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被捲入反服貿行動？──主動認知與時機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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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服貿青年，變成反服貿中年，這幾年被年輕人問起「為什麼當年會去參與太陽花？」時，我經常膝反射地說「那時候的社會氛圍，搞運動，是很自然而然的事。」

這是一個輕浮的答案，即使行動確實需要結構條件醞釀。所以我更進一步回想，究竟我們當年為什麼反服貿，又如何反服貿；那時候也還沒想到這題會再次上到主流公共議題的對話。

我是2011年到2015年讀大學，身為台北大學翻牆社的一員。回頭看我們當時的社團運作，我們的社課有時候是讀書會，像是《百年追求》、《第三種中國想像》；有時候是請NGO專家或自救會、工會幹部來演講，像是RCA工殤事件的當事人、鑽研土地迫遷議題的老師。

由青年的正義感出發，尋求結構的問題

那時候，我們大約會在不同的事件裡，辨識出有中國因素，有階級與資本的課題（那時關廠工人幾乎走投無路，移工的處境則是到今天仍糟糕），有性別、環境跟種種因素構成的不平等（當時同婚還沒沒通過），也有我們在每一個事件中陸續認識的制度與行政程序（當時還沒有沒有立法院直播，也沒什麼開放資料的概念），進而對於共同體、對於國家、對於「公民社會」有一些初步的想法。

反服貿，是繼反媒體壟斷之後，同樣明顯標誌著「中國」這個標籤的議題，層層推進我們去思考台灣主體性的議題；在那之前，我對於兩岸關係、對於兩國之間的經貿往來，並無深刻的認識。反服貿這題涵蓋了經濟與階級不平等的關懷，又與國家、制度程序高度相關的課題，因此綜合了當年對許多已經關注的社會議題的思考。

猶記在我所經歷過的，2013年、2014年的青年群體之中，仍有對於應該優先「反」什麼、應該在論述中加入什麼樣的元素，能夠做價值優先排序以及運動策略的討論。但是，在那幾年，多數人對服貿及其相關的制度程序，是有疑慮的，這才是為什麼蓄積了社會動員的能量，得以構成2014年的佔領立法院運動，成為了歷史上一筆「太陽花學運」的事件。

中國因素．資本、階級的交織

濟南路的舞台，那是一個晚會，2013年7月28日，我聽著關注不同的議題的社運組織們談論服貿。許多社團舉辦社課，認識服貿，討論我們社團該側重在哪個面向。有人側重反黑箱，側重如何推進更廣泛的「對大型公共事務的正當、民主審議程序」；有人側重服務業、自由貿易協定的衝擊，服貿究竟是不是「利大於弊」；有人關注中國因素，側重中國「以經促統」的策略及意圖，以及我們在進步性社會議題當中，要把臺灣主體性、「反中」放在什麼位置。

在馬英九執政的第二任，太多離譜的社會事件與政府作為，讓許多剛從中學體制解放、來到大學這個自由環境，進而認為自己對公共議題有一份責任，有人從自身的校園學生權益、學費議題、校內威權課題、各縣市地方性議題等著手。同時，我們也對青年世代的未來感到憂慮。服務貿易協定，作為一個牽涉「未來的產業型態、勞動機會」的未來可預見的課題，其實與「總有一天要畢業」的大學青年也息息相關；那時候我們猶記「崩世代」的22k悲劇。

2012年到2013年在小型記者會、中型抗爭、大型集會遊行等等「練兵」的條件下，我們幾個北中南的社團幹部，還在2014年寒假舉辦了「庶人之亂：青年行動者培力交流營」，有兩百位來自全台灣對公共事務有意識、有行動能量的青年到場交流。

積蓄的能量終於在318爆發

這些都不是特定為了反服貿、為了太陽花（當時沒有人知道會有這朵花）而做的努力。但我們是不是嘗試在那幾年，學習所謂的組織方法，學習社會運動與各個議題的知識（即使讀書會常沒讀完、而是跑去哲五聽人講解），學習在不同的價值排序之中，找到自己跟自己身邊的人願意投身的向度，進而回到個人條件，去決定參與行動的程度？我想是的。那時候的「我們」沒有人對服貿議題是一百分，但反服貿的基本理由，也並非不假思索。

機運給了跑進去立法院裡面的人。2014年3月18日那個晚上，我們沒被清場。

路線固然也曾經爭執，我們也曾迷失在過多的語言及符號之中，但那恐怕就是當台灣社會給予這一天、這個事件以巨大的支持能量所帶來的作用。我們之中的許多人得到教訓，不去輕言那些我們知道曾經有人在意過的議題。在我的認知與經驗裡，我知道反服貿是什麼，從2013年我初次接觸的時候，是哪一些人在談，是如何去談，而絕對，不只是「反黑箱」。

談起那幾年的社團活動與社會運動，好像在這個大學社團已沒落、街頭抗爭已冷清的時代裡，有一種「話當年勇（實則只是某種意義上的「幸運」）的老人臭。「那時候的社會氛圍，搞運動，是很自然而然的事。」這是一個輕浮的答案，即使行動確實需要結構條件醞釀，包括對於「不滿」所指涉的解釋框架是否贏得足夠的共識與能量，包括來自大學校內的資源、科技工具及其發展時機的資源、包括同為反對勢力的政黨及組織及特定個人的話語權；但這不代表參與其中的行動者已經不重要。相反地，我們的認知與反省，是解讀這個島嶼一而再再而三所面臨的困境時，可供分析與評論的一項公共資源。

選擇忠於自己感受並與他人交流

最後，其實對我來說，尤其因為參與了反服貿這一系列重大的社會運動，而在年輕時能想過一些看似天真的課題如「我們期望的共同體該成為什麼模樣，我（還／只／不）能做什麼」、「我們當下的行動對於自己及自己身處的世界有什麼意義」等等，才是最大的寶藏。

不是從政治人物的發言，而是對你來說，反服貿是什麼？把反服貿代換成任何一個社會議題，或者你關心的價值，或者你在意的事件，那又為是什麼？把這個問題從別人的口中拿回來，從自己的口中說出來，並且聆聽他人口中說出來的內容，而不只是選舉哪一黨哪一個大人說的話來使用。反服貿，對我（們）來說，曾是一個這樣重要的象徵。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自由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