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檢察官的「客觀義務」與偵查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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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偵查庭好難？

台灣公民人權聯盟（TCLU）針對司法完善工程有許多倡議，其中，檢警分工議題，涉及制度上的調整，在推動與遊說上難度較高，可以理解，但「廢除偵查庭」的主張，理應相對容易獲得共鳴，但為何？？似乎共鳴不大？原因究竟在哪裡？台灣早已民主化，檢察官為何這麼難走下作為「威權遺毒」的偵查庭呢？

其實，以前，也不是沒有檢察官贊成廢除偵查庭。例如：「至於諸位司改委員一直要檢察官走下偵查庭，我其實也無所謂，我們檢察官訊問之場所本即多變，只要能保護好我們的安全，和當事人平起平坐並無不可，讓當事人坐在上面，我在下面訊問其實也可以，大家高興就好。」《陳宗元觀點：塩酥雞法學─有感司改，謬哉法皇》。但，事實是，偵查庭，還在。

檢察官，你，究竟是誰？

在研究偵查庭的過程中，會發現關於檢察官的「解說」實在很多，多到有一點想笑。例如：檢察官是「冷酷無情的國家獵人」，是「第三權機關」，是「站著的司法官」，是「公益代表人」，是「法律守護人」，是「革命之子」，是「革命之拖油瓶」，是「特洛伊木馬」，最厲害的是，是「世界上最客觀的官署」。

檢察官的定位為何，該如何定位，鄰國日本也有同樣爭議，也想弄清楚檢察官是「行政官」？「司法官」？「準司法官」？「純粹當事者」？「貌似當事者」？「刑罰權的實現者」？「人權的擁護者」？還是「？？？」……

從法國、德國、日本、中華民國到台灣，由歷史考察檢察官的流變，自有學問上的意義，但本文暫不打算進行歷史考察。

「客觀義務」的法律依據

研究檢察官這個職業，一定會遇到一個用語叫「客觀義務」。論及「客觀義務」，首先會想到《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鍾鳳玲前檢察官於101年作成之《檢察官客觀義務之危害及立法與實務運作》的考察報告提到，「檢察官之客觀義務散見於整部《刑事訴訟法》，從準用法官迴避之規定，到為被告的利益提起上訴、非常上訴、聲請再審等等……」

此外，《法官法》第86條第1項也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為維護社會秩序之公益代表人。檢察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維護憲法及法律保護之公共利益，公正超然、勤慎執行檢察職務。」

《檢察官倫理規範》第2條則說：「檢察官為法治國之守護人及公益代表人，應恪遵憲法、依據法律，本於良知，公正、客觀、超然、獨立、勤慎執行職務。」

筆者暗自推想，偵查庭的存在眉角，會不會就藏在這個「客觀義務」中？

「客觀義務」的實然面

既然法律規定了「客觀義務」，是什麼原因讓鍾前檢察官在報告中指稱「客觀義務」是一種「危害」？

報告對法院「職權調查」的義務以及對「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構造進行批判，可說是主要論點。

認為法院（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6259號判決）不應該主張《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是對法院的「訓示」規定，並「抱怨」法院忽視「公平正義之維護」，未對「被告不利」之證據為職權調查。

法官是不是中立的第三者？應不應該職權調查證據？法條如何解釋？當然可以討論，筆者也聽過律師覺得法官偏向檢察官的質疑。中立的地位與「客觀義務」的關係是什麼？法官有沒有「客觀義務」？警察有沒有「客觀義務」？當然也可以討論。但擁有偵查和起訴大權的檢察官，顯然應該先思考一下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該報告提及檢察官忽視或者未盡到「客觀義務」的原因，例如：工作壓力、績效及遷調問題，又或者，認為被告不服判決的話會自己上訴，無罪判決會影響辦案成績，所以不會為被告請求無罪或輕判。

此外，報告認為，檢察官的敬業精神，角色衝突，也是造成「客觀義務」流失的因素。當檢察官的原告當事人性格愈強化，則其「客觀義務」就愈形弱化。批評「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這種對抗式的法庭辯論，將檢察官推到被告的對立面，也因此，「檢察官在法庭上的工作變成了，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一心只想讓被告定罪的怪物。」

簡士淳教授在〈打造理想檢察官：從法律職業系統的角度觀看〉一文中提到，在進行多法域之比較討論時，聲稱德國檢察官有乘載著「客觀義務」，而美國檢察官則沒有，是「過度概化」。

「美國檢察官面臨最大的問題，並非在規範論上不具『客觀義務』，而是在政治性與對抗性過強的體制設計下，檢察官所應具備的多重身分，難以被實現。晚近美國許多檢察官改革都是希望弱化其職權的對抗色彩，強化檢察官在偵查、起訴與定罪後所應具備之客觀中立角色。」（簡士淳前揭文第283頁，註17）

鍾前檢察官的報告，一定程度反映了「客觀義務」與制度之間錯雜糾葛的愛恨情仇，報告雖說「客觀義務之危害」，但好像也沒說出危害在哪，而是指出什麼危害了檢察官的「客觀義務」。縱使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的美國，檢察官也正在追求「客觀義務」。「客觀義務」不會是危害，集偵查與起訴權力於一身，卻沒有盡到「客觀義務」才是危害。

沒有遵守「客觀義務」會？

檢察官無法落實「客觀義務」，可能會濫訴，可能因此過勞，可能會為了績效影響，依循著「升官圖」，罔顧人權保障。

擁有巨大權力者，如果沒有受到「客觀義務」的制約，將是災難性的。或許擁有強大權力的檢察官，在抱怨自己被往當事人方向推時，應該先想想自己為何沒有落實「客觀義務」。

王金壽教授在《台灣的司法獨立改革與國民黨侍從主義的崩潰》論文提到，在司法改革的路上，檢察體系曾經最被國民黨控制，改革也最晚。縱使已歷經政黨輪替，檢察官有沒有因為政治力，而沒有盡到「客觀義務」呢？

「客觀義務」與偵查庭

「檢察一體」如何客觀？「客觀義務」會不會有濃淡之別？起訴前後的「客觀義務」是否會有不同？有強制處分權還能客觀？有「升官圖」，如何客觀？

「崇高」，「崇高」，人類對於高，有嚮往，有尊敬，有畏懼。奧林帕斯山頂，須彌山，都是山。或許，高處受到崇敬的原因在於能以客觀的視野觀看，是神的視野。但，如果做不到神的視野呢？

高呼檢察官入憲者，應該也是種提「升」檢察官地位的策略。高處不勝寒，登權力之巔。居高俯視，的確，景色太專屬，讓人忘了下來，不肯下來。

權力的鞏固、高築，是人性。但脆弱的權力根基，只是顫顫巍巍的危樓。

「客觀義務」不會是檢察官在神壇上的唯一依據。偵查庭的存在和「客觀義務」可能沒有必然關係，但未盡到「客觀義務」卻與偵查庭的廢除有密切關係。

本文並非學術論文，難免掛一漏萬。為何廢除台灣特有的偵查庭如此困難？原因可能出在檢察官沒有盡到「客觀義務」。如果檢察官恪守「客觀義務」，人民是否就不會這麼想請檢察官下「神壇」？

一個制度上的想法是，假如「客觀義務」對檢察官來說真是一種「危害」，乾脆修法把檢察官的強制處分權拿掉，並刪除所有關於「客觀義務」的規定，不知可行否？

嗯，神有神的視野，神也有七情六慾。到頭來，還是不知道，為何廢除偵查庭這麼難。

參考文獻

小田中聡樹《現代刑事訴訟法論》
陳宏達《檢察官定位與司法改革芻議》
簡士淳〈打造理想檢察官：從法律職業系統的角度觀看〉《法律有關係》（左岸文化）
王金壽《台灣的司法獨立改革與國民黨侍從主義的崩潰》
鍾鳳玲《檢察官客觀義務之危害及立法與實務運作》
許澤天《檢察官定位與指令拘束》

台灣公民人權聯盟以推動司法改革、保障公民人權為宗旨。致力於強化公民意識，集結社會團體共同糾彈任何違反或侵犯普世人權基準的行政、立法與司法作為。效法美國ACLU，透過以訴訟為手段、倡議宣傳、推動立法以及教育達成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