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字飲水──致努力成為活史料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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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離開香港之前，去了東龍洲。搭了舢舨船穿過藍塘海峽前往不需一小時，面積只有兩個半平方公里的小島，感覺上離繁華有五千哩遠。

我是為了史前石刻而來。既然遠望不到未來，不如親身憑弔史前時代的過去。修葺才一年的新版解說碑，對新石器時代遺留的產物如此輕描淡寫：「清嘉慶二十四年版的《新安縣誌》已經記載：『石壁畫龍，在佛堂門有龍形刻於石側。』因此，東龍洲石刻的刻鑿年代應該遠比縣志輯錄為早。」

史跡已歷經幾千年風霜，碑文卻如此敷衍搪塞，不論是主事者的便宜行事還是別有居心，近年來，一八一九年編修的《新安縣志》無疑成為官方把香港撰入中史的基準。去年底醞釀已久的《香港志》終於出版，作為推手的香港團結基金董建華說：「《香港志》的歷史性出版，象徵著經歷兩百年風雨滄桑之後，香港終於回歸中華民族的修志傳統。」香港，正式由自己的「縣令」手中納入黨國敘事的道統。

誰主真相

若非鑽研歷史，多數港人對這種不足掛齒的考注不見得有所痛癢。過去兩年，市民最有感的應是反送中事件爆發以來，政府任用多為警方親信所組成的監警會，對抗爭的主要事件完成的調查。處處引用警方自身說法的報告，否認721事件警方與南邊圍村白衣人的勾結。無怪乎調查結果出版之後，提早退出小組的國際專家Clifford Stott在推特上引用喬治．歐威爾的名言說：「一個社會愈遠離真相，就愈害怕揭示真相者」，質疑報告結論根本是經過協調的「新真相」（new truth）。

這並非警方首次「竄改」歷史。發生在1967年中港邊境的沙頭角槍戰，是大清割讓香港島以來，首次發生在邊界的中英武裝衝突。事件中，英軍進駐沙頭角營救被中方開槍攻擊的港警。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後，警方的網頁隨即刻意淡化了共黨的角色，把射殺港警的「共產黨民兵」，修改為「內地槍手」。這只是官方資料不斷「修正」歷史，容易被忽視的另一個「註解」事件。廿餘年來，中日戰爭、六七暴動到八九民運裡的港警角色，都不斷遭到重新詮釋。

歷史如此容易塗改的原因之一是，香港並無檔案法能規範公務機關管理文件、指派專家評估文件存留與否，或訂定檔案開放的條款。雖然有一座位於觀塘的檔案館，但管理鬆散，文件往往都是斷簡殘編。有趣的是，筆者常在英國的國家檔案館巧遇寫史的同行，意味著香港史的建構，必須遠渡重洋才能進行。另外，由於本地學術界對當代香港史的興趣闕如，許多海外檔案的挖掘計畫和公共論述的形塑，相當程度必須仰賴民間組織的協力。

心知肚明

對於被刪節的歷史事實，醫療人類學者麥克．陶席格（Michael Taussig）曾經提出一則前衛的觀點，闡釋社會中人們普遍知悉，但由於受到壓制而無法清楚表達的訊息：公眾密辛（public secret）。這個看似自相矛盾的複合辭彙，挑戰了權力與知識的編排常理 ，因為心知肚明，比知識本身的力量更為強大。十年前曾經紅極一時的中國足球主播李承鵬，就以此調性寫下針砭時政的《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但他堅持不久的理想主義很快就從公共領域消失。

而陶席格的觀點最近被牛津中國研究學者何依霖（Margaret Hillenbrand）挪用，評價自文革以降，以照片（photo-forms）而非文字形式保存、流傳的「第二歷史」。在她眼中，照片在一個充滿符碼的社會具有類似護身符（talismanic）的功能，某種程度上能規避嚴苛的審查制度。

何依霖去年出版的書《Negative Exposures: Knowing What Not to Know in Contemporary China》，雖然在COVID-19全球疫情蔓延之前已定稿，卻精準預言了中國人民在疫情開展初期的做法，他們紛紛以手機截圖攔截微博、微信和豆瓣網站上的內容。有賴通訊和影像科技的進步，圖像形式的生產不再限於珍貴相機的擁有者，而是每天仰賴手機生活的普羅大眾。這些截圖內容包含了人們自己在事件中的觀察與官方訊息的落差、針對地方政府的批判，以及鑒於疫情數字進行的事實查核。截下的內容真偽與否並非重點，這個現象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政府無法以可信的新聞來源獲得公眾信任。

同樣的風潮也發生在香港，形式更凌駕於照片形式之上。去年十月下旬，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香港故事」裝修之前，憂心的市民湧入展場，同樣用手機拍下每一個文物和它們的說明紀錄。隨後在年底，水務署在主教山進行整建工程時，意外挖出1904年搭建，擁有古羅馬時期風格的蓄水池，也有人不顧一切衝進封鎖線進行直播，批評政府損毀古蹟的聲音更甚囂塵上。今年香港電台改組之後，頻道上若干和政府口徑不一致的節目無端消失，便立刻有「民間高手」還原建檔。《蘋果日報》終究不敵國安法整肅，在新聞檔案下架之前，網路上也出現數個備份資料庫。這股「檔案熱」恰恰驗證了德希達所謂：人們在體制中對於檔案建立系統的立法、分類命名等鞏固力量之下，所展現的慾望和抵抗。

好好活著

備份還不夠，詮釋更有其必要。接續抗爭期間陸續浮現的口述歷史，面對疫症當前，一群不公開真名的「疫境記者」匯集並出版他們的深度採訪故事《口罩下的香港人》。在序言中，主筆感嘆：「沒有人知道，不去讚嘆政府在抗疫措施上『做好做滿』，在未來會否變成一種罪名。」因此他們寫作，是為了以史為鏡，為了從官方的「同心抗疫」敘事中奪回話語權。在香港的最後一週，趁機登門拜訪了才在中環新開張的「維多利亞城博物館」。導覽活動場場客滿的兩層展場其實只是間商店，展示著館主多年來蒐藏的港英時期文物。在國安法壓境的現實之下，有些文物註解寫得含蓄而幽默。雖不能言明，但如人飲水，你知我知。

2015年底，五位導演合力創作的電影《十年》，預言般呈現了國安法壟罩下，香港的社會的詭譎走向。當時港人普遍評論最難看懂、最超現實的一段，由黃飛鵬執導的〈冬蟬〉，如今竟也成為現實。片中，一對情侶正在把移平後的朋友住家製成標本。最後男主角在健身車上踩出的汗水、毛髮、身體各個部位，都被一一收入防腐罐中。像巫術般，年輕男女為依然存活的自己製作標本，看似一場提前舉辦的葬禮，卻更暗示了屍變中的香港，人們想緊緊抓攫的呼吸、體溫，和或許再也不便傳達的表情。香港年輕人用「見字飲水」四個字提醒自己在世道險惡的凶年，仍得愛護自己、好好活著。原本只是臉書上一個謎因粉專流傳出來的潮語，竟成了今年農曆年的春聯金句。這大概是版主始料未及的吧，原本他只是為了提醒人們提防腎結石而已。

但沒有人知道這些努力是否有用，因為在後真相的年代裡，物件已不再是有利的佐證，它們在某種意識形態框架中才能產生意義。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的影像就算已曝光在膠捲上，也可輕易遭到無視甚至曲解。無怪乎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說：「政府在今次事件清楚地向全港市民為敵，因他們不單不承認721事件，過去一年的警暴，用盡所有警力，及盡用手上法律工具，去顛倒是非及竄改歷史。」但他如今也身陷囹圄。人們開始驚懼存檔案的存在，是否會讓自己遭遇到不測。六月27號深夜，《立場新聞》宣布六位董事接受建議辭職，評論檔案全數下架時，我們或許必須心知肚明：更壞的時代或許已經來臨。

終局未到

而這就是香港的終局了嗎？我沒有一絲樂觀，卻也不覺有任何權利悲觀。出版將近三十年，珍．莫里絲（Jan Morris）以半親身觀察、半歷史考究的體例寫成的報導文學鉅著，被翻譯為《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原題為「Epilogue」，其實應該是份量超過一本書的「跋」或「後記」。跋，是獨立具有開展性的注解，並非故事單純的結論。曾經收取中國大量關稅、被英國拿來監測東方鐵幕、被國共兩黨視為顛覆基地、一度燈火輝煌、以為自己身為自由民主喉舌的香港，如今改變的不僅是政治體制，還有她不斷變化的地景。這種快速的變化，只有在當地生活過的人才能完整體會，也只有他們才會想要起身抵擋。

渡船從東龍洲返回文明之地的途中，隨夕陽映入眼簾的是奇醜無比的觀塘填料區。原先，曾被應許起造新市鎮的連島沙洲，如今是一座規劃中的大型混凝土廠，附近居民由於擔心生存環境遭到汙染，抵抗的聲音未曾間斷。或許這是香港作為「跋」的主旨：自由永遠是懸浮的海市蜃樓，而人們的存在永遠都是一種抵抗的形式。在這裡，還有各種結構性的歧視尚未解決，還有壓迫者的證詞必須聆聽，還有各種受制度掩護的法外殺戮必須追究。努力地成為見證這些不義的活史料，是香港人的命運，也是難以完結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