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假.駐足.非旅人──高雄的今昔

胡芷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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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年節難得回高雄待了幾天。北漂工作以來,每回春節返鄉總是蜻蜓點水式快閃,今年罕見有機會待上一段時間,乃至於這次我才後知後覺地發現,這座城市和從前已經不一樣了。

回想起來,有關這座我在其中存在十餘年,伴著我成長成熟,理解收納我一切輕狂輕縱年少點滴的城市,腦海印象其實有點模糊。

可能青春大抵如此?明明身在其中時感覺如此漫長令人不耐,回頭看竟不過剎那蒼白。像紐約精神科醫師泰居柯爾(Teju Cole)在自傳小說《不設防的城市》(Open City)裡,一邊行走遊盪,一邊回憶起他的奈及利亞家鄉:

「過去,如果真的有這種東西的話,大多是空虛的空間,遼闊的虛無,重要的人物與事件漂浮其間。奈及利亞對我來說就是那樣:除了少數幾件記憶特別鮮明的事情以外,我幾乎已經完全遺忘了它。」

可能時間距離一旦拉遠拉長,記憶多少斑駁蒼茫。

但是,除此之外,我不得不懷疑另一個極大的可能性:我對這座伴我成長的城市,根本從頭到尾就不是很了解。

那些少數的南方港都記憶

在我腦海裡,有關高雄這座城市,泰居柯爾說的「那些少數記憶鮮明」的片段,是不分季節刺痛眼睛的陽光,規劃得寬闊的柏油路,還有熱得昏昏欲睡的午後。路上鮮少汽機車,遑論行人或單車騎士,除了像我一樣閒得發慌的屁孩。至於每個被迫在熱到冒煙(非誇飾)柏油路上穿梭的市民,都像旗津海岸的石頭一樣,在豔陽下被曬得周身滾燙。

還有愛河,高中我經常課後在河畔遊走,我記得暮色中水光粼粼。還有某年晚上高雄大漲潮,河水幾乎要灌上岸,我站在岸邊疑惑為何巨大威脅的波瀾,看來卻如此柔軟、溫柔。

愛河親水設施其實是我年紀稍長、即將離巢北上的事。童年時那裡很臭,而且經常有人尋死,記憶中媽媽有天回家不安地說她開車經過愛河,聞見一股不尋常惡臭,聽廣播才知道河裡正在打撈屍體。直到初中,河川整治開始見效,愛河臭味改善,不再是當地人避之惟恐不及的地帶。

漸漸地,河邊有了金亮照明,有了徒步木板棧道與沿岸座椅,有了超級時髦的河岸咖啡廳和酒吧。然後,河邊開始出現像我那樣的行人,三三兩兩散步或坐著聊天,還有了一間小巧晶瑩的「電影圖書館」,十七歲的我就在那看了當年很紅的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希臘三部曲。

夜晚的愛河。圖片來源:蔡其達提供

高中畢業,我就離開家鄉北漂,在台北生活的時間長度轉眼超過在高雄的日子。今年回去,看見 2001 年的台灣燈會主燈,至今還佇立在愛河畔。我沿著河,往南走到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所在的愛河灣,在輕軌月台刷卡十塊搭了一站,再從剛落成的大港橋,走到高雄港牌樓,發覺這座城市,真的已經和從前非常不一樣了。

例如以前,高雄港牌樓像是一個驚嘆號。騎腳踏車四處遊盪的小孩,只要越過了愛河對岸騎到七賢路底,就會發現四周越來越荒涼,街景愈來愈令人不安,以至於那座港邊牌樓的存在,宛如一份警告,或者一處結界:切莫再近。即使港邊後來有了漁人碼頭,引進餐廳餐飲希望活化港邊,但因為欠缺整體規劃,印象中也只短暫熱鬧一陣,然後便不了了之,牌樓後方港口那邊,仍然少有人煙。

而那天,我在看到牌樓的那一瞬間,才突然驚覺自己是在過去不敢踏入的「結界之外」,吹著晚風自在安心漫步。平常日的晚上,沿途有幾個小孩沿著河邊步道玩蛇板,一群少年在貨櫃裝置藝術下打光錄影,三兩情侶在亞洲最長跨港旋轉橋大港橋上自拍。牌樓從一個(在孩子眼中)嚇阻意味十足的驚嘆號,搖身一變成熱情的冒號:它像在對市民發出邀請,邀請來自各方的人群走進來,開啟一個新的篇章。

大港橋。圖片來源:蔡其達提供

城市空間因「緩慢」成為生活地方

高雄和從前不一樣之處在於,以前,這座港口工業城市,是一個吸納眾多離鄉背井移民求生存的空間,如今,它正在成為一個新世代高雄人紮根要生活的地方。

我說的並不是城市多了一些硬體建設而已,也不是巨大小海豹讓遊客拍照上傳,或是如最近惹出爭議的承億青鳥之類的鉅資文化展演。我說的是,步道、公共空間、地面上慢速移動的輕軌,這些硬體城市規劃,在居民心中深處催生發酵的城市意識。

社會學家、城市研究者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在著作《棲居》中,以法語ville和cité解釋城市規劃(空間)和城市意識(地方)的差異:前者ville指整個城市,而後者cité在十六世紀時,曾指一個街坊鄰里的生活特色,人們對鄰居和外來客的感覺,還有人們對地方的眷戀之情。

城市意識(cité-consciousness)不只反應居民對於其他人、生活、自我的想像與認知,在公共層次上也反應居民希望如何集體生活,細究城市一詞(cité),其實與法語的公民身分(citoyenneté)發展密不可分。

而城市意識的培養,靠的其實就是「慢」。

空間抑或地方,兩者取決你在城市中的穿梭速度。桑內特指出,你的移動速度越快,就越無法了解周遭環境的特質與細節。當你腳踏油門,你就無法分心看四周環境。除了安全考量,人在高速前進時,兩邊風景在大腦中都扁平化,但走路就不是這樣了。走路的時候,大腦處理的周邊視覺資訊,是開車時的150%。

「當一個人迅速穿過某地時,地方失去了特色,行動速度消除了環境意識。」桑內特說。

我發現,童年中高雄城市,那些對我而言「少數記憶鮮明」的片段,都發生在我慢速移動或者停留的時候,當我透過雙腳雙眼,將這個客觀的物理空間,轉變成我生活場景的時候。

不管是騎著單車在昏昏欲睡的午後城市閒晃,或是傍晚走在木板棧道看著河水漲退。我只遺憾我在高雄成長的那些年,沒有足夠的建設,支持鼓勵像我那樣年紀的市民去探索她生活的空間,深化理解這個陪伴她長大的地方,發展她自我與城市的意識──或是淺白點,其實就是說出「我是高雄人」的那份底氣。

在慢速移動的過程中,人吸收更多感官細節,這些細節經過一遍一遍累積,一層一層堆疊,形塑了人對周遭環境的豐富經驗與感受。這些細節也會反過來影響我們對於生活的認知與想像,一種城市的意識便油然而生:我和這個地方的關係是什麼?我想要在這個地方怎麼生活?

當問題被觸發,一種地方動能就啟動了:這個城市開始和你有關,你是棲居的居民,不再是途經的過客。說起來,那比什麼文化煙火都才是真正的,根深柢固的,最珍貴的城市文化資產。

作者對於世界是如何長成今天的樣子,具有執迷不悟的好奇心;喜歡把事件放到脈絡中看,把人放進時代中看。確信這個世界有一百種可能,我們所知所生活的只是其一,而那些途經的或等待實現的,還藏在皺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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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芷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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