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已經發⽣，記憶豈容遺忘！──519白恐記憶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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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必然承載著記憶，尤其在台灣命運多舛的這塊土地，不得不仰賴文學書寫縷刻無限記憶而衍生出一種內化的抗爭性格。

閱讀《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的套書裡，兩位編者童偉格、胡淑雯在序言裡，一開頭即詮釋著：

受難者的時間是無限綿長的。在血肉與言說的無盡中，流淌著一種再怎麼失敗也不會輸掉的、近乎永恆的東西。於是我們面向過去，倒退著走入未來，或者，逕向往昔出發，直取歷史景深中、層次豐饒的空白。

循此脈絡，放眼到國際，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德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於2006年出版自傳體回憶錄《剝洋蔥》，自揭其隱瞞了六十年的秘密「格拉斯黨衛軍事件」而震撼全球文壇。之後他在另一篇文章〈格拉斯八十自白〉自承：

我所寫的關乎「恥」與隨之而來的「愧」。因為這個一直壓抑著我，而我沉默這麼多年是我為什麼寫這本書的理由。這個必須說出來，終於說出來了。

我累了，只有回憶能讓我保持清醒。回憶就像洋蔥，每剝掉一層都會露出一些早已忘卻的事情層層剝落間，淚濕衣襟！

《剝洋蔥》一書可謂是曾經的加害者懷持著「恥」與「愧」的雙重罪惡感而勇敢自我告白之典範。

小說的人名是假的，故事卻是真的

無論是受害者或是加害者，他們書寫或述說記憶的過程中，能夠找到多少精神療癒效果？抑是，因為揹負的傷痛記憶在文學作品中一再被提起，以致延伸或撩撥了個人的再次傷害深度？

每回重讀喬治‧歐威爾的《1984》都會激發出更新的感觸，這次我又再擷取到他的一段金句：

他們說時間能治癒一切創傷，他們說你總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這些年來的笑容和淚痕，卻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樣！

2018年，我重拾創作之筆寫成短篇小說〈45號房那一夜〉交給老友張恆豪發表在《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那是敘說國家政治暴力下的一位受害者無端被槍決而冤死的記憶。

意外的，該篇小說發表的第6年後，突然出現另一段後續的延伸情事。

2023年12月9日，國家人權博物館援例舉行紀念儀式，我因為政治受難者身分也援例獲邀出席觀禮。

紀念儀式一如既往簡單隆重（或稱之為了無新意），等到蔡英文總統登台致詞結束，典禮即進入尾聲，然後擺開宴席，供參與者們大快朵頤。

這種儀式性的無聊場合之所以年年參加，我的唯一理由是：可以藉此跟昔日難友們相聚問候取暖，也同時知道今年又有哪些位臨界高齡的難友天命已盡，而彼此哀嘆自憐相濡以沫！

午宴後通常各自賦歸，那天因天氣晴朗，我乘興轉到人權館園區內的市集內跟幾個熱情淑世的攤位志工們打氣加油。

這一年，意外地看到行政院新設的人權處也來參一角，還很正式的擺了個攤位。下午負責顧攤的幾位年輕人都是（廣義的）公務員，願意犧牲假期來到園區宣導政府人權理念，作為曾經的人權受害者自應給予按讚激勵。彼此說笑間突然福至心靈，主動提議帶這幾位熱情洋溢的年輕朋友到「仁愛樓」去導覽一番。

當年因涉叛亂，罪惡重大，我原判無期徒刑，因蔣介石駕崩而「蒙恩」減刑為15年。前13年一直都囚羈在警總軍法處看守所（即現在的景美人權博物館）的「仁愛樓」內，直到最後兩年才送到土城「仁愛莊」接受刑末的兩年思想改造。改造成功者發給出獄證明書，在「出獄理由」欄目上填入：「思想已改正」。出獄者憑此證書到居住地的管區警局報到才能辦理新戶口並領發身分證件，否則可能要再延長關押2到5年不等的管訓罰刑。

關押在仁愛樓這13年的青春生命，當然有訴說不盡的生命故事與持續向上更新的思想領悟，趁此機會跟政院人權處年輕朋友們分享自是好事一樁。

人權處處長立刻爽快同意並大聲向同仁們宣告：「你們都去，我一人來顧攤！」

每回導覽，都感覺是在為生命配掛勳章！

於是一行十幾人就朝向正前方「仁愛樓」充滿好奇地進發。有位女同仁細聲問我：「這樣的巨大創傷，你是怎麼樣克服而產生這麼的勇氣來跟我們一起分享呢？」

「這是態度的問題。我連長篇小說都寫出來了，還有甚麼不能說的？」我輕鬆地回她：「其實，我回到這裡的每一次導覽過程，都感覺是在為自己的生命歷程配掛一枚勳章！」

她先是一愣，即刻若有所感地笑開來頻頻點頭。

進到「仁愛樓」入口左轉直行就是陰森森的押區。我從1969年經過酷刑而結案移送軍法處，就是循此路線直入押區二樓45號房，然後一待3年有餘。直到判決前幾天，突然將仁愛樓內已定案囚徒們全部移送綠島，我也才被移轉樓下22號小房間，跟馬正海先生同房。

馬先生是建國中學主任教官，因為不服留蘇且加入共產黨的蔣經國，大膽控訴小蔣在國民黨內肆意奪權謀圖繼位中華民國總統，屢次上書表達抗議，遂遭到栽贓誣指為「潛台匪諜」判處兩次死刑。

馬正海於1967年被逮捕時曾率子女強烈拒捕，甚至還動用瓦斯當作抗拒武器，其案情及長達7年的審判過程，可謂是高潮迭起特別精彩，從初審判10年，再轉為無期，又經蔣介石親自裁示死刑，最終於1974年一月終審判決，以無期徒刑定讞。可惜，這段荒謬過程被眾多白恐史家們忽視而極少被提及，屬於漸漸被遺忘或正在被抹除的抗爭記憶。

話說，帶著人權處同仁們正興致勃勃朝向押區45號房的路上，我手機響了，這很奇怪。

「呂前輩，這裡有位小姐說要找你？」是人權館詹主任的聲音。

我略為狐疑，這種時候誰會找我？「請問知道是哪位小姐嗎？」我問。

「她說是徐紫亭的女兒，特地來園區找你的。」

我一聽徐紫亭這名字，心頭猛然一震，有這麼巧嗎？正好選中要走到45號房的這時刻！

「我在押區導覽中，能請徐小姐移步過來嗎？我們正好要到45號房。」

「方便的話，我就帶她過去，可以嗎？」詹主任客氣地回答。

「當然方便，就勞煩詹主任囉！」

這一篇小說寫的應該就是我阿公的故事

片刻後，我們才剛踏進45號房而擺開架式，正要對年輕朋友們展示我在這極窄陰暗房間如何熬過那三年的囚居日子時，詹主任帶著徐小姐伉儷到了。

那瞬間，我腦海裡油然浮現幾幅徐紫亭當年在這45號房內生活的清晰影像。

徐小姐一個跨步迎向我就是一個擁抱，同時間，我能感覺到她靠在我肩頭的臉部不斷抽泣著，我忍不住也跟著默默掉淚，頃刻，站立在房內的十幾位年輕同仁們也禁不住一起陪著哭泣起來。

這不是不期而遇，據事後詹主任告訴我，徐小姐已經到園區找過我幾回了，想說今天是人權日，我應該會在場，所以才由夫婿陪同從苗栗專程再來試試運氣。

徐小姐是有心的，她說，無論如何都必須當面對我表示誠摯謝意，我為了將父親交託的遺書，費了那麼多心力，讓她非常感動。

一時間我有點矇了， 突然好奇地脫口問她：「妳怎麼知道有遺書這件事？」

「我兒子看過叔叔發表過的那篇小說〈45號房的那一夜〉，特地跟我說，這一篇小說寫的應該就是我阿公徐紫亭的故事。」

喔，我恍然了，小說創作的回響在這件事上做了最直接最具體的印證：歷史不斷翻頁過去，小說則一直屹立在原地不動。

能喚回完全缺席的父親之空白記憶嗎？

「恰好今天一起在這間我跟徐老共處三年的囚房，你跟著大家一起聽聽我們當年究竟是怎麼生活的，看看能否補足你對父親微弱的印象。」我說。

其實，我在那篇小說中對徐紫亭（蓋仙）已經有很多具象描寫，只是現在親臨現場，經由我較細緻的口頭說明，能幫助徐小姐捕捉到更多臨場感的回述記憶，進而構築出一幅父親生動的生命圖案。

徐紫亭被捕入獄時，徐小姐才三歲，對父親留存的印象根本是模糊渙散碎化的。而在她的整個成長過程中，完全缺席的父親也隨著時間漸隱漸遠終致於不再絲毫存留。正確說，就是記憶空白。

類似白恐的故事，要認真追究，至少摧毀過幾十萬個破碎家庭的悲劇。不只是當事人，還涉及到第二代、第三代人，都有意無意地造成創傷並因而形成難以揮去的巨大陰影。這即是我40年前甫出獄時，即反覆高呼台灣社會必須格外重視「獄外之囚」的受害經驗之基本道理。

喬治‧歐威爾在《1984》曾創造一句永世不朽的名言：「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

常云：欲亡其國，先滅其史。

台灣上萬年的真實歷史曾經被黨國完全抹除或掩蓋，換之以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適足以對應了奧威爾的另一句警語：

「歷史不是一面鏡子，而是黑板上的記號，可以隨時擦去，隨時填補。更為可怕的是，一旦塗改了，你找不到證據去證明這是篡改歷史的行為。」

白色恐怖四十餘年的歷史，活生生地例子，就是曾經被黨國藉由恐怖手段蓄意壓制、掩蓋與變造，乃至解嚴迄今的四十餘年後的真相，依然漂浮難解！準此，吾民再怎麼聲嘶力竭振臂疾呼「國家正常化」到頭來也全屬枉然。

請容我再次引用歐威爾的警句：「一切都消失在迷霧之中了。過去給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遺忘了，謊言便變成了真話。」

那麼，台灣人自己的記憶，即使連白恐四十餘年的恐怖記憶，能夠容忍再這麼輕易被抹除或閹割嗎？

歷史真相像洋蔥一樣，一層層被剝出來的；小說創作者的任務，則是編織一個虛構故事將爬梳的真相一層層補回去。

用小說書寫拒絕遺忘，此即我費盡力氣完成「台灣國三部曲」長篇小說首部曲《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的最原始初衷：用文學形式留存記憶。

作者本名呂建興，1969年因參予學生民主運動入獄，被判處無期徒刑。1975年因蔣介石過世得以減刑，改為15年刑期，於1984年2月刑滿出獄後，仍持續投入面對黨國威權的抗爭之路，1986年創辦《南方》雜誌，致力投入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同時間也創立《南方出版社》，大力引進法蘭克福學派的西方批判經典理論之譯叢。1988年4月接受委託籌組「台灣政治經濟研究室」，是為民進黨第一個智庫；1988年專責主持《到執政之路》一書之策畫、撰寫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