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的人文學科危機?

黃涵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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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全民瘋AI的時代?

每當黃仁勳、蘇姿丰訪台或出現在媒體報導,總是引起台灣人的關注,黃仁勳頻頻造訪台灣夜市更總是媒體焦點。這兩位具有台灣背景的科技鉅子在全球尖端AI科技產業界崛起,加上台積電在全球晶片市場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在強化台灣作為世界科技島的民族驕傲和想像。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特別是台灣在面對國際局勢和中國對台的侵擾野心的現實,似乎已將台積電為首的資訊科技產業提升到國安層級,甚至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數位部的成立、國科會和各大學教學與研究投入大量的經費、一場又一場的演講和研討會⋯⋯⋯⋯若說台灣已進入全民瘋AI的時代,應該不是脫離現實的誇大之詞。

在這種形勢下,加上台灣長久以來「重理工、輕人文」的社會價值,以及媒體持續唱衰人文科系平均薪資低落或前景堪憂,電機、資工等AI相關的大學科系成為高中生選擇的熱門科系,似乎並不令人意外。

人文學科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一直把自己台大醫學系的身份當作政治紅利提款機,在他充滿歧視的排比裡,文學院系是第六流,藝術學門是不入流,主張裁撤平均薪資低於平均水準的(人文)科系。不知道標榜「理性、科學、務實」柯文哲是根據什麼客觀邏輯或演算法算出不同科系的存在價值。

不可否認,強勢的AI的確激化了人文科系長久以來的危機感,以及面對科技衝擊的焦慮。大學端尷尬癌發作,一方面擔心學生用ChatGPT寫報告和論文,令一方面又一窩蜂迎合AI和資訊科技潮流,推行相關的課程和學位。

台灣大學文學院在這學期就推出三門科技導向的跨領域課程,其中包含「生成式人工智慧導論」。筆者所服務的台灣師範大學更是大器地宣佈與台積電合作的學位學程,畢業生保證有應徵台積電職缺的「口試機會」。

反思人文學科的「危機敘述」

人文學科真的這麼不堪、這麼脆弱,真的瀕臨存亡危機嗎?需要(被)結合AI和尖端資訊科技的課程,才能免於滅絕嗎?不管是什麼,筆者都必須強調必須避免過於簡化的因果律,更重要的是要透視「人文學科的危機」從何而來,如何被建構或想像。

不管在國內外,各科系畢業生的待遇落差的確是不爭的事實。在美國工程類畢業生年收入約82000美金,人文類約52000。國內的狀況細部的數字也許不完全一樣,大致的傾向是醫學和工程的薪資優於人文和藝術類。

類似這樣的調查設計和統計結果顯示某種社會價值觀,今年各家的學測落點分析多了平均薪資就是最明顯的實證,勢必也會影響學生選擇科系的考量。這樣的趨勢也反映出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和教育觀,一切以效益為指標,大學科系選擇和大學治理也無法倖免,一味追求實用價值,以就業前景為考量。

目前各大學聘任專案約聘和兼任教師越來越普遍,正式職缺可遇不可求,新博士的就業狀況更為嚴峻。政府和大學當局投注在人文藝術科系的經費更是難以和理工科系比擬。

正當政府全力推動雙語國家政策,而外語學習也從幼稚園和小學階段就已極為普遍,高中生選擇外語科系就讀的動機就更為薄弱,使得外語科系不再搶手,經常與其他人文科系面臨招生名額不足的困境,研究所報考人數大幅滑落甚至系所停招也時有所聞。

危機不是理所當然

當我們試圖理解人文學科危機的種種成因,我們就不會也不應把危機自然化,不會也不應該把危機看成不可逆的趨勢。回顧晚近二十多年,人文學科如同自生發(autopoietic)系統,發展出眾聲喧嘩的樣態,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醫療人文(medical humanities)、後人文學(posthumanities),晚近更有致力整合人文思想與醫學理論與技術「神經人文」(neurohuamanities),將演化與分子生物學導入人文地理和生態研究也已有相當豐富的知識產出。

諸如此類的研究趨勢除了展現人文學科回應或抵抗滅絕的生命力(要說是「求生意志」也可以)之外,也顯示科技與人文之間的對立區分、人文學科的危機是被建構出來的產物,從而被賦予特定的社會、文化甚至經濟價值。資本主義不就是一部巨型的危機製造器,而且總是擅長讓危機滋生利益?

危機不是理所當然,人文學科的跨領域研究也不是。至少不是為了膚淺地跟上炫奇的時代潮流,也不是像「逛理論」那樣一套換過一套理論。人文學的跨領域研究重點在於研究方法、基本預設和價值的反思、突破與生成,像是不斷長出義肢的變異過程,不斷穿梭於學科的內外界線,自我改造且關懷與介入現實情境。

我們想要建造什麼樣的科技體系?

面對任何一種新的技術物,全然的科技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立場都不可取,因為它們都脫離不了科技決定論,省略了太多需要被提問和思辨的複雜情境。當中至為關鍵的是,我們不應該將任何一種科技簡化為獨立存在的技術物,也不能把它提升到近乎上帝至高無上的地位或所以意義和的終極指標。

應該要問的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想要建造什麼樣的科技體系?AI不只是一種資訊擷取、運算和儲存的技術,它在學習、金融管理、住家、交通、軍事、組織行為,甚至醫療檢查和手術都已有廣泛和突破性的應用。

法國當代哲學家史提格勒(Bernard Stiegler, 1952-2020)提出「器官學」(organology),探討人與科技物的共同演化,這意味著技術不是被動的工具,而是人類演化主動的參與者。

史提格勒談的器官包含三個層次:生物與基因、社會與政治、人造技術。任何一種科技物都實質參與和影響人類的身心運作,也都會被納入社會與政治組織,從而產生特定的實質效應。

從這樣的器官學角度來看待AI或任何科技,就不能只是訴諸運算和控制邏輯,而必須反思這種科技啟動了什麼樣的思考、記憶、情感、慾望甚至想像演化,又會對生產模式、人我關係與互動、乃至於公共治理產生什麼衝擊。

如同我們也需要關注自襁褓階段就與3C產品密不可分的小孩會「演化」成什麼生命樣態。平板電腦又會對視覺和觸覺產生什麼影響,又或是數位化學習科技能否取代實體教學。當再大量的資訊都可以數位化,實體的圖書館還有沒有存在的效益,都不買實體書是不是值得說嘴和稱許的行為⋯⋯

符號資本主義不是免費的午餐

我們想要建造什麼樣的科技體系?機器或科技本身不會告訴我們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我們」(不管有多後人類或賽伯格)要將技術物或科技置放於社會、政治、經濟、美學、道德和情感的生命世界之中去尋求答案。

台北市政府近日喜孜孜地宣佈要結合雲端無人機、人臉辨識系統、太陽能動力的地磁設備,建造「智慧」城市的願景。不知道蔣市府的「智慧」和「情報」有什麼區隔(英文的intelligence的確有這樣的雙重語意),又和中國普遍施行的數位監控或「數位極權」有多大差別,如何避免侵犯隱私和人權的疑慮。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電影《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向世人揭示不同的科技啟示論,科幻大師迪克(Philip K Dick)的小說和包括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經喚術士》(Neuromancer)、史蒂文森(Neal Stephenson)的《潰雪》(Snow Crash)等電腦叛客小說都展演了人工智能和科技體系發展自成一體、超出人類社會控制的運作。讀者可自行解讀這些科技小說和電影的「預言」是否已經在現實中實現。

我們對於AI科技崛起和盛行的理解不應該脫離當前的符號資本主義(semiocapitalism),其運作法則更為依賴符號與演算法,生產模式、勞動狀態認知與情感模式也更不離符號體系。

這樣的資本主義體系看似更為彈性、更有效率,但並不表示剝削就不存在,也許只是外在壓迫變得更為隱形幽微,變得更由主體自己驅動,自我變成剝削或壓迫的行動者,再加上爆量且迅速跳動的影像和符號,更讓人覺得心力交瘁。這樣的轉變包括韓炳哲(Byung-Chul Han)、布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等當代哲學家在他們的著作裡都談了很多,筆者在此不在贅述。

建造具有人文價值的AI

史提格勒透過他的科技體系論述展望新的社會形式、與科技共生的新方式和新的生命形式,這也是一個理性建構「思考」、「實作」和「生活」三種知識形態的過程。「知識」在這裡是焦點,是讓人安頓身心、療癒性的生命知識,而不是工具性的知識。

如果缺乏這樣的知識,疲憊不堪的主體將被困在虛無、否定的認同之中,只能以暴力方式發洩他們的憤怒和絕望。我們還能繼續覺得抖音世代的問題事不關己嗎?為什麼川普還有再起的機會?而台灣的民主體制是否淺碟化到只剩下選舉?

有關於AI科技霸權,有太多問題還沒有被台灣社會思考和討論,包括什麼是「智能」和「記憶」?認知或心智活動除了運算邏輯之外還有什麼?有多少人還持有那種「人文學科只需要靠背誦」的刻板印象?記憶和智能除了是數位碼在晶片、線路、電流等的人造環境中的裝配之外,如何能或不能脫離有機的身體或身體化(embodied)的環境,包括真實的生長經驗、情感、人我互動、愛、信任、公義等人性價值?

人文學科的學子們不需要也不可能自外於科技的衝擊,也不必抗拒與科技的共同演化,不需要否定科技帶來的便利和趣味。看穿危機敘述的意識形態之外,也許更需要學會不要看不起自己。一個高貴的社會不會事事講求效率、產值或利益,而是會支持一群人整天想和做一些看起來沒有什麼用的事,但是事實上他們在耕耘一些精神價值,讓一個社會或文化能走得長遠。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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