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與他的歐亞主義綺想

蕭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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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我們是追隨者與奴隸,但在亞洲,我們應當成為主人;在歐洲,我們是韃靼人,但在亞洲,我們就可以成為歐洲人──杜斯妥也夫斯基

日前被稱為「普丁大腦」的俄羅斯聞人杜金(Alexander Dugin)遭遇汽車炸彈攻擊,儘管他逃過一劫,但女兒卻不幸身亡。杜金的聲名本限於歐俄極右圈子,由於俄羅斯的侵烏戰爭,杜金的輿論能見度水漲船高,或許這與他遭遇恐攻襲擊不無關係。

被稱為「普丁大腦」的俄羅斯聞人杜金(Alexander Dugin)。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歐亞主義大雜燴

生於俄羅斯的柏林(Isaiah Berlin)曾經說,俄羅斯的現代經歷讓這個國家對於各種抽象思想觀念,產生巨大的執迷。從當年的共產主義,到今天輿論圈中方興未艾的歐亞主義,柏林此言並非全無根據。

奠定杜金國師地位的是他對於「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的論述。歐亞主義並非縝密嚴格的政治意識形態,它起於俄羅斯在19世紀面臨現代化衝擊時,為抗衡全面西化論,本土派知識分子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思想潮流。大意指俄羅斯由於橫跨歐亞的特殊地理位置,因而於全球地緣政治與文明進展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歐亞主義自誕生之初就具有強烈的對抗性格,這使其便於與各種意識形態結合,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敵視,對於古老帝國的幻想,更使它易於成為帝國擴張的思想張本。不少俄羅斯文人都對歐亞主義懷抱同情,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19世紀的俄羅斯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對於歐亞主義背後矛盾的自我認同困境有深刻的描述,他說俄羅斯人看待歐洲人的心態,就像鄉下人看首都居民一樣,既是羨慕又是自卑,知道低人一等想奮起模仿,卻有不甘。蘇聯時期,歐亞主義與共產全球輸出革命結合,構成史達林經略遠東的戰略基底。杜金闡述的新歐亞主義其實並無新意,是20世紀「泛化」民族主義、歐亞大陸「大空間」地緣政治以及俄羅斯傳統主義的大雜燴。

由於「普丁國師」的聲名,許多人開始對杜金的一系列舊著表現出無比熱情。但如果以為可以就此理解俄羅斯侵烏戰爭的思想理據,可能是過度解讀。

畢竟,歐亞主義的地緣政治構想,與兩戰期間在德國知識圈流行的地緣政治思想並無太大差異,大陸與海洋之間的抗衡放在空戰興起的彼時都已經稍嫌過時,更何況今日?顯然沒有任何一個嚴肅的軍事戰略家會把歐亞主義的地緣政治論述當真。

雖然如此,歐亞主義從德國人那裡化用而來的「大空間」以及陸地對抗海洋思維,在歐洲也不乏追隨者,只是主角換成了「歐洲」,例如法國極右翼思想家Guillaume Faye就認為,歐洲擁有全球獨特的混合式地緣政治,「歐洲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既是大陸強權,也是海洋式的強權,它通達世界的所有海域…也向歐亞大陸與非洲開放」。

其實俄羅斯與歐洲的歐亞主義根本互斥,甚至水火不容,杜金跟歐洲極右翼學人之所以看起來如膠似漆,更多是抱團取暖,他們之所以迴避你的大空間一定會卡到我的大空間這種敏感問題,主要是各自都知道對方在發夢。

杜金的創意也在於他總能用各種新潮的詞彙重新包裝舊思想,在他的《第四種政治理論》一書中,他宣稱俄羅斯已經嘗試過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也一反他二十年前主張的法西斯與民族主義第三條路,他主張,「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都已經終結,這是為什麼有必要開創全新的第四波政治理論」,既然自由主義、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都已經是過去式,重建政治的基礎主體也就不在個人、階級與民族,而他對「第四輪」的新政治主體的詮釋是海德格的「此在」,感受時代命運召喚的此在。

從施密特到海德格,有時候不得不佩服杜金化用德國政治思想的隨意與大膽。

孤絕的心臟地帶

新歐亞主義固然純屬拼湊之作,但對迷戀抽象思想的俄羅斯,影響力卻不容低估。俄羅斯與西方曾經有一段蜜月期,俄歐在地理與文化的毗鄰,曾經不被視為被迫整軍經武的威脅,而是俄羅斯的獨有優勢,後冷戰時期的俄羅斯領導人一度反覆將對美國的好感掛在嘴邊,俄羅斯的現代化,納入國際自由主義的治理,甚至是民主化,曾經都是俄羅斯政治與知識菁英的主流共識。

儘管俄羅斯在蘇聯垮台後,始終無法明確自己的地緣政治定位,總是不免在懷念過去的榮光,而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菁英,一直都有逃避現實的傾向,出身波蘭貴族的戰略學者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仍堅定認為,俄羅斯的「正常化」是後冷戰時期解決歐俄潛在衝突,世界邁向永久和平的重中之重。而對布里辛斯基來說,烏克蘭加入歐盟,更是俄羅斯正常化的重要一哩路。因為這能鼓勵俄羅斯「西進」,而如果烏克蘭與西方分離,在政治上更依附俄羅斯,將鼓勵俄羅斯做出不明智的選擇,重回帝國老路。

在布里辛斯基看來,歐亞主義純屬幻想,是部分俄羅斯人被廣袤地理疆界迷惑的結果,但巨大的跨歐亞國土實際上多是渺無人煙的曠野,歐亞主義所擘畫的新俄羅斯藍圖,在全球經濟互賴的狀況下,連基本的自給自足都無法滿足。

布里辛斯基對俄羅斯後冷戰時期的走向,今天看來可能過於樂觀。他相信從舊蘇聯獨立出來的民族國家,不可能走歐亞帝國禁臠的回頭路,而俄羅斯必須與西方交好才能維持經濟發展,則限制了他左右鄰側國家的意願與能力。

國際的自由主義秩序並沒有馴服俄羅斯,或者說,並沒有讓俄羅斯人在這個世界上感到安全。

Robert Kaplan在《地理的復仇》中將俄羅斯稱為「孤絕的心臟地帶」,它的疆土平坦寬闊,無天險可守,因此對來自陸地的敵人充滿恐懼,過去蒙古人的統治讓俄羅斯人患上「侵略妄想恐懼症」。地理環境同時也助長了俄羅斯人征服的欲望,以克服對「森林深處,草原邊緣」的恐懼。這讓俄羅斯反覆處於過度膨脹與倏地崩潰之間。「地理論」與民族性格之間的連結或許過度連結,但因為地理環境而對來犯者的恐懼,確實構成了史達林的地緣戰略思維,由於拿破崙與希特勒在兩個世紀間的連續進犯,讓史達林認定必須將勢力範圍推進中東歐,才能為俄羅斯本土爭取戰略緩衝。

不要干預我割韭菜的大空間

俄羅斯對歐亞主義的執迷或許有一個更直接的解釋:當前的國際政治格局,對於如今掌權的俄羅斯政治菁英來說,是不甘願的結果。20世紀的歐亞政治秩序經歷了三次重大改變,1918年在奧匈帝國、土耳其與俄羅斯帝國廢墟上誕生的東歐新國家;1945年在雅爾達,羅斯福、史達林與邱吉爾將西歐與東歐劃分成兩大勢力;1989年到1991年,蘇維埃帝國與東歐共產政權崩潰。

與前兩次不同,蘇聯集團的瓦解與秩序的重建沒有任何大國與國際組織的介入與安排,沒有任何條約規範後冷戰的歐亞國際秩序。沒有任何秩序規劃的後冷戰「戰後」秩序就像是單身酒吧的邂逅,搭訕、回家、做愛,然後再也見不到對方,也不會記得名字。但歐亞政治秩序20世紀最後十年的變動更甚於前兩次,卻不是經歷戰爭的結果,沒有戰敗國,俄羅斯人在情感上卻感覺自己像是戰敗國,像是一戰時期德意志帝國西線戰事的參與者,對於「戰敗」感到莫名其妙,因而堅持認定其中必有陰謀集團從中做手。

蘇聯解體時,索忍尼辛將「歐亞主義還是國際自由主義」視為俄羅斯未來命運的抉擇,「現在該到了做出抉擇一往無前的時候了,要麼謀求帝國式統治,讓自己繼續成為受害者,要麼實現人民心靈與身體上的救贖」。

普丁悍然侵略烏克蘭某種程度上表明俄羅斯這個過度憂慮侵略的國家沒能在國際自由主義秩序中得到安全感,至少普丁沒有,這場戰爭也並不單純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而是戰後第一次大國對小國的侵略,戰後的和平秩序規劃,建立在大國之間不衝突以及不以武力解決爭端的兩個基本互動原則之上,無論是普丁侵烏戰爭,還是山雨欲來的台海戰端,都考驗戰後這套和平法則的韌性。

至於歐亞主義,當奇幻文學看看其實無可無不可,小國好民其實不需要對俄羅斯的歐亞主義或中國的天下這類大空間妄想產生期待,畢竟大空間之間的互不干涉僅限於大國與大國之間,而所謂的互不干涉更多是不要阻礙我收割韭菜,屠殺自己大空間裡的弱勢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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