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略論選後的民主防衛

劉又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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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一個受苦的人,如果悲觀了,就沒有了面對現實的勇氣,沒有了與苦難抗爭的力量,結果是他將受到更大的苦。」──尼采 (Nietzsche)

48小時後,選舉結果即將揭曉。曾經絢爛過的,終將回到平淡。民主政治本就不會在一次大決戰後,解決所有問題。因為「最終解決方案」,大多只存在於反民主的烏托邦中。真實世界的民主政治,其實是日常生活中,一次又一次不間斷在不同議題與議題間戰役的持續。

對比封關前最後的民調我們可以了解,只要美德不出大錯,總統大選基本上已進入垃圾時間;但同時,立委選舉因為大環境缺乏素材,各選區又充斥「新人出頭」、「老將苦戰」或「網內互打」的狀況。綠營許多選區告急的立委選情,也讓許多支持者,因此陷入某種「藍白會成為立院多數,韓國瑜會成為立法院院長,他會在議場主席台旁用膝蓋走路」的滑稽焦慮中。

《經濟學人》知名中國觀察專欄「茶館」(Chaguan)卻安慰台灣人(也安慰全世界),以《經濟學人》自己蒐集的民調資料來看,行政權幾乎篤定由綠拿下,立法權則很有可能掌握在藍白手上。這種「分立政府」的情況,對台海形勢的穩定,其實有正面效果。

網路圖文作家蕭瑩燈製作之梗圖。圖片來源:翻攝自蕭瑩燈臉書

「防衛性民主」不等於「民主防衛」

因為茶館認為,分立政府之下,台灣「躁動的民主」,將使共產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希望得以延續(In that case, Taiwan’s rambunctious democracy would be keeping alive Communist Party hopes of imposing its rule without a war, for now at least.)。這個聽起來簡單的推論,其實暗含一個重要的觀念意義在於「『防衛性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並不完全等於『民主防衛』(democracy defense)」。

「防衛性民主」的觀念來自德國,目的是在民主體制下,防堵來自「國家內部」,敵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極端政黨、團體或個人。在當代德國《基本法》中,是以「違憲審查制度」來延續這種德式防衛性民主的精神。期望藉此遏止多數暴力下,民主制度可能存在「自我取消」的風險。是一種國民主權概念的具體實踐,更是對「希特勒透過民主選舉奪權並取消民主」的反省。

而過去我們在談《反滲透法》時,無論是法案成形期間提到的「中共代理人法案」或「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案」,上述法律制定的目的,都在提供一種「民主防衛」的機制,防堵來自「國家外部」境外勢力的影響力。避免國民在民主制度下,受到境外勢力的影響,選出了有利於境外勢力的候選人。

所以,相較於「防衛性民主」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記取納粹的教訓,或是借鑒當代德國對付新納粹的經驗,藉此處理「反民主」的內部問題;當代台灣的「民主防衛」機制,則明顯受到美國在兩次大戰間所制定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影響。強調針對顛覆性言論,須以「明顯而立即原則」作為符合規範對象的審查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防衛性民主」或「民主防衛」機制,其實都無關體制的「真實民主與否」。因為只要號稱民主,防衛性民主可以是威權國家如戒嚴時代中華民國,設立組織審查國內政黨或政治組織「是否反黨叛國」的理論基礎;民主防衛機制,也可以是威權國家如俄羅斯,為了避免「顏色革命」,因此制定《外國代理人法》的理論基礎。

表面的和平也是和平

按《經濟學人》的推論,綠與藍白分掌行政與立法的分立政府,會讓台灣出現「躁動的民主」。但也正因為這種躁動的現狀,將使中共對聯合島內同路人的「統一戰線」,還會持續有所期待;北京進而會考量武力攻台成本過高的風險,繼續「寄期望於島內同胞」,堅持和平統一路線,因此降低台海發生「熱戰」的機率。但這種對「台灣民主可以挺過中共統戰」的樂觀,其實還需要「國內民主防衛機制」與「國際民主同盟情勢」的雙重配合,才有可能取得「台灣民主不被顛覆」與「中共統戰不打熱戰」的平衡。

不過,這也不是說,我們就不需要警惕中共的統戰。因為按照冷戰時代,美國「遏制戰略」總設計師肯楠(George Kennan)的說法,無論中蘇,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包藏在社會主義烏托邦之下,是一種持續的壓力。綿長不斷,直到影響並戰勝對手為止,會無所不用其極直到成功為止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所以我們絕不該大方開門,讓小偷強盜進門揩油。但問題在於,現在無論如何,本島就是會有想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日防夜防家賊難防的情境也必然發生。

當統一戰線的勢力,在民主法治社會對個人權利與言論自由的基本保護下,就是可以輕易接觸到各種形式的「帶路黨」一起狼狽為奸時;民主防衛機制正好提供一個設計好、可供監管的模式(例如《反滲透法》),讓統一戰線的力量進入島內這個「動口不動手」的競爭關係中。這等於是在內外結構性力量的牽引下,迫使統戰力量只能在民主制度的規則下,搞和平統戰的小打小鬧小破壞。

這也會讓統戰勢力沒辦法真正做到顛覆民主,而只能破壞民主;更沒辦法在客觀力量對比的結構弱勢下,對民主台灣侵略。因為,一旦發動武力犯台,就等於是對世界民主同盟宣戰。這種由內部民主防禦與外部民主同盟共築的結構性限制,讓台海更能維持一種「表面的和平」。

這種表面的和平,一方面需要台灣作為一個容易受感染但又有抵抗力的民主防衛體制;另一方面也需要美國國內民間強大的反中情緒,以及兩黨對支持台灣的共識。使台灣相對脆弱卻有韌性的民主防衛體制,從過去的東亞國際局勢的麻煩製造者,變成當代新冷戰自由陣營的民主防坡堤。更何況,這種表面的和平,現階段又因為美國國內政治上「川普的是否再起」尚未明朗,因此讓中共對台更不敢輕舉妄動。

不砸鍋才會持續有飯吃

而且我們也不能忘記,本島在地協力者於過去統戰協力道路上的屢次受挫,等於讓協力者和境外勢力,陷入了無盡指責彼此無能的抱怨中(境外勢力被協力者抱怨輕舉妄動害協力者跑票;協力者則被境外勢力抱怨績效太差永遠選不贏)。這種抱怨凸顯的問題就是,無論境外勢力或協力者,在執行統戰時,都會面對一個「吃飯砸鍋」的困境。也就是,當境外勢力與協力者,都吃「統戰」這行飯時,若有一天很不幸的,統戰真的成功了,那等於這碗飯就沒得吃了。

所以,剖析所謂在地協力者的心態與盤算時,我們可以發現,協力者的確是唯利是圖,但不見得是真的想顛覆現行民主體制。因為他們通常既沒有宏大的意識形態驅使自身行動,大部分時候又只想貪圖小利。更重要的是,這些協力者沒有整體串聯的能力,所以也沒有真正顛覆的能力,只是在為顛覆創造條件。這等於是讓協力者幫助境外勢力成為現行民主體制中的其中一個博弈者。而對協力者而言,他們應該也要明白,維持一個多元競爭的民主體制,協力者才有做為盟友被收買的價值。「吃飯砸鍋」的事情,理論上就不該出現在這些協力者身上。

「民主防衛」是把敵人變成競爭者

最後,再回到「防衛型民主」與「民主防衛」的差異時,我們可以發現,「防衛型民主」通常針對內部意圖顛覆憲政秩序的極端主義勢力。需要避免的是內部政黨或個人號召民粹主義,透過民主制度達成「自我顛覆」或「自我取消」;「民主防衛」則主要針對境外勢力與協力者的反滲透行動。雖然境外勢力進行滲透可能有諸多原因,不一定是要顛覆既有的制度。也有可能是要在現行民主體制下,培養親善勢力或扈從者。但在地協力者基於自身利益的盤算,通常不會有偉大的意識形態以顛覆既有政體為目標,因為如此才能避免「吃飯砸鍋」的困境發生。

認識到「防衛型民主」與「民主防衛」的差異後,需要有所警惕的是,當我們把「境外敵對勢力」跟「內部顛覆勢力」一視同仁時,可能反而會破壞當下這種因為「內部民主防衛」與「外部民主同盟」內外平衡而共構的「表面和平」。在現行民主防衛下,若是滴水不漏的讓境外勢力完全沒有介入的空間,又把本來沒有推翻現行體制意圖的在地協力者,完全視作「內部顛覆勢力」。這等於是一方面,把作為「內部競爭者」的在地協力者,逼成了「內部敵人」;另一方面,把透過協力者對內部產生影響力的境外勢力,從「外部競爭者」,逼成了「外部敵人」。這樣的作法,對當下臺灣的國家安全而言,未必是最佳解。

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只要我們有直面現實的勇氣,能夠積蓄與苦難抗爭的力量。縱使台灣還是一個分立政府之下「躁動的民主」。但只要境外勢力對統戰與協力者仍抱持希望,就不會輕舉妄動;而民主防衛的機制只要還正常運作,我們雖然不會活得太好,但也不會暴死。只要能夠續命,絕望中就會有希望,隧道盡頭也總會有光。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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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又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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