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318十周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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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稿子從318兩周前開始答應，但拖到318之後才寫出來，當時想從十年前十年後做比較，從議場內到議場外甚至國際情勢的比較，但看完這一周的各種紀念活動及報導後，我還是想來談兩個比較少人提及的面向，作為我的十周年回顧。

一、這十年的NGO變化

當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那一代青年這十年走向何方之時，在當時運動中不可或缺的NGO工作者們這十年又有了什麼樣的變化？

2013年成立的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是由台灣教授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勞工陣線、台灣農村陣線、婦女新知基金會、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司改會等37個公民團體所組成。這些NGO大多成立在2010年之前，最早的一批如台權會、勞陣、婦女新知等等成立於解嚴前後或1990年代初期，一直都是台灣社運倡議的中堅角色，也有不少是2000年之後成立的團體如守護民主平台、親子共學團、台灣農村陣線、地球公民基金會等等，成立之後參與了2010年前後的各種議題抗爭，這些社運工作者彼此熟識，在倡議操作上也容易彼此串聯，從不同議題出發研究政策所造成的影響。

在反服貿運動前期，社會大眾對這議題還不熟悉時，這些團體早已在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的架構下共同努力籌畫記者會、座談會及田野調查、街頭宣講，而3月18日學生衝進立法院後，更擔任起各種後勤與支持的角色，但在社會大眾的印象中，看到的大多是在街頭、議場的學生們，少有人注意到NGO工作者們辛勤的身影。

議場佔領運動結束後，學生回到學校，NGO工作者們也陸續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繼續從事著日常被忽視但卻重要的守望角色，但這十年公民團體面對的世界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

我觀察到的幾個現象包括：

1. 新一代的公民團體興起，從組成世代、關注議題都與過去NGO有所不同。例如2013年成立的共生音樂節，一開始是為紀念228的活動，但逐漸形成一個青年組織，關注轉型正義議題。例如2015年成立的oneforty，關注移工教育議題，又例如2021年才登記立案的小紅帽，關心的是月經貧窮議題。這些議題過去在公民團體的倡議領域中會被劃歸在更大的範疇之下，例如移工、性別平權、轉型正義等等，但新一代的社運工作者在議題設定、操作方法上都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同時更積極透過與公部門、企業合作，取得營運資源，也透過各種靈活的社群媒體操作，取得在青年世代之間的影響力。

2. 中堅世代的公民團體，主要運作的工作者年紀多集中在40-60歲。曾經歷過9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也歷經兩次政黨輪替，2016年蔡英文選上總統後，更吸納了一波社運人士進入體制，讓過去倡議的內容有機會在體制內實現，但也削弱了不少公民團體的運作能量。這個世代的NGO現下操作議題的策略、宣傳方式多仍與十年前無太大差異，但這十年的網路社群發展已遠遠不同於十年前，政治情勢雖仍在兩大黨的架構下，但民眾黨的興起卻也證實了想要增厚理性討論議題的公民社會嘗試目前是失敗了，選民仍偏好直觀、快速、容易受輿論影響的決策模式。若中堅世代的NGO工作者們不積極改變目前的操作方式，將比過去更難發揮影響力也更難取得資源。非營利組織的轉型不只數位，更需思維的轉型，現在其實正是機會。

3. 時代浪潮下的NGO轉型（代小結）

公民團體的發展與政治、社會環境彼此影響，樣態也漸漸跳脫過去與政府抗爭、對立的二元想像。近年聯合國高舉SDGs（永續發展目標），讓公民團體找到與過去不同的施力點，包括氣候變遷、城鄉發展不均、機會不平等等過去被認為是左派、甚至是左膠才會關注，但在企業被迫公布永續報告（ESG）的趨勢下，以資本的力量推動社會改革在各方面有了可能，公民團體若能善用此一趨勢，例如2020年行政院公布的「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就有機會達到與不同部門協作、事半功倍的推動成果。

而AI時代對於公民團體造成的影響亦必然是質變等級，若能善用也是2014年前後興起的公民科技社群網絡及資源，目前公民團體苦惱的人力資源短缺、議題資料蒐集及研究深化、國際經驗交流與應用的可能性，都將有可能大幅改善。三一八運動期間任勞任怨的公民團體，能不能與時俱進，中堅世代是否能攜手、吸取青年世代的NGO運作經驗，將關係到下一輪的公民社會能量與樣貌，筆者深切期待公民團體的轉骨必要性能在十周年的此刻更被意識也更被重視。

二、這十年的地方政治變化

2014的波瀾確實讓之後幾次地方選舉都有不少年輕人當選議員，但經過十年，許多人挑戰第二屆連任時失敗了，如果從青年世代的脈絡來看，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青年世代的從政嘗試，在新政黨的部分是失敗了，許多人也認為地方政治擺盪回舊政治的思維，但到底舊政治的思維是什麼，真的都沒有改變嗎？

筆者去年主編出版的《台灣地方政治讀本》邀請318世代的地方政治工作者、國會幕僚、記者、社運工作者從各種角度出發探討地方政治的不同切面，比起十年前，這些青年更有所謂地方經驗了，於是開始提出對人情政治的觀察、對地方派系的描繪，甚至對主流解釋台灣地方派系運作的恩庇侍從主義提出質疑。在30年前，這樣的理論可以用來解釋黨國威權控制下的地方派系運作，但時至今日，是否還適用？會不會我們對舊政治的想像也還停留在那個年代呢？

30年前的中國介選是以飛彈恐嚇，30年前也沒有社群媒體，資訊操弄更是集中於黨國之手，當時的台灣直轄市也只有北高。現在的中國因素卻是層疊著各種體系滲透進入地方，包括宮廟系統、農產運銷系統、村里長系統，甚至中小企業系統，而資訊戰更是這十年才出現的新名詞，卻深刻影響政局發展。

而2010年後升格的六都，人口總數佔全國七成之多，升格成為六都的台南、高雄、台中、桃園取消了鄉鎮縣市層級的選舉，除了沒有鄉鎮市長的位置，更重要的是鄉鎮市民代表會的席次也不復存在，過去供給恩庇侍從體系的重要資源網絡頓時斷絕，對傳統地方派系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但雲林張家、台中顏家、基隆謝家、彰化謝家、花蓮傅家等地方政治家族卻仍興旺地發展，現在的資源網絡如何建構、利益如何輸送，與中國的關係如何，仍待有識之士仔細爬梳描繪。

而地方政治的發展真的擺盪回舊政治的思維，沒有受到三一八運動後的政局影響嗎？除了暴起暴落的時代力量，民眾黨的興起，甚至得以選上一席縣市長，證明了地方政治的選民結構其實也正在改變中，青年世代的政治選擇漸漸有機會左右縣市長選舉結果，而竹科並非孤例，以台南為例，南科附近的民眾黨選票正快速成長中，而過去台南縣市長期由民進黨執政，民間對執政者累積的不滿若無法得到有效處理，將成為滋養民眾黨成長的養分。但足堪告慰的是，仍有如苗栗苑裡選出社運出身的鎮長劉育育這樣的例子，至於能否連任、經驗能否複製則有待觀察。

十周年晚會的結束

2024年3月18日晚上，我與友人重返濟南路街頭，參加318十周年晚會，現場人最多時確實超過五百人。根據我的觀察及推測，當年曾出現在運動現場者約莫佔了6-7成左右，其中NGO工作者約只佔1-2成，其他則是當時曾到場聲援的學生與民眾。而剩下的三成，則是當時年紀還小，但現在就讀大學、研究所或剛出社會的年輕人，由於當天晚會沒有直播也沒有什麼網紅、政治明星到場，願意到現場的，我們大概都可以推定是對運動訴求仍持肯定態度的積極公民或者想來看看有那些熟面孔會出現的運動參與者，而非追星族。

晚會中，賴中強律師仍聲嘶力竭地力推當年沒有實現的公民憲政會議訴求，而吳叡人教授也仍賣力地煽惑著在場年輕人的熱情，環伺在側的警備車、拒馬與員警則讓現場真的有點當年的氣氛，但我相信所有在場的人都清楚，這十年台灣社會已經變得不一樣了，有大環境的改變，也有當年因著政治機遇而創造的運動成果的遺緒。爾後，大概不可能再有人靠著三一八運動中的資歷兌現政治紅利了，這樣很好，除了324的國家暴力咎責不該或忘，就讓運動留在記憶與歷史裡吧。

作者為歷史學學徒，社運工作者，三一八運動後回到家鄉台南深耕地方，2016年與一群年輕人成立台南新芽協會，從事地方議題討論與議會監督，並於2023年主編《台灣地方政治讀本》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