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悲歌何時休?

黃涵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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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失衡的學術勞動市場

新科博士在完成學位之後、取得正式教職之前,許多人不得不先做博士後研究和教學負擔較正職教師重的「約聘教師」。這樣的職位大部分都有期限,而且欠缺完整的權益保障,但是都已是可遇不可求,有更多人為了基本的生活開銷疲於奔命四處兼課,甚至連兼課的機會都欠缺穩固的保障,成了所謂的「流浪博士」。

新科博士求職路之艱難外人難以想像,但是不難從一些統計數字略有體會。目前國內大學博士班就讀人數約2.5萬,每年國內外畢業之博士約3~4千人。雖然國內就讀研究所人數近年略有下降,但整體而言仍相當高,碩博士人數佔總人口比例高居全球第四(僅次於加拿大、日本和以色列)。

這每年新增的3~4千新科博士有許多都沒辦法如願找到正式教職,人數逐年累積之後,「流浪博士」問題的嚴重性可想而知。問題的主因當然是學術勞動市場的供需極度失衡,約聘教師佔全體專任教師總數的比例逐年上升,已來到將近百分之十(約四千人)。教育部曾誓言要將比例控制在6%,但目前尚未看到具體做法和成效。

「流浪博士」的問題凸顯從畢業到找到正職的時間延後延長,到四十歲才取得正式教職的大有人在,他們在這段期間成了史坦丁(Guy Standing)所說的「不穩定的無產階級」(the precariat)。

這不僅是整個學術養成體制和教育主管機關的缺失,自己成了勞力剝削和壓榨的根源之一,也嚴重損耗年輕博士的教學和學術研究熱忱,傷害他們的基本人權和存在感。

卡夫卡迷宮般的學院潛規則

「市場供需失衡」不是自然發生的現象,甚至所謂的「市場」也從來不是一個自由、自然、不證自明的機制,「回歸市場機制」經常被當作人為計算和操控的不在場證明,或是冷酷無情的漂白劑。

從約聘、專案和兼任教師的比例就可以看出,各大學對於勞動力的高度需求,簡單來說就是有許多職缺,但是以「非典型雇用」填補。這麼做的原因再清楚不過,就是為了解省人事費用開銷。

即便是要開出正式職缺聘人,學校高層也經常以「總量管制」為由,嚴格控制各系所的聘任作業,而不是由下而上的三級三審程序。校方為美化數據,可能會要求系所先鎖定已累積相當學術表現和聲望的特定人選,經高層同意後,再進行職缺公告、資格審核和面試的程序,非鎖定的人選自然就只有陪榜的份。

卡夫卡小說《審判》的主角K終其一生都無法理解法律或官僚體制運作的法則,最後抱著未洗清的罪名被私刑處決,像隻狗一樣。大學作為一個教育和學術機構同時也是一個權力、話語規則、行為規範、慾望、利益、當然也不乏偏見運作的場域,筆者即便身在其中多年,也無法看清這座卡夫卡迷宮的全貌,包括什麼人在什麼檯面上或檯面下的場合說了什麼和做了什麼。

外人難以體會的學術工作甘苦

筆者並不真的確定大學可以比喻成什麼,也許是「卡夫卡迷宮」,也許是「圍城」(裡面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想進去),也許是「叢林沼澤」。但我確知的是,一直以來都在體制的縫隙之中,經營自己的學術勞動,追求那麼一點點成就感和存在的意義。

大學之門。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如果要認真看待大學教職,包含教學、研究和服務,它從來不是一份輕鬆的工作。教學和服務的負擔就不用多說,新聘教師在一番激烈競爭取得教職之後,馬上要面對的是嚴苛的評鑑,通過之後才算結束「試用期」正式成為助理教授。

接下來則是「限期升等條款」(各校五到八年不等)的嚴刑伺候,升等要有足夠的學術成果(像是發表在頂尖期刊的論文),各校規定不一,筆者服務的台師大規定是升副教授五篇,升教授六篇。新聘教師在規定期限內若未完成升等,將難逃被提報到教評會,常見的結果就是解聘。

「限期升等條款」其實是有合法性爭議,牴觸《大學法》有關教師任用的規章,已有一些行政訴訟判決校方敗訴,而且也已經有包括東吳、政治、彰師大、成功等大學廢除,研擬其他配套措施。一個理應追求知識和思想自由的學術機構,竟要把所有老師的生涯規劃都套入到相同的速度、且具有嚴苛懲罰設計的制度,是再反諷不過的事!

大學裡的升等都需要經過匿名審查,除了學術研究水準之外,恐怕還有許許多人為的因素會影響過與不過,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客觀的學術標準,當中不乏權力操作、個人情緒恩怨,甚至無緣由的惡意。升等審查會有的問題,也會出現在學術體制內各種類型的審查。

除了升等和各種學術審查之外,大學教職的方方面面都是艱辛的勞動、挑戰甚至競爭。各種計畫補助和獎勵方案都造就了體制內的階級分化或「貧富差距」,在此就不多談台灣大學教師薪資和歐美日韓等國的差距。即使是同樣一門兼任課程的待遇,在美國時薪水準約在70~120美金,約為國內的三到四倍。

要大學教師(特別是正職教師)「安貧樂道」、「為理想而教」也不是不行,教職也的確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問題是這份工作給了年輕博士什麼樣的前景和希望,不管正職或兼職教師的生活品質又如何?工作和生活使得身心狀態都高度緊繃或倦怠的老師,又要怎麼給予學生知識和心靈的照料呢?

制度改革不能等

大學勞動情境千瘡百孔,制度改革不容迴避與拖延。根據國發會統計資料,2018高等教育預算佔國內生產毛額比例美國為2.5%最高,加拿大2.3%居次,我國為1.4%,同OCE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國家平均值。值得注意的是,這已將算低的比例在2019、2020年不僅未提高,反而下降到1.3%。

即便教育預算比例提高,如何做有效用在改善大學勞動情境,乃至於解決流浪博士的問題,都還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最重要的是,教研預算的分配與應用不能「看高不看低」。留住頂尖學者和專業人士固然重要,更多基礎建設,包括教學品質改善、課程多元化、降低生師比等等,都是刻不容緩。

教育部不能再坐視不管各大學濫用專案和約聘教師,必須嚴格把關這類非典型雇用的比例,要求各校確實補足正職教師缺口。各大學、教育部、國科會、各研究機構乃至民間企業,更應善盡社會職責,提供年輕博士更多的經費補助,幫助他們累積研究成果,甚至聘為儲備人才,日後通過考核之後轉任正職。

個人的應對與抉擇

本文目的並不是要告訴大家學院有多暗黑,而是有感於身邊許多學生和朋友面臨類似的求職困境和生涯挑戰,希望能喚起更多人的關心。每一位年輕博士整個求學歷程都至少有二十年,給予他們機會發揮所長,將會是社會和國家進步的寶貴資產,整個社會都應該給予更多支持,而不是持續散佈學歷或努力無用論。

如果制度改革的速度無法滿足個人的需求,年輕博士也許可以試著先不要責怪自己,不要懷疑自己投入學術研究的初衷,甚至懷疑自己存在的價值。學術勞動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每一個環節都是挑戰和考驗,都需要高度彈性或柔軟的自我照料技術才能應對。

大學職缺即使再怎麼開放都還是競爭激烈,還未能順利取得正職不需要過於悲觀,不需要放棄學術研究和知識追求的熱忱。除了讓自己的研究多點扎實的基本功和想像之外,但是也別忘記看看大學之外的天空,自己來定義自己的存在意義和價值。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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