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悲歌何時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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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失衡的學術勞動市場

新科博士在完成學位之後、取得正式教職之前，許多人不得不先做博士後研究和教學負擔較正職教師重的「約聘教師」。這樣的職位大部分都有期限，而且欠缺完整的權益保障，但是都已是可遇不可求，有更多人為了基本的生活開銷疲於奔命四處兼課，甚至連兼課的機會都欠缺穩固的保障，成了所謂的「流浪博士」。

新科博士求職路之艱難外人難以想像，但是不難從一些統計數字略有體會。目前國內大學博士班就讀人數約2.5萬，每年國內外畢業之博士約3~4千人。雖然國內就讀研究所人數近年略有下降，但整體而言仍相當高，碩博士人數佔總人口比例高居全球第四（僅次於加拿大、日本和以色列）。

這每年新增的3~4千新科博士有許多都沒辦法如願找到正式教職，人數逐年累積之後，「流浪博士」問題的嚴重性可想而知。問題的主因當然是學術勞動市場的供需極度失衡，約聘教師佔全體專任教師總數的比例逐年上升，已來到將近百分之十（約四千人）。教育部曾誓言要將比例控制在6%，但目前尚未看到具體做法和成效。

「流浪博士」的問題凸顯從畢業到找到正職的時間延後延長，到四十歲才取得正式教職的大有人在，他們在這段期間成了史坦丁（Guy Standing）所說的「不穩定的無產階級」（the precariat）。

這不僅是整個學術養成體制和教育主管機關的缺失，自己成了勞力剝削和壓榨的根源之一，也嚴重損耗年輕博士的教學和學術研究熱忱，傷害他們的基本人權和存在感。

卡夫卡迷宮般的學院潛規則

「市場供需失衡」不是自然發生的現象，甚至所謂的「市場」也從來不是一個自由、自然、不證自明的機制，「回歸市場機制」經常被當作人為計算和操控的不在場證明，或是冷酷無情的漂白劑。

從約聘、專案和兼任教師的比例就可以看出，各大學對於勞動力的高度需求，簡單來說就是有許多職缺，但是以「非典型雇用」填補。這麼做的原因再清楚不過，就是為了解省人事費用開銷。

即便是要開出正式職缺聘人，學校高層也經常以「總量管制」為由，嚴格控制各系所的聘任作業，而不是由下而上的三級三審程序。校方為美化數據，可能會要求系所先鎖定已累積相當學術表現和聲望的特定人選，經高層同意後，再進行職缺公告、資格審核和面試的程序，非鎖定的人選自然就只有陪榜的份。

卡夫卡小說《審判》的主角K終其一生都無法理解法律或官僚體制運作的法則，最後抱著未洗清的罪名被私刑處決，像隻狗一樣。大學作為一個教育和學術機構同時也是一個權力、話語規則、行為規範、慾望、利益、當然也不乏偏見運作的場域，筆者即便身在其中多年，也無法看清這座卡夫卡迷宮的全貌，包括什麼人在什麼檯面上或檯面下的場合說了什麼和做了什麼。

外人難以體會的學術工作甘苦

筆者並不真的確定大學可以比喻成什麼，也許是「卡夫卡迷宮」，也許是「圍城」（裡面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想進去），也許是「叢林沼澤」。但我確知的是，一直以來都在體制的縫隙之中，經營自己的學術勞動，追求那麼一點點成就感和存在的意義。

如果要認真看待大學教職，包含教學、研究和服務，它從來不是一份輕鬆的工作。教學和服務的負擔就不用多說，新聘教師在一番激烈競爭取得教職之後，馬上要面對的是嚴苛的評鑑，通過之後才算結束「試用期」正式成為助理教授。

接下來則是「限期升等條款」（各校五到八年不等）的嚴刑伺候，升等要有足夠的學術成果（像是發表在頂尖期刊的論文），各校規定不一，筆者服務的台師大規定是升副教授五篇，升教授六篇。新聘教師在規定期限內若未完成升等，將難逃被提報到教評會，常見的結果就是解聘。

「限期升等條款」其實是有合法性爭議，牴觸《大學法》有關教師任用的規章，已有一些行政訴訟判決校方敗訴，而且也已經有包括東吳、政治、彰師大、成功等大學廢除，研擬其他配套措施。一個理應追求知識和思想自由的學術機構，竟要把所有老師的生涯規劃都套入到相同的速度、且具有嚴苛懲罰設計的制度，是再反諷不過的事！

大學裡的升等都需要經過匿名審查，除了學術研究水準之外，恐怕還有許許多人為的因素會影響過與不過，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客觀的學術標準，當中不乏權力操作、個人情緒恩怨，甚至無緣由的惡意。升等審查會有的問題，也會出現在學術體制內各種類型的審查。

除了升等和各種學術審查之外，大學教職的方方面面都是艱辛的勞動、挑戰甚至競爭。各種計畫補助和獎勵方案都造就了體制內的階級分化或「貧富差距」，在此就不多談台灣大學教師薪資和歐美日韓等國的差距。即使是同樣一門兼任課程的待遇，在美國時薪水準約在70~120美金，約為國內的三到四倍。

要大學教師（特別是正職教師）「安貧樂道」、「為理想而教」也不是不行，教職也的確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問題是這份工作給了年輕博士什麼樣的前景和希望，不管正職或兼職教師的生活品質又如何？工作和生活使得身心狀態都高度緊繃或倦怠的老師，又要怎麼給予學生知識和心靈的照料呢？

制度改革不能等

大學勞動情境千瘡百孔，制度改革不容迴避與拖延。根據國發會統計資料，2018高等教育預算佔國內生產毛額比例美國為2.5%最高，加拿大2.3%居次，我國為1.4%，同OCE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國家平均值。值得注意的是，這已將算低的比例在2019、2020年不僅未提高，反而下降到1.3％。

即便教育預算比例提高，如何做有效用在改善大學勞動情境，乃至於解決流浪博士的問題，都還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最重要的是，教研預算的分配與應用不能「看高不看低」。留住頂尖學者和專業人士固然重要，更多基礎建設，包括教學品質改善、課程多元化、降低生師比等等，都是刻不容緩。

教育部不能再坐視不管各大學濫用專案和約聘教師，必須嚴格把關這類非典型雇用的比例，要求各校確實補足正職教師缺口。各大學、教育部、國科會、各研究機構乃至民間企業，更應善盡社會職責，提供年輕博士更多的經費補助，幫助他們累積研究成果，甚至聘為儲備人才，日後通過考核之後轉任正職。

個人的應對與抉擇

本文目的並不是要告訴大家學院有多暗黑，而是有感於身邊許多學生和朋友面臨類似的求職困境和生涯挑戰，希望能喚起更多人的關心。每一位年輕博士整個求學歷程都至少有二十年，給予他們機會發揮所長，將會是社會和國家進步的寶貴資產，整個社會都應該給予更多支持，而不是持續散佈學歷或努力無用論。

如果制度改革的速度無法滿足個人的需求，年輕博士也許可以試著先不要責怪自己，不要懷疑自己投入學術研究的初衷，甚至懷疑自己存在的價值。學術勞動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每一個環節都是挑戰和考驗，都需要高度彈性或柔軟的自我照料技術才能應對。

大學職缺即使再怎麼開放都還是競爭激烈，還未能順利取得正職不需要過於悲觀，不需要放棄學術研究和知識追求的熱忱。除了讓自己的研究多點扎實的基本功和想像之外，但是也別忘記看看大學之外的天空，自己來定義自己的存在意義和價值。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