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長的條件：對於政治文化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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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底縣市長選舉的逼近，各種競選花招令人目不暇給，但即使是想要討好選民、支離破碎的紅利政見都鮮少見到討論，更不用說真正攸關住民福祉、具有長遠規畫與發展性的城市治理藍圖，鮮少有候選人提出，遑論進入選戰辯論視野。

以最需要改善交通問題的雙北為例，共14位候選人怎麼就沒有一個至少想到，導入與AI、物聯網連結的智慧紅綠燈號系統，來蒐集分析道路行車資訊，透過多方通聯與協調，由中央系統對各紅綠燈控制器發出指令切換燈號，及時反應突發事故並預測一定時間後的交通狀況，而釋放十字路口的車流承載力。這樣的新型智能紅綠燈，2016年丹麥哥本哈根已經在做了，可將行車速度提高5%至20%；2017年俄羅斯南部多個城市也實施這套系統，結果證實能大幅減少塞車、滯留路面時間以及廢氣排放（還可以順便給它ESG一下）。

政治家角色也像串連「連環小說」

已故法哲學家Ronald Myles Dworkin（我握過他的手，隨即考上法研所）在他的《法律帝國》中說，法官的角色就像是在接力撰寫「連環小說」，每一個判決就像小說中的章節鋪陳，必須先通過過去長期累積的政治決定的檢驗，再依法官自己的政治道德信念，儘可能呈現法律實踐所隸屬的社群制度與結構的最佳詮釋，Dworkin稱之為「政治整全性」，並認為這才是法律實踐的最佳方案。

連環小說的比喻用在政治上也十分貼切，包括候選人人設的一致性、對其過往政績與人格的檢驗，國家建設與城市治理不也應當如此？前後任首長不分黨派，都是一場看不見盡頭的馬拉松接力的其中一棒，必須提出具有「整全性」的政策思考，進行承先啟後的擘畫或改革。特別是尋求連任者，更應清楚交代將如何延續施政措施與改善缺失；挑戰者也該說明要如何接棒，以及要將什麼樣的城市願景交棒給未來的執政者。

要好好接棒與交棒，前提是眼中必須只有這條賽道，並且要有跑完的決心。用Max Weber的話來說，是要能擁有成為政治家所必要的「熱情」特質，Max 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是這麼寫的：「我們可以說，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責任感、判斷力。所謂熱情，我指的是『切事』（Sachlichkeit）的熱情、一種對一件『踏實的理想』的熱情獻身……是要在用熱情來追求某一項『踏實的理想』之同時，引對這個目標的責任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標。」

這種政治家的熱情，之所以和「陶醉於『沒有結果的亢奮』中的政治玩票人物有別」，在於它不是用來滿足無止盡的權力欲，或服務於個人與特定集團的利益，而是將「理想」和「責任」作為這份熱情的核心要素。Max Weber又說：「準此，政治家必須時時刻刻克服自己身上一種全然平常、全然屬於人之常情的敵人：虛榮。……『權力本能』──如人常說的，乃是政治家正常性質的一個部分。不過，一旦政治家對權力的欲求不再『切事』，變成純粹個人自我陶醉的對象，而不再全然為了某項『踏實的理想』服務，他就冒瀆了他的職業的守護神。」

相對於日前拙文〈當新北市正要選出一位優質CEO〉提到過的小羅斯福總統，跑太久不交棒出現身累心更累的撞牆期，導致許多政治爭議與決策錯誤，也有一種情況是把跑道當成跳板，也就是將「權力的欲求」從手段變成目的時，其後果在台灣被殖民史上斑斑可考，而其留下的遺緒，也依然在台灣民主化的社會中，繼續成為深化自由憲政秩序文化的負資產。

從桂太郎到陳儀的治台

從日治時期到國治時期，台灣總督到行政長官這個職位，對那些過水政客來說，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台灣也就淪為他們向天朝進貢、踩著屍體往上爬的犧牲品。如日治初期第二任台灣總督桂太郎，任期僅短短3到4個月，其中他待在台灣的時間不到10天，此外都在東京積極活動。就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台灣發生了「雲林大屠殺」，在此一日軍報復性屠村事件引發國際關注、向日本施壓後，桂太郎也沒有親自到台灣來，僅是用電報指示下屬背鍋、查辦去職，除了少數軍方人員犯案者送軍法會議或停職外，文官都沒事，總督本人也沒事，之後還三度出任內閣總理大臣，是日本近代史上組閣期間第二長的首相（僅次於安倍晉三）。

接任的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更提出了「台灣賣卻論」，在他眼中日本統治台灣就像「乞丐討到一匹馬，既不會騎，又會被馬踢」，不如把這塊燙手山芋賣給法國或中國省事。這位在任內對台灣幾乎沒有貢獻可言，卻搞出引發憲爭的「高野孟矩事件」的台灣總督，「賣台」不成，他就拍拍屁股去當日本貴族學校學習院院長，在日本的形象是一代儒將，被封為軍神。至於台灣人的處遇、觀感以及他在台灣留下的歷史評價，who cares？

第四任總督是反對賣台的兒玉源太郎，在任期間也同時在中央任職，所以他大部分的時間都不在台灣，政務多委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處理。他們不賣台灣，並不是為台灣著想，而是認為有利可圖，例如「鴉片專賣」，後藤新平在向伊藤博文內閣提出的〈台灣的鴉片制度意見〉中說：「當時鴉片輸入稅約80萬（日）圓，如果改為日本政府的專賣，以禁止稅的意思加以三倍的價格出售，即可得240萬圓的收入，可以充當台灣地方殖民衛生的費用」，意在謀取政府壟斷販毒的暴利，實際上根據許介麟的研究，販毒收入在當時極少用於衛生方面，大部分是用在憲警鎮壓台灣人民，以及鴉片煙膏製造的設備投資等民政費用上。

最令日本當局滿意的是，兒玉、後藤透過食鹽、樟腦、煙酒專賣，以及製糖株式會社等制度，在台灣奪取各種資源、物資，使日本嘗到甜頭，覺得台灣「真香」。同時，實施保甲連坐制度、頒布匪徒刑罰令也是兒玉後藤體制的「德政」，憑藉「搞定台灣」的政績，這兩位換取了在日本步步高昇的門票。

至於國治時期，我們更不陌生。陳儀政府對台灣人政治上、文化上的歧視以及中國統治模式的移入，被批評為「總督復辟」；根據學者陳翠蓮的定義，中國統治模式是指「國民黨政府以軍事武力為基礎，以保衛自身利益與權力為目標；該黨政治人物缺乏政治理想與公共利益觀念，黨內強調宗派主義、人脈關係，權勢人物結成政治派系、爭奪政經資源，進行激烈鬥爭；為保障政黨利益，甚至透過軍警特務機關結合黑道勢力，不惜以恐怖暗殺等暴力手段震懾民眾、控制社會。」

簡單來說，中國統治依舊沿襲日治時期的「志不在台灣」、將台灣視為為「殖民母國」乃至於「一黨一人之私」服務的殖民謀利心態，缺乏「政治理想與公共利益觀念」。即使陳儀本人在當時國民黨派系內已經是首屈一指的知日派、台灣通，卻還是在這種統治模視下引發二二八事件，但由於陳儀行政長官輸誠有功，仍然得到蔣介石的相挺，將他調任浙江省主席，這又是「有關係就沒關係」的升官跳板文化的展現。

這樣的中國統治模式一直持續到蔣經國晚年眼看「無望再舉」，只好摸摸鼻子解嚴後，才稍微好一點。但是受到長期影響的台灣，至今似乎還沒有建立能夠培養出把政治作為志業、具有政治家熱情的政治人物的政治文化。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台灣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作為民主國家的主人，選民在描繪政治文化的這本「連環小說」裡並不是NPC，而是將劇情推向所期待的結局的創作者。要給誰主角威能，就看誰能擔當得起作為一個主角該有的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