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長的條件:對於政治文化的想像

西區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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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底縣市長選舉的逼近,各種競選花招令人目不暇給,但即使是想要討好選民、支離破碎的紅利政見都鮮少見到討論,更不用說真正攸關住民福祉、具有長遠規畫與發展性的城市治理藍圖,鮮少有候選人提出,遑論進入選戰辯論視野。

以最需要改善交通問題的雙北為例,共14位候選人怎麼就沒有一個至少想到,導入與AI、物聯網連結的智慧紅綠燈號系統,來蒐集分析道路行車資訊,透過多方通聯與協調,由中央系統對各紅綠燈控制器發出指令切換燈號,及時反應突發事故並預測一定時間後的交通狀況,而釋放十字路口的車流承載力。這樣的新型智能紅綠燈,2016年丹麥哥本哈根已經在做了,可將行車速度提高5%至20%;2017年俄羅斯南部多個城市也實施這套系統,結果證實能大幅減少塞車、滯留路面時間以及廢氣排放(還可以順便給它ESG一下)。

政治家角色也像串連「連環小說」

已故法哲學家Ronald Myles Dworkin(我握過他的手,隨即考上法研所)在他的《法律帝國》中說,法官的角色就像是在接力撰寫「連環小說」,每一個判決就像小說中的章節鋪陳,必須先通過過去長期累積的政治決定的檢驗,再依法官自己的政治道德信念,儘可能呈現法律實踐所隸屬的社群制度與結構的最佳詮釋,Dworkin稱之為「政治整全性」,並認為這才是法律實踐的最佳方案。

連環小說的比喻用在政治上也十分貼切,包括候選人人設的一致性、對其過往政績與人格的檢驗,國家建設與城市治理不也應當如此?前後任首長不分黨派,都是一場看不見盡頭的馬拉松接力的其中一棒,必須提出具有「整全性」的政策思考,進行承先啟後的擘畫或改革。特別是尋求連任者,更應清楚交代將如何延續施政措施與改善缺失;挑戰者也該說明要如何接棒,以及要將什麼樣的城市願景交棒給未來的執政者。

要好好接棒與交棒,前提是眼中必須只有這條賽道,並且要有跑完的決心。用Max Weber的話來說,是要能擁有成為政治家所必要的「熱情」特質,Max 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是這麼寫的:「我們可以說,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責任感、判斷力。所謂熱情,我指的是『切事』(Sachlichkeit)的熱情、一種對一件『踏實的理想』的熱情獻身……是要在用熱情來追求某一項『踏實的理想』之同時,引對這個目標的責任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標。」

這種政治家的熱情,之所以和「陶醉於『沒有結果的亢奮』中的政治玩票人物有別」,在於它不是用來滿足無止盡的權力欲,或服務於個人與特定集團的利益,而是將「理想」和「責任」作為這份熱情的核心要素。Max Weber又說:「準此,政治家必須時時刻刻克服自己身上一種全然平常、全然屬於人之常情的敵人:虛榮。……『權力本能』──如人常說的,乃是政治家正常性質的一個部分。不過,一旦政治家對權力的欲求不再『切事』,變成純粹個人自我陶醉的對象,而不再全然為了某項『踏實的理想』服務,他就冒瀆了他的職業的守護神。」

相對於日前拙文〈當新北市正要選出一位優質CEO〉提到過的小羅斯福總統,跑太久不交棒出現身累心更累的撞牆期,導致許多政治爭議與決策錯誤,也有一種情況是把跑道當成跳板,也就是將「權力的欲求」從手段變成目的時,其後果在台灣被殖民史上斑斑可考,而其留下的遺緒,也依然在台灣民主化的社會中,繼續成為深化自由憲政秩序文化的負資產。

從桂太郎到陳儀的治台

從日治時期到國治時期,台灣總督到行政長官這個職位,對那些過水政客來說,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台灣也就淪為他們向天朝進貢、踩著屍體往上爬的犧牲品。如日治初期第二任台灣總督桂太郎,任期僅短短3到4個月,其中他待在台灣的時間不到10天,此外都在東京積極活動。就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台灣發生了「雲林大屠殺」,在此一日軍報復性屠村事件引發國際關注、向日本施壓後,桂太郎也沒有親自到台灣來,僅是用電報指示下屬背鍋、查辦去職,除了少數軍方人員犯案者送軍法會議或停職外,文官都沒事,總督本人也沒事,之後還三度出任內閣總理大臣,是日本近代史上組閣期間第二長的首相(僅次於安倍晉三)。

接任的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更提出了「台灣賣卻論」,在他眼中日本統治台灣就像「乞丐討到一匹馬,既不會騎,又會被馬踢」,不如把這塊燙手山芋賣給法國或中國省事。這位在任內對台灣幾乎沒有貢獻可言,卻搞出引發憲爭的「高野孟矩事件」的台灣總督,「賣台」不成,他就拍拍屁股去當日本貴族學校學習院院長,在日本的形象是一代儒將,被封為軍神。至於台灣人的處遇、觀感以及他在台灣留下的歷史評價,who cares?

第四任總督是反對賣台的兒玉源太郎,在任期間也同時在中央任職,所以他大部分的時間都不在台灣,政務多委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處理。他們不賣台灣,並不是為台灣著想,而是認為有利可圖,例如「鴉片專賣」,後藤新平在向伊藤博文內閣提出的〈台灣的鴉片制度意見〉中說:「當時鴉片輸入稅約80萬(日)圓,如果改為日本政府的專賣,以禁止稅的意思加以三倍的價格出售,即可得240萬圓的收入,可以充當台灣地方殖民衛生的費用」,意在謀取政府壟斷販毒的暴利,實際上根據許介麟的研究,販毒收入在當時極少用於衛生方面,大部分是用在憲警鎮壓台灣人民,以及鴉片煙膏製造的設備投資等民政費用上。

日本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最令日本當局滿意的是,兒玉、後藤透過食鹽、樟腦、煙酒專賣,以及製糖株式會社等制度,在台灣奪取各種資源、物資,使日本嘗到甜頭,覺得台灣「真香」。同時,實施保甲連坐制度、頒布匪徒刑罰令也是兒玉後藤體制的「德政」,憑藉「搞定台灣」的政績,這兩位換取了在日本步步高昇的門票。

至於國治時期,我們更不陌生。陳儀政府對台灣人政治上、文化上的歧視以及中國統治模式的移入,被批評為「總督復辟」;根據學者陳翠蓮的定義,中國統治模式是指「國民黨政府以軍事武力為基礎,以保衛自身利益與權力為目標;該黨政治人物缺乏政治理想與公共利益觀念,黨內強調宗派主義、人脈關係,權勢人物結成政治派系、爭奪政經資源,進行激烈鬥爭;為保障政黨利益,甚至透過軍警特務機關結合黑道勢力,不惜以恐怖暗殺等暴力手段震懾民眾、控制社會。」

簡單來說,中國統治依舊沿襲日治時期的「志不在台灣」、將台灣視為為「殖民母國」乃至於「一黨一人之私」服務的殖民謀利心態,缺乏「政治理想與公共利益觀念」。即使陳儀本人在當時國民黨派系內已經是首屈一指的知日派、台灣通,卻還是在這種統治模視下引發二二八事件,但由於陳儀行政長官輸誠有功,仍然得到蔣介石的相挺,將他調任浙江省主席,這又是「有關係就沒關係」的升官跳板文化的展現。

這樣的中國統治模式一直持續到蔣經國晚年眼看「無望再舉」,只好摸摸鼻子解嚴後,才稍微好一點。但是受到長期影響的台灣,至今似乎還沒有建立能夠培養出把政治作為志業、具有政治家熱情的政治人物的政治文化。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台灣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作為民主國家的主人,選民在描繪政治文化的這本「連環小說」裡並不是NPC,而是將劇情推向所期待的結局的創作者。要給誰主角威能,就看誰能擔當得起作為一個主角該有的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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