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乎性,也不只關乎性:施妮瓦桑的《性的正義》

蕭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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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一個『家』的女性主義…無視會擾動家裡寧靜的一切。而一個真正涵容的政治,卻是一種不太舒服,也不甚安全的政治」──Bernice Johnson Reagon

跟女性友人聊起真人版小美人魚的選角風波,疑問為什麼最反對由非白演員出演最力的幾乎都是男性,倒是作為主要收視族群的青少女,看起來像是樂見其成,不解其中的性別差異。友人只是淡淡說「有沒有想過黑皮膚的小美人魚可能破壞了男性的性幻想」,而如果荷莉貝利引起(主要是)男性的反彈,而基本上白人主流審美輪廓的千黛亞出演蜘蛛人的MJ卻不會,其中的「性正確」脈絡可能比表面上的政治正確爭議更加複雜。

由「可不可幹」建成的性體制

幾天後我在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的新作《性的正義》(The Right to Sex)中發現了一個似乎可以透徹幽微性正確脈絡,雖然略顯粗鄙的詞彙:可幹性(fuckability)。根據斯里尼瓦桑的說法,它指涉不同肉慾對象,所能賦予的差異化人際關係資本,前者無疑涉及人種的區別,而後者顯然則與社會的性體制有關,例如,男性如果要爬昇到Alpha男的位階,與「金髮妹」以及東亞女性的交往(或性交)次數累積是指標之一。

討論「可幹性」的一章初稿剛在London Review of Books發表時,曾經引來各方議論,甚至是圍剿,女同論者指責她正當化男性的性掠奪,弱勢的有色人種則批評這個說法簡直是再次強化歧視。施妮瓦桑為此所做的回覆構成了該書的第四章。

當然,社會主流的性體制所約制的顯然不只是女性與異性戀,斯里尼瓦桑書中轉述了一個殘酷的社會實驗,一個漂亮的亞洲男生與一個帥氣白人彼此交換了男同志交友軟體的帳號,白人男孩對於亞洲男孩帳號裡寥寥無幾的訊息感到困惑,稍後他會對對方應接不暇的收件匣感到震驚,而亞洲男孩則彷彿早知一定如此般欣然接受結果。

見識社會圍繞著不同可幹性而形成的性體制,自然不是為了鼓勵大家接受現狀,如果這個現狀不只是男男女女為了提高求偶資本進行不同層次的性慾化身體軍備競賽。有時候人們難免出於「善意」複製可幹與不可幹的階層地位,分享直男行為惱人經驗的專頁留言盡是閃耀著自以為Alpha男的留言,彷彿如果這些被投稿的可幹性男性底層可以多吸收性別新知,培養「社會化」能力,就能改善問題,但部分直男行為的惱人之處並不在於社交失能,貧於社交並不會真的給人帶人困擾,而在於顯然有些男性自認擁有對另一個性別居高臨下發言,很難想像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會對職場的主管這樣講話。

斯里尼瓦桑一書頗具時代感之處在於它對現代科技的敏銳,特別是交友軟體如何為了迅速甄別可(性)交往對象,透過具體的身體性徵強化了主流的性體制;網路媒介改變了色情品的傳播管道,也改變了幾個世代以來關於性別正義應該如何看待色情品的問題框架:它仍然可能是關於言論自由以及是否扭曲欲望表述的問題,但如今卻更關乎網路世代對人際關係的想像,是否已經貧乏到只剩下性?

斯里尼瓦桑筆下的當前世界,看起來頗像傅柯《性史》中的維多利亞時代,圍繞著性的各種論述與實踐爆炸性地成長,只是這次似乎可以更自由的討論性,例如在街訪中大方分享自己的性體驗,人們的心靈彷彿有著無限可能,但身體卻只剩下色情品結局的唯一可能。

國家機器會是性別正義的盟友嗎?

而2014年發生在加州,震驚世界的羅傑案,則側面證明了這個性(交)階層體制的暴力效應。作為最底層,「可幹性」最低的「非自願獨身者」,何以選擇用最暴力的方式報復他認為剝奪他「性權利」的女性?某個面向上固然與有毒的男性氣概養成有關,但正如施妮瓦桑所說,關注性別正義的有識之士對該案的評論很少涉及性與欲望的社會生成與意識形態脈絡,而這也是貧乏的性積極(sex positivity)與自由主義式的性論述所不願正視的部分。

而關注性別正義卻不能無視於此,正如施妮瓦桑所說,如果「完全棄絕欲望的政治批判」,這樣的女性主義對於「苦於排擠與誤認因而該是最需要女性主義的女性幾乎什麼也沒做」。

任何政治倡議運動難免在多年後被化約成在特定問題上站隊的貧乏選擇,對待色情品、性工作者的立場等等,經年累月的論辯並沒有讓這些議題的解答更明確。不過,如果性別正義不只是辯論場上的正反方,它需要的是對現實世界權力關係的敏銳。

我們這個時代同樣複製維多利亞時代的是國家對於性領域的大舉介入。美國的保守派很快就發現他們能在基進女性主義對色情品的抵制中複製他們想要的女性形象,要麼是需要被國家規訓的壞女人(性工作者、「福利女王」),要麼是國家需要好好保護的婦幼,雷根政府打擊色情品的口號即是經典的「色情品是理論,而強暴則是實踐」,「可幹性」的性體制也很大程度上迎合新自由主義的個體化想像。

女性主義批判色情品的重點之一在於打破主流的性欲表現邏輯,即便有多數人確實對此感到性興奮,但英國對於色情品製作的限制(包括禁止打屁股、鞭打與潮吹情節等等)對於大宗的「脫吹插射」色情品卻幾乎沒有影響,如斯里尼瓦桑所說,「禁止色情品中的非主流類別,只會強化主流性霸權,等於加強主流的厭女傾向」。

國家以杜絕性別暴力之名對性領域的再規範,受創最重的往往不是主流色情品產業,而是小眾的性實踐以及少數族群,例如加拿大對色情品的加強管制,首當其衝的是描寫女同情慾幻想的小本,只因為它們涉及「綑綁與暴力」;澳洲政府對原住民社群頻繁發生虐童事件的回應是禁止原住民持有與散播色情品。斯里尼瓦桑的提問相當尖銳:當國家以女性主義為掩護,更進一步次等化女性與其他性少數族群時,真的應該要感到驚訝嗎?

是性,也無關乎性,不只關乎性

並不是說性別正義的實踐與國家級規範之間必然衝突,而是如果說如果無視性體制中種種本質上無關乎性與性別的壓迫所共同形構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那麼訴諸國家力量的結果可能適得其反,例如監禁的手段。這可能是斯里尼瓦桑這本既回顧性別正義運動又展望未來一書最有洞見之處:「任何解放運動…若只聚焦於相關團體的共同性,這樣的運動就只服務於團體中最不受壓迫者。所以女性主義若只處理『純粹』父權壓迫的個案,那些不會因為社會地位、種族或階級而複雜化的個案,最後受益的就只有有錢白人女性或高社會地位女性」。

在某些時候,性掠奪可能只是體制的附加產物,特別是在封閉的權力體制中。例如,幾乎所有人在中學時期都遇過幾個喜歡情緒勒索,擅長情感控制的老師,也只有在學校這種封閉環境中,才會讓這些人覺得可以以管教之名恣意喜怒無常,以及使用暴力,「體罰」一詞充滿誤導,因為它似乎預設了合理的體罰,但從來都不應該允許這類人身暴力。

「國中生沒有自由」是大人的集體共識,學生自己也不吝承認,很少有人覺得老師「到底憑什麼」,要是有人對這個大型身心靈控制場所提出異議,只會被無視甚至集體霸凌。更多老師私下分享「管教」學生的恩威並施心法;更多學生享受在這種班上資優升學的優越感,編寫語錄愛載老師(其實這種現象在台大名系也不罕見);而更多家長期待自己的子女可以得到名師的另眼看待。

至於那些情感傷害與折辱的情節,多年後的笑談談資而已。學生自願為奴,交換「上了高中(大學)就自由了」,社會期待學生們把這段奴役看作過程,隨時放眼未來,自然不真的在乎受傷受害的學生,畢竟人生被卡關的人是可以忽略的少數。

只關注性面向議題,對狼師深痛惡絕,將其歸咎於某人的行為不檢,彷彿暗示只要不對女學生出手,其他變態無理的身心靈「管教」都是可以接受的。對性掠奪的追繳,簡直成了包庇,反而成了大規模身心靈控制的免疫保護圈。那麼也就不意外性掠奪變成偶發性常態。從女學生身上收穫性好處成了名師們的隱微共識,本質上就像接受信徒感恩載德的奉獻,對自認散佈大恩的名師來說,從來都不是不合理的禮物。

很多時候性的正義可能本質上無關乎性,師生關係中所涉及的自我認同實現理論上不應該出現性別差異,部分言論也可能直覺牴觸性別正義,例如對metoo運動的保留態度,以及性騷擾可能是女性的共同創傷,但卻不是職業女性最糟糕的遭遇等等。讀者會在施妮瓦桑這本書中反覆的拆解與重組,但很難從找到對「性的正義」的簡單解答,而這主要是因為問題本身永遠比想像更複雜。


書名:《性的正義》
作者:阿米亞.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
出版社:大是文化
出版時間:2022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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