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耳其地震談「災難」的政治與倫理問題

黃涵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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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南部與敘利亞北部於2月6日發生規模7.8級地震,死亡人數急速攀升至三萬人。包括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在第一時間派遣救災隊到土耳其,並且投入大量的捐款與物資援助。

國際救援顯示的人性關懷再自然不過,也是土耳其和敘利亞劫後餘生的災民存活的重要支柱。然而,除了「患難見真情」的感動,我們對於這樣的重大災難還能而有什麼樣的思考?

台灣志工整理賑災物資。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土耳其有事,台灣有事」

台灣人在第一時間伸出援手,包括短短幾天之內捐款超過四.九億元,總統、行政院長和多位立委捐出一月薪水,救援物資的募集更因數量過於龐大而喊停,在在展現「土耳其有事,台灣有事」的人道關懷。土耳其前總理達夫托葛魯(Ahmt Davutoglu)以「你們是我們的公民」感謝台灣人,如同日本人對台灣援助三一一災民感佩至今。

台灣與土耳其同處於板塊活動頻繁的區域,一直經歷規模大小不等的地震侵襲。九二一大地震發生之後,最早到達台灣的國際救援隊就是土耳其,兩國因苦難而形成相互與共的情感和生命連結。

從哲學的角度來說,「哀傷」並非只是一種個人層次柔弱、退縮或封閉的情感,哀傷,或用當代哲學家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詞彙「可哀慟性」(grieveability),意謂著一種相互依存的體認,體認每個人都是依賴者,或是都在依賴與被依賴的關係中,彼此都同樣暴露在風險、暴力和災難的威脅當中。

然而,各種形式的暴力,包括戰亂、資源分配不均、種族和性別歧視、勞力剝削等等,使得並非所有的生命都同樣可哀慟,可哀慟性因此意味著體認不同個體與群體平等的存在權利。

可哀慟性召喚的倫理意識和行動不僅關乎他人的生命,還包括其他有感知的生物、環境和基礎設施。在這個語境下的「平等」並不是抽象、甚至空泛的「眾生平等」的概念,而是要在所屬的社會組織之中,實現物質資源、糧食分配、居住、工作、與基礎建設等生活待遇上的平等。

即刻救援災難中的土耳其或任何一個國家是再自然不過的一種倫理行動。但是如何讓「患難見真情」、「土耳其有事,台灣有事」不會淪為去真實化、去政治化的道德感傷情懷,我們需要做的思考和工作還很多。

從上述巴特勒的「可哀慟性」的角度來說,唯有當各個地區與各個半球都重新省思並正視相互依存概念的價值,我們才能真正開始對環境威脅、全球貧民窟問題、系統性種族主義、無國籍移民者處境、殖民權力等議題展開思考,並採取行動。

災難政治學

筆者必須強調,我無意質疑甚至貶抑捐獻和救災的道德意義,而且情感對於理性的道德推理和行動可以是助力,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否忠於並且實踐道德情感。

我們要問,到底從這樣的災難裡看到什麼?而思考「災難政治學」意味著思考環繞著災難的各種風險、內外物質條件、意識、知識、想像和行為,從而部署必要且有效的各種人力物力。

此次土耳其世紀大地震導因於阿拉伯板塊向北移動,和安納托利亞板塊劇烈撞擊。此地區自古以來地震頻繁,19世紀也發生過多次七級以上強震。慘重的災情反映了基礎建設與防護措施嚴重不足,而敘利亞災區更有相當大的範圍處於內戰狀態,震災行動和災情調查都難以有效進行。

重大災難多少具有不可測的元素,但政府行政是否廉能、資訊是否透明、物資與社會力的動員是否具備效率,都是災難重建和復原的決定性因素。

台灣這樣的民主國家從SARS記取教訓,得以建制世界各國推崇的防疫體系,也從一次又一次的地震災難累積了不少經驗,但還是出現像前南投縣長李朝卿貪污九二一賑災款,而重大交通事故經常暴露行政體系的積弊。

中國災難和疫情訊息向來不透明,官員貪腐嚴重,強佔和變賣救災物資和金援相當普遍,中國政府甚至還會阻撓和拒絕國際社會和組織的協助。

這些事例都說明了救災和災後的難民安置和心理重建是需要高度人力物力部署的政治運作,需要一個民主開放的體制,道德情感只是必要但非充分的條件。而放諸現代歷史,更不乏政治權力消費和操作災難和集體哀傷,走向一種更不寬容、更偏執、為特定意識形態的政治模式。

從震災到全球正義

災後重建是一段無比艱辛漫長的歷程,經歷過二次大戰毀滅的德法、三一一巨變的日本、九二一的台灣等國都很清楚。此次世紀大地震發生之後,世界各國立即對土耳其和敘利亞伸出援手難能可貴,但如何從震災走向全球正義的落實,恐怕還需要持續的關注和行動。

任何的重大災難都會衍生出(被)遷徙無國籍者或難民的問題,而這又逼迫我們再次面對「難民的人權難題」(請參考筆者2022年3月30的專欄文章)。與土耳其和敘利亞相鄰的歐洲各國能夠接納多少難民?這些國家社會內部會不會又出現排外風潮,激化出一波又一波的種族主義暴力?

更令人困窘問題是:會不會那看似人道救援的行動,其實是一種潛意識裡不想讓「鄰人/他者」靠近的舉措,要將他們固著在意識形態想像和某種安全距離之內?

正視災難的日常化

即便災難的本質具有相當程度的不可測,也充分暴露文明的脆弱,但這不表示我們什麼都不需要做,或者說,一些日常化的作為面對的就是不可測的災難。這有點像基督教神學的一種說法,「神蹟只發生在有準備的信眾。」

災難存在於客觀與主觀之間的斷裂,它是無法否認的不完全可被理解和控制的客觀事實,但是災難的衝擊也關係到我們用什麼態度面對。我們該是為最糟的狀況做最好的準備,或是繼續我行我素,馬照跑、舞照跳?

日治時期台灣民政長官後籐新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人「怕死、愛錢、愛面子」的民族性。台灣人所面對的中國入侵遠比土耳其大地震的災難性更大,地震後還可能重建,中國入侵台灣早已是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下在進行式,並且可能帶來不可逆、無法重建的後果。

台灣人若真的關心發生在土耳其和敘利亞的災難,更應該關心中國入侵台灣這個越來越日常化的災難。台灣人是要繼續麻木不仁滾水煮青蛙,屈從於中國在台代理人販賣的和平假象,還是在意識和行動的層次上武裝起來?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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