，本著原教旨主義的出發點，對蘇菲在崇拜中的一些做法—唱歌、跳舞、音樂、對已故導師的尊敬、使用咖啡、酒和毒品的做法予以攻擊，這件事也揭示了哈勒維迪和其他蘇菲道團後來在伊斯坦堡的流行程度。該運動由卡迪札德．穆罕默德（Kadizade Mehmet）領導，他在西元一六六一年被任命為聖索菲亞清真寺的掌教，這項運動代表了長期以來穆斯林對蘇菲派的崇拜方式和做法的批評，卡迪札德和他熱情的追隨者在伊斯坦堡對哈勒維迪道團的代表進行猛烈的攻擊。從社會角度看，卡迪札德的支持者主要是烏里瑪中收入不高的邊緣人，他們的運動似乎有一部分原因是出於對宗教學者階層中更有特權的人的嫉妒和憤怒。與十七世紀末的薩法維王朝迫害蘇菲行為零星出現，但愈演愈烈的支持不同，鄂圖曼當局鎮壓卡迪札德運動，原因是他們對公共秩序構成威脅—可能也是因為公眾和貴族普遍對蘇菲虔誠表示同情。

作者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的教授。他先前出版過的著作包括《印度商人和歐亞貿易 一六〇〇－一七五〇》（劍橋，一九九四）、《八樂園之園：巴布爾和中亞、阿富汗及印度的帝國文化 一四八三-一五三〇》（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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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穆斯林帝國》
作者：史蒂芬．戴歐（Stephen F. Dale）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時間：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