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騎牆變騎虎還是得騎下去：論烏俄戰爭的北京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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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領導人迫於歷史和現狀的實際需要，就提出一種教條，把外部世界描繪成一個罪惡的、敵視的、威脅著蘇聯的世界。蘇聯處於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之中，長期看來，雙方取得並保持永久的和平共處是不可能的。

──《長電報》作者、圍堵政策奠基者喬治．肯楠

這種現象使人想起湯瑪斯．曼在他著名的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所用的一個比喻。湯瑪斯．曼認為，人類組織在其內部已經嚴重衰敗時，往往外表上顯得十分強盛，他把處於極盛時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喻成一顆向地球發出明亮光芒但事實上早已不存在的星體。誰敢斷定，克里姆林宮灑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滿人民的強光，事實上是不是行將消失的星座餘輝？

──《蘇聯行為的根源》作者、圍堵政策奠基者喬治．肯楠

近日，中美之間因為烏俄戰爭因此展開了多次對話。先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於3月14日在羅馬進行實體會晤。白宮發言人莎琪表示，會中美國已告訴中國，如果中國幫助俄羅斯降低西方制裁的損失，那美國也將採取對應行動。

3月18日則是拜登與習近平進行了兩小時的視訊會議。雖然在近兩小時的視訊會議中，拜登首先談到中美關係將以「四不一無意（美國不尋求與中國的『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建立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獨』、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進行；同時，並向習近平再度闡明美國與盟友的對俄懲罰措施，並且強調，如果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支持俄羅斯，中國將會付出同樣沉重的代價。因為不到兩個月前，普丁和習近平才宣佈兩國「友誼無止盡、合作無上限」，看似準備結成同盟對抗西方世界。根據《紐約時報》報導，俄羅斯確實也正在向中國請求軍事與經濟援助。

事實上，中國的對俄政策因為烏俄戰爭的不如預期與極端化，因此讓北京開始感受到來自西方世界的全面壓力。因為目前世界多數國家大多譴責莫斯科的行動，只有少數國家如中國，沒有將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稱為侵略戰爭。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甚至在烏俄戰爭如火如荼的狀態下，仍稱俄羅斯為中國「最重要的戰略夥伴」。

這種宣稱，導致美國與北約國家將中國與俄羅斯視為「新軸心國」，也影響到中國一直以來努力塑造的「負責任大國」形象，甚至提供了美國和歐洲與中國脫鉤更多理由。所以迄今為止，中國一直呼籲各方進行對話，並表示尊重領土完整主權原則，以及支持人道主義援助。

中俄從來不是真的親兄弟

許多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表示，北京的戰略重點一直以來都是與莫斯科結盟，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這就意味著，中國不太可能向俄羅斯施加影響力以促使普丁退讓。但事實上，自中蘇到中俄關係，雙方一直以來都因為世界最長的邊界爭議、意識形態路線衝突與技術合作爭執，因此關係時好時壞。所謂的「兄弟情誼」或「戰略夥伴關係」，也不是一直這麼愉快。甚至中俄兩國的結盟關係在當下也只是一種氛圍、一種默契，而不是正式的同盟。因為與中國有條約之稱的正式盟友，只有北韓。

甚至，在過去的20年裡，「中國」、中亞地區的「伊斯蘭恐怖主義」，以及「北約」一直都被擺在俄羅斯國家安全威脅的三個頭號選項中，因為時間推移而在這個俄羅斯安全威脅排行榜上有順序移動。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導指出，最近被莫斯科當局關閉的獨立廣播電台 Ekho Moskvy創始人Alexei Venediktov進行了一項調查。每次他見到普丁或他的一位安全顧問時，他都會說出三種俄羅斯人普遍認知的外部威脅：中國、伊斯蘭恐怖主義和北約，並要求他們對三者進行排名。

在普丁2000年至2008年前兩屆總統任期內，伊斯蘭恐怖主義居首位，其次是中國，然後是北約；2008年後，順序發生變化。中國開始被視為最大的威脅，其次是北約，然後是伊斯蘭恐怖主義。在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後，順序再次發生變化。頭號威脅變成了北約，然後是伊斯蘭恐怖主義，最後才是中國。所以這篇報導表示，對普丁來說，入侵烏克蘭不僅是為了奪回俄羅斯的歷史性領土，更一場是對西方的聖戰。在這場聖戰中，中國從「最大威脅」再度成為俄羅斯的「血盟兄弟」。但這麼看來，中俄關係其實深具流動性，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堅若磐石」。畢竟，「鵝爹」終究不是親爹。

北京透過烏俄戰爭海撈一票的企圖可能落空

謝謝《紐時》幫我們攤開帳本，該報導引述了華盛頓歐洲政策分析中心的經濟學研究。先說結論，俄羅斯不會是中國經濟成長的金雞母，西方國家才是。因為2021年，中俄貿易額雖相較去年同期增加了36%達1470億美元，但這仍然不到中美貿易額（6570億美元）和中歐貿易額（8280億美元）總和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說，無論中俄是不是親兄弟或親父子，也無論中國在烏俄戰爭站隊哪邊，哪種選擇都對北京有很大地緣政治壓力的前提下，若還是以理性極大化國家利益的觀點來思考，北京還是應該同時安撫烏俄雙方，一方面在公開場合敦促冷靜，另一方面暗地支持俄羅斯的戰爭努力，培養中俄關係或甚至習近平與普丁的私人關係。美國政府官員就有人指出，中國應對北韓問題慣用的伎倆，可以當作這次烏俄戰爭北京對俄羅斯政策的觀察指標。也就是，一邊呼籲朝鮮限制其核武器計畫，一邊為朝鮮提供能源和其他支持，彌補聯合國制裁給該國造成的短缺。

畢竟，對北京來說，維持一個「殘而不廢」的衰弱俄羅斯、「打而不敗的」危機普丁、「爛而不潰」的烏克蘭，對中國的國家利益來說，才是極其有利的。北京的理性盤算，應該是在能收割俄羅斯越多資源的前提下，去保障烏俄戰爭中的俄羅斯不至敗北、普丁不至下臺。

因為越是陷入困境的俄羅斯與莫斯科政權，能讓北京上下其手的成本就越低、機會就更多；另一方面，一個打爛但不至潰散的烏克蘭，雖然會在已經運作的一帶一路上，為北京帶來赤字與混亂的壓力，但壓力更大的，其實是開向隔壁歐洲的烏克蘭難民所形成的人道危機，以及烏俄戰爭越戰化、阿富汗化後，對美歐合作與北約組織運作因為傷亡壓力而出現反戰聲浪的國內民意。

但北京也不可能投入過多資源激怒西方勢力，讓西方的制裁掉到中國頭上，讓中南海陪著克里姆林宮一起沈船。所以中國一方面試圖大量購入俄羅斯因西方制裁而突然無法在其他地方出售的各式產品；另一方面又了然於胸不能因為對俄羅斯資源或市場過度貪婪，因此丟了西方世界的技術與市場。

但這樣的戰略安排，在戰術實踐上卻也遇到了一些技術困難，這導致中俄之間彼此盤算互相利用變得不太可能。《經濟學人》就從以下幾個觀點分析，提出了中俄在烏俄戰爭下，相互利用的不可行。

第一、天然氣業：俄羅斯目前是中國第三大天然氣供應國。2021年，中國透過中俄唯一的一條由西伯利亞電力公司（the Power of Siberia）建造的天然氣管線，從俄羅斯進口了100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但這樣的進口量，還是遠低於歐洲自俄羅斯進口的 1750 億立方米。有分析師就指出，即使中國對原來輸往歐洲的天然氣有興趣，但在沒有新的天然氣管道與中國相連的情況下，中國想吃也吃不下這個配額；更遑論，中國還是一個高度使用燃煤發電與供暖的發展中國家，2020年更有能源自給率80%的目標。如此看來，北京也根本不想吃下這些原本屬於歐洲配額的天然氣。

第二、石油業：2020年，中國買了俄羅斯出口原油的近三分之一。在兩家西方石油巨頭殼牌和英國石油公司因烏俄戰爭決定退出俄羅斯後，莫斯科本來希望中國加大力度參與當地石油業，以填補西方公司撤出後的資金、技術與外銷市場空缺。但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員Ben Cahill就表示，中國公司或許能帶來資金與市場，但卻無法與西方公司的技術匹敵。這會讓未來的探勘與開採時程減緩，增加了俄羅斯原油的開採成本，也降低了未來的產能。

第三、航空業：全球商用航空業從製造、營運到保修，所有關鍵技術仍掌握在美國波音與歐洲空巴兩大集團手上。俄羅斯遭到西方世界聯手制裁後，自身要讓2021年俄羅斯買的8.8億美元飛航相關設備與零件能夠維持安全運作就遇到了相當的困難，因此莫斯科也寄望北京能夠對俄國航空業伸出援手。但中國航空業基本還是依靠歐美技術來生產零件。多數中國公司因為害怕被莫斯科牽連遭受西方世界的金融封鎖與經濟制裁，所以就算在北京首肯的情況下，也不願意出售有美歐技術的飛機零件給俄羅斯公司。

第四、軍工業：自2000年中國購買力超越俄羅斯後，北京持續增加對俄進口高科技武器的需求；反倒是俄方雖然在後冷戰時代經濟始終不見起色，但也對出口真正尖端科技武器到中國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主要還是因為中國逆向工程的能力過於驚人，連焊死的發動機都有辦法盜版。

但在2014年烏東與克里米亞衝突後，俄羅斯在全球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只能用更先進的武器與相關智財權跟中國換取外匯。而作為俄製軍火的大戶，北京現在的盤算，是把手伸向與中國交惡的俄羅斯軍火客戶，像是印度與越南，要求莫斯科降低或停止對印越兩國的武器銷售。但印度作為這次同樣沒有發表譴責俄羅斯侵略與聯合國聯合譴責投票棄權的國家，在美國印太戰略發展以前，印度與俄羅斯就是傳統盟友，更是俄製武器系統大戶，莫斯科面對北京的要求，大概也只會應付了事。

第五，金融業：目前看來，中國的主要公司和銀行都避免幫助俄羅斯繞開西方的金融制裁，因為這樣做會危及中國公司自身仍以美元為結算基礎的銀行系統，導致中國銀行業與和國際金融接軌發生問題。

況且，中國與美歐的商業關係遠超過中俄，俄羅斯市場對於中國各行各業來說完全比不上西方世界，中國的銀行和公司在理性計算的前提下，不會冒著被制裁的風險去涉入已經被全世界封鎖的俄羅斯金融體系。這也是為什麼無論從官方到民間，無論意識形態上中俄兩國多親近，中國民間「鵝爹」叫得有多親熱，但人民幣結算系統羽翼未豐的情況下，中國目前仍沒有被排除在美元主導全球貿易體系外的勇氣。

或許，正是看穿了中俄雙方合作維艱，彼此需求其實很多都是「看得到吃不到」，所以普丁根本不害怕畫大餅、喊芭樂拳。除了前述的自然資源與相關軍用技術外、俄中雙方官員都曾向媒體放話加碼，若是中俄「邪惡軸心」成事，莫斯科會讓中國進入俄羅斯北方的北冰洋區域，獲得那裡的自然資源（漁場與能源）、讓中國在北極開闢港口、舖設電纜，隨著氣候變化開闢新航道，並向中國提供大基建的機會，也就是無論誰輸誰贏，都已經歷過一輪「毀滅性都更」的烏克蘭城市重建計畫。

北京為何騎牆變騎虎還是得繼續騎

縱使「一邊宣佈中立，要求各方理性對話；一邊暗地支援俄方物資需求」這種騎牆式的兩面手法看似理性精算，實則經不起檢證，最後可能會讓北京落的兩頭空，既收割不了俄羅斯方面的利益，也可能還是會被綁上普丁的沈船，中俄雙邊的專家與官僚精打細算下不會不知道這個狀況。

但普丁這個「頭已經洗到一半」的不說，除了一般報導喜歡說的「習近平與普丁兩人『私交甚篤』或普丁是習近平的『心靈導師』」以外，究竟是甚麼原因，讓中國騎牆變騎虎還是得繼續騎下去呢？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四點觀察發展中的中俄同盟：

第一、在中國政府的認知裡，中美戰略競爭甚至衝突的「新冷戰」關係已成定局。既然跟美國改善關係的可能性不大，縱使普丁不是善類、俄羅斯也沒那麼好騙，但也只能假裝彼此「沒有極限的友誼」依然存在。《紐約時報》就曾分析，若是舉國都相信「21世紀的中美之間必有一戰」或「後冷戰的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只是歷史的反常」，那為了要增加中國的勝算，找回中俄歷史上恆常存在的大國地位，「共體時艱」實屬必然。

第二、相較於俄羅斯已經透過入侵喬治亞、克里米亞、頓巴斯與烏克蘭全境，證明自己是一個「修正主義區域強權」；中國目前的擘畫，並不在打爛既有的自由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所構成的當代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而是要在適應「市場性」規則的同時，用各種手段讓這些規則為自己的利益服務。這種透過「銳實力」或「戰狼外交」把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變成「中國的形狀」企圖若要成真，北京的對外戰略就不能與西方世界完全撕破臉。但作為西方世界不同陣營的「它者」，若是讓俄羅斯這頭惡犬能盡量找西方世界的麻煩，甚至讓強調「勢力範圍」的「大國政治」捲土重來，取代當下搖搖欲墜、以普世價值與人權為基礎的聯合國體制，中國作為機會主義者的謀利機會就會更多，對內壓迫、對外黑心起來就更是毫無負擔。甚至是在勢力範圍的基礎上，推倒主權國家平等的區域秩序，創建以北京為中心的等級區域秩序，也更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第三、雖然中國因為對西方市場與金融體系的需求，所以不敢冒著被制裁的危險，支援已經被制裁的俄羅斯。但換個角度想，若是北京方面能夠趁此機會練兵，暗助莫斯科突破制裁，那麼一方面是增加自己未來若遭受類似制裁時的抵抗力；另一方面則是向世界證明自己對這類制裁無所畏懼。

第四、雖然我們不談「普丁與習近平兩人間的私人情誼如何強大」這種需要觀落陰或強大監聽才能「真正知道」的事情，但從政治社會學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與普丁兩人雖沒有類似的出生背景，但都受到共產黨的栽培因此成為威權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也都繼承了蘇共與中共強調的「國家與黨同時來自內外的壓力」與「政權保衛的不安全感」。在《外交事務雜誌》所刊登的’The Return of Pax Americana’一文中即有描述，唯有成為強人，將挑戰「美帝」作為職志與信念的基礎，習近平與普丁才能透過「返回過去的榮光」，勉強取得一絲安全感。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所謂「不滿的同盟」，正是來自這種政治體制與外部威脅共同打造的囚籠。

史達林與毛澤東的幽靈在歐亞大陸上空陰魂不散

雖然《經濟學人》認為，普丁是當代的史達林。因為普丁透過關押異議者、毀滅資產階級、限制言論與集會結社自由來鞏固政權，更透過民族主義與東正教的基本教義彌平戰爭下的經濟混亂與高通膨所導致的民怨，藉此打造一個受到西方邪惡勢力（可以是納粹也可以是歐盟）所威脅的俄羅斯帝國。

但相對於這種俄羅斯國內政治的領導統禦方式類比，若是從國際政治的觀點來看，川普的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就對《華爾街日報》表示，俄烏戰爭實際上是當代的韓戰，而普丁就是那個派大軍進入絞肉機的毛澤東；反而是習近平這個以毛澤東復生為目標的新中國領導者，這次當了一回史達林，成為韓戰／烏俄戰爭背後，「邪惡勢力」的操盤手。也就是說，若歷史真有押韻，烏俄戰爭似乎也在朝「新韓戰」的分裂國家與「新冷戰」的兩大陣營方向前進。

對於相較於六十年前，當下交換角色的中俄領導人來說，蘇共栽培下共同的政治性格，決定了兩人註定都壟罩在史達林與毛澤東的幽靈下。博明認為，這種蘇共黨員的「黨性」，造就的對外戰略模式也就是「永遠要不惜代價，先發制人」。這種透過內外不安全感所建構的共同慣性，超越了個人人格特質的「人性」。一旦外部情勢共同不利於彼此，報團取暖的本質就會相吸。甚麼長期的邊界爭端，都可以暫時放下。

況且，根據CSIS中國研究專家JUDE BLANCHETTE的研究顯示，威權政治體系中的領導人因為沒有換屆的問題，無限連任的情況下，國家機構間缺乏獨立與制衡，官僚組織大多使命必達的隨著領導人的個人喜好，因此長成了領導人本人的形狀。一言堂的結果，就是對各種異議的習慣性自我審查與忠誠考核，這讓專業意見與反對意見越來越不可能出現。

這種獨裁領導的外交體系下，外交政策會因為個人好惡而變得更神秘難測。也就是說，不是習近平與普丁之間有甚麼神祕的共時性連帶或是特殊交情，而是中俄類似的體制與兩國領導人共同的政治社會化經驗，造就了兩國對外政策共同的組織性格與決策成果，也就是「基於意識形態我必須做，而不是基於利害計算我不能做」這種邏輯，促成了「就算全世界都與我為敵，我還是要愛你」這種結果。

面對事實的走向，中國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胡瑋即撰文表示，「表面上的中立是一種明智的選擇，但不適用於這場戰爭」。要走中間路線既在聯合國投票譴責俄羅斯侵略時棄權，又要同時安撫烏克蘭，等於是同時不能滿足兩邊的需求，更是站在全世界多數國家的對立面。

況且，雖然烏俄衝突看似轉移了美國持續針對中國的注意力，但這個轉移可以持續的前提是「普丁領導的俄羅斯不能倒下」，不然同在一條船的中俄兩國就是「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如今看來，縱使該文海內外、牆裡外大肆廣傳，但面對堅強的「黨性」，大概也只是「千金難買一聲響」的空谷跫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