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救贖,或台灣政治的不可承受之輕──萬仁《超級大國民》觀影記

陳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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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為了更加了解台灣,日本的民間團體與學界紛紛組建讀書會與研究會。有些人是想要理解作為地緣政治與經濟安保層次上不可忽視的一塊;有些人則是擔憂於日益惡化、呼之欲出的區域衝突。無論其背後的需求與動機為何,都讓我這樣的異鄉人得以就近重溫自己故鄉,在正值時節轉換之際,秋雨綿綿的古都彷彿呼應了這部作品的哀戚,在吉田本町,又一次與那既陌生又熟悉的台灣相遇。

關於萬仁的《超級大國民》,其實聽聞其盛名已久,慚愧的是始終沒有深入了解的契機。僅僅知道這部影片與台灣的白色恐怖、轉型正義有關,是以歷史記憶為主題的作品。拜廣大日本市民旺盛的求知慾之賜,我才得以一賭往昔經典的風采。接下來筆者將略述電影的概要,因為本部作品容或有許多解讀的角度,不推薦以筆者觀影的角度來理解。希望讀者可以撥冗觀賞這部經典,得到自己的理解與體驗,在此對電影內容的摘要純粹是為了鋪陳之後論述的開展。

圖片來源:翻攝自IMDb

歷史傷痛的電影演繹

電影開始以一位從十六年國民黨黑牢中重獲天日,卻寧願住進養老院自絕於社會、最後因痼疾臥病在床的老人,某天被那遭國民黨槍決的友人入夢驚擾揭開序幕。這位主人公,不顧醫生和家人的勸阻,執意要去尋找那不知遺落何方的友人屍骨,此時故事以倒敘手法推進,在跟過去的獄友打聽死去友人下落時,主人公那橫跨日治時期的回憶不斷閃現,如同拼圖一般,誘導觀眾拼湊故事的全貌。

例如,當主人公找到第一位在樂隊打零工的獄友時,我們才知道主人公過去曾經為大日本帝國參軍過,並且從戰場上帶回友人的屍骨。而尋找另一位教授友人時,才赫然發現這位友人早已被國民黨人刑求至癲狂,總認為國民黨在他腦袋裡植入監聽機器,只要談論政治就會被監測,所以面對主人公的提問,這位教授友人只自顧自地聽反共歌曲。隨後我們得知,這些友人與主人公都是因為組建讀書會而被國民黨逮補。再之後主人公探訪過去逮捕他的外省軍官,藉由外省軍官之口,推測主人公可能是讀了社會主義或者台灣獨立的相關書籍被入罪。然而這樣的書籍,在九零年代的台灣卻已經是牯嶺街書攤上隨處可見的尋常之物。

從這位外省軍官,我們也可以發現外省人的階級位階,當年凶神惡煞的軍人,如今退伍後卻經營麵攤,某個意義上也確實反映了台灣社會的某些側面,即使是國民黨人,也未必都是所謂的「外省權貴」。某些統派人士總會為此來為國民黨緩頰,彷彿只要揭露組成結構的複雜,就能洗刷過去的罪愆。但如同這位軍官接下來的發話,你就會知道這樣的緩頰有多麼無力:「我與妻小開了個小麵攤,日子還過得去,你的妻小呢?」主人公無語,將桌上啤酒一飲而盡、斟滿、又繼續一飲而盡。

白色恐怖時期家庭破碎之事,實在是多如牛毛到常被忽視。往往人們在關注受難者自身的同時,忘記了背後更有默默承受巨大傷痛的家屬。一如主人公身上發生的悲劇,在不見天日的黑牢中,儘管因為死去友人的承擔(承認為主謀)免於一死,但失去自由之身而不願連累妻女,於是主人公就在獄中與妻子離婚。不堪別離痛苦的妻子選擇自死,留下孤苦零丁的女兒,在親戚之間成為人球、在學校被當局問話、羞辱。

詠嘆調裡的執拗低音

然而,執意尋找友人屍骨的主人公,面對親生女兒「只關心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在乎家人」的控訴,卻無動於衷。觀眾可以隱約覺察,這部作品除了極權主義底下的磨難與人性試煉,貌似還有其他的主題。以人之常情看來,宿疾纏身、時日無多的主人公,應當將餘下的人生陪伴僅存的家人,治癒時代悲劇造成的傷痛。但主人公寧願拖著老邁的身軀,上山下海也要尋找友人的意志,該如何解讀?

本部作品《超級大國民》的題名,總會讓人產生困惑,為什麼會取這樣的名字呢?跟電影的內容好像存在某種關聯,但又不那麼明確。其實,筆者認為,這不僅是一則政治反諷的寓言故事,也是一部探討國家與道德人格的反思劇。之於前者,必須從主人公的政治行動加以解讀,主人公可以說一生奉獻於政治參與,無論是大日本帝國時期,用參軍繳納「成為日本國民」的血稅;抑或是國民政府來台以後藉由閱讀禁忌書籍改革社會的作為。在在都顯示了主人公想要做好一個國民的意願,而這是因為,無論從亞里斯多德以來,甚至到施密特以降到漢娜鄂蘭等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積極參與政治,都是使人異於禽獸、使人得以成為一個人的必要條件。

從電影劇情的安排,呼應實際的歷史發展,我們得知,在台灣,成為一個人,做好一個盡責的「超級大國民」的代價,是無比沈重的。而這正是這部電影的反諷所在,或者說,最為深沈的叩問:「你想藉由當一個好的國民、藉由參與政治成全道德生活與道德人格嗎?你願意為此付出什麼代價?」主人公的遭遇,旁證了這段提問的反諷。

然而,這樣的自問自答本來就得不到有意義的答案,因為在主人公生存的時代,無論是大日本帝國還是極權體制下的中華民國,上述的迴路都被徹底封死,你是不可能藉由參與政治成全自身的道德人格,在極權體制底下的好公民,只可能是相互告密、彼此出賣的小人,若不至於卑鄙,至少也會像主人公一樣,在刑求之下出賣友人,烙上道德的污點。

而這引申出本部作品的第二層意義:國家與道德人格之間的關係。唯有一個良善的民主國家,好的國民(公民)與好人才可以兩相成立;反過來說,為了讓好的國民與好人兩者可以成立,我們必須去打造、改革不良善的國家。國家與道德人格的辯證關係,不僅是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早在七十年前就已經揭櫫的道理,更是鄭南榕期許台灣「好國好民」的理想目標之實際。

當代台灣的兩種輕盈

於是謎底揭曉,主人公甚至不顧妻女的執著,其實是為了補償那未完成的政治理想。既然想要成為一個好國民,卻又沒能將職責負責到底,死的沈重終究交由友人頂替。主人公最後的執念,不過就是好好面對這段他未能承擔的任務。與其說是出賣友人的負罪感,更是給自己為了參與政治的殘破人生,最後的交代。

政治沈重如斯,但襯托主人公的,卻是早已世俗化的台灣社會。九零年代的台灣,正是民主化全面落實的年代,一般市民取得完整政治權力的同時,卻也是政治理想逐漸被商業盤算、利益交換侵蝕的時機。賄選、綁樁等尋常選舉常態層出不窮(就連主人公的女婿也捲入賄選的風波,檢調的大肆搜查讓主人公的女兒激起白色恐怖時參與政治的恐懼),日漸庸俗的政治運作,使得人們不再設想好的國家、好的國民該是什麼樣子。取而代之的是利益的積攢與出人頭地。

當代台灣的政治情況,相較《超級大國民》的時代背景,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政治理想早已變得無足輕重,人們唯一關心的只有自己與家人的前途。至於這個國家或政治共同體的未來與命運,日漸進逼的戰爭危機(與多不勝數的、洩露機密的叛徒),人們置若罔聞。

與政治理想共同消逝的,還有這段壓抑的歷史記憶。迎接「光復節」的今日,又有多少人從這段錯綜複雜的過去反思當前充滿荒謬的時局?又有多少人想起極權統治底下、備受歧視擺佈、命運無從作主的恐懼?

對過去不義歷史的遺忘,是滋養未來暴力的溫床。我們或者在對過去的審視當中明白這個道理,或者在相互出賣的未來親身驗證它的真實性。我們只能盡一切努力讓《超級大國民》的劇情,停留在值得反思與警醒的經典作品,而非又一次在歷史上反覆上演的、專屬台灣人悲劇性的結局。

作者目前就讀於京都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博士班。關懷德國、日本,當然包含祖國臺灣在內的種種人文社會思想議題。希望有天渺小的自己能為臺灣及其周遭的弱小民族盡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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