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寫字療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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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地孤生：來自勞動體制邊緣的傷與殤

⊙李雪莉

體制是必要之惡。它保障，也施加約束；它是秩序，也是枷鎖。一旦跌落體制之外，面對的盡是野蠻生長的險地。

過去這些年，在從事調查報導的田野時，我有機會深入臺灣既有體制的邊緣，認識在這塊島嶼上各式的童工、少年工、外籍移工與學工，一群又一群不被看見的隱形勞動者們。

對體制，隱形勞動者們是充滿戒心的。如果受訪者放心，時間允許，我會靜靜地嵌入勞動者工作的場域，除了讓他們感到自在，也是意識到對他們這些每天睜開眼就得顧及溫飽的人來說，時間是如此寶貴。靜待他們喘息的片刻，配合他們勞動的節奏，不反客為主，才能讓他們放心地向採訪者敞開。

二十多年的採訪經驗告訴我，沒有任何人能完全同理另一個人。把自己「放入別人的鞋」是如此奢侈與艱難。於是，不管是一個下午、一天還是三天，多次零碎往返田野，沒有捷徑，就是把視野拉得更長更深，有機會再多一點貼近他們的勞動狀態與生命情境。

還記得雲林那位十六歲少女，老練地穿蚵殻、剝蚵。蚵串是一鐵車的數量，剝蚵時得用工刀，手腕靈巧使力地挖出一個個肥嫩的蚵仔。被剖刀割傷是再常見不過的事，女孩的阿嬤手掌背被舊的傷口疊加得特別厚實。因父母離異或在外工作，隔代教養是村子裡的常態，而眼前的孩子貼心，擔心阿嬤久坐的腰痛和手腕隧道症，總是下了課就主動做阿嬤的替手。

少女的勞動日常，並非特例，只要進到偏遠鄉鎮、山岳海濱後，一個「非常態」的勞動世界就會展開：那是體制內的人們難以想像的世界，一個由童工、青少年、逃逸移工撐起勞動主力的地下經濟體系。

高鐵飆速經過雲林、嘉義、臺南，來到農業大縣，若未停下車程與腳步，進到田園阡陌裡交錯的田埂，人們永遠無法得知，平日吃的青江菜、辣椒、油菜、山苦瓜、彩椒，是由一群未成年人扛起了施肥、噴灑農藥的作業。

代噴農藥的工作通常在凌晨四點多開始，少年們先是開著噴藥車進到農戶家，確認地點和面積、調配和備藥，接著揹起長管，趁太陽升起高掛之前進田施作，三個年輕人一組，共同拉起兩百多公尺的管子，穿著雨鞋熟門熟路地穿梭在田裡，在一甲又一甲的農田上灑藥。

我曾試著做他們的工作，但完全是一個「災難」。沒有大樹遮陽，人在田邊不到兩個小時，就被烈陽與厚重白濛的農藥暈到噁心不適。反觀少年農藥手們，膚色被曬得黑亮，未戴口罩，身上沒有防護，噴藥後就在柏油路旁沖洗農藥罐，五顏六色的藥水汨汨流淌。

我看了難受地問：「曾經中毒嗎？中毒怎麼解？」

這些年紀還只是大孩子的少年說：「有時推著繩索，邊推邊吐，如果全身灼熱，想吐、昏睡，就會大口喝牛奶、下工後到診所吊點滴解毒。」

這是一個極度諷刺的對比。當都市裡的消費者擔心蔬果上殘留著農藥，但代噴農藥的少年們吸進的劑量，卻是遠遠超標。然而，少年工沒有固定雇主，沒有農民職災保險，生病自行吸收的情況，沒什麼人正視和關心。

那些青春的勞動面容

少年勞動者還不只是擔任農藥手，他／她們工作的類目五花八門：從農場或工廠裡擔任搬運或包裝工、搬運金紙、水泥工或裝潢助理、零件廠或銑床廠的黑手工，到夜市叫賣者、洗頭小妹、按摩小妹，涵蓋了基層的農業與藍領工作。

問起他／她們早早進入勞動體系，養活自己的主因，讓聽者覺得敬重。他們之中，有不少是為了脫離有狀況的原生家庭，有不少想幫助貧困的家人，也有些是在學校得不到成就想賺錢自我證明。不論什麼原因，經常得犧牲學業半工半讀，或乾脆就此中輟。

我於二○一八年出版的《廢墟少年》一書，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在描述臺灣童工、少年工的度日狀態。那像是一個多數人無法理解，揠苗助長的勞動生命，從身體尚未發育完整時，就用一種不利於身體健全生長的方式消耗自己。

不管是外表或內在，那樣的身心耗損是驚人的。

我當年遇到的噴農藥少年，他們個個未滿十八歲就開始噴農藥，三、四年後，看起來卻「臭老」（tshàu-lāu）了：下巴掛著銀白色的鬍渣，為了提神總是喝著汽泡糖飲或藥酒，長久下來，嘴裡是色素沉澱的檳榔垢，身材也快速變樣。當時和我合作的攝影林佑恩，在後來以導演身份跟進這群少年，拍攝了紀錄片《度日》片中他捕捉到一個場景：田裡的阿婆看到少年們時說，「你實在看袂出來才二十爾爾！」

他們走上一條和父姪輩同樣的工作路徑，哪裡有工哪裡去：「做塗水」（thôo-tsuí，水泥工）、農藥代噴、鋪PU跑道、搬蒜頭，隨工作季節而游牧，例如上山採茶、摘高麗菜。他們的父親或叔伯五十多歲早逝，最常見的疾病是長工時後的中風、搬運重物造成的骨骼變型、長期接觸毒化物質及藥酒癮出現的肝硬化。他們承襲了階級，也承接了上一輩的生活方式和身體狀況，很少被人肯定，低自尊，心情經常低落。

剝削者的多重面貌：溫暖、輕忽、偽裝、訛詐

許多人認為少年工與童工是微乎其微的個案。但長年來的田野與調查，卻發現這是座龐大的冰山，人們只觸碰其中一角，無視其問題之龐大。

我在採訪教育部國教署、勞動部等主管機關時，他們的回應多半是「臺灣沒有童工」、「學生都在學校裡就學」。事實上，如果從勞保局勾稽的資料會發現，每年的每個時刻，勞動市場上至少都有三萬名左右的少年工和童工，這還不包括未投保，難以計算的黑數。

這群勞動者經常被各種理由扣薪，職災的比例也是其他年齡層的兩到三倍。僱用童工（十五歲到十六歲）或少年工（十六歲到十八歲）需要有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書，雇主要附上工作計劃，縣市勞動局處必須出動環境檢查，但真相總是更為殘酷，違法的雇主、缺失的勞檢，各種漠視與刻意疏忽，助長了童工和少年工短期職災、長期積累的職業病。

那不只是工「傷」，也是工「殤」。

殤，指的是未成年而夭折，長不成大人者。我看到的少年工過了幾年，有的人死於工地，有的長大成年，但始終在最底層被剝削的勞動市場裡循環。

那種殤不只是身體的傷，也是難以長成飽滿健壯、淪喪了希望的另一種「殤」。因為地下經濟的工作特質，勞動者被拋在法律保障之外，新的科技或新知也進不到這樣的場域改善其工作環境，勞動者也難有成長的機會，只能原地打轉。

明明有這麼多提早被抽空的青春，卻不被社會重視，為什麼？

臺灣人均所得已達三萬四千多美元，有高度教育水平，有十二年國教，我們的既定想像是未成年者都在學習或實習的路上。但這些邊緣的個體，與既有體制幾乎是各自行走的平行宇宙。

那麼，僱用他們的人呢，難道是刻意創造一種不對等的工作環境嗎？

有幾次，我訪問到少年少女的雇主，他們通常會給人一種「好人形象」，總是強調自己給予孩子打工的機會，和孩子的長輩是村子鎮上的好鄰居，刻意凸顯自己的溫暖和受雇者的可憐。例如十七歲的芳芳（化名），她的父親在芳芳高中時吸毒早逝，芳芳平日下課和寒暑假都會到鮮蝦冷凍工廠工作。

我在冷凍工廠採訪時，老闆告訴我的故事版本是：「芳芳爸爸吸毒死掉，很可憐，我們是老鄰居了，她來這裡打工，我給她不錯的時薪，也是幫忙照顧這個孩子。」

記者當然不能聽片面之詞，我私下加了芳芳的LINE，離開後再跟芳芳約採訪，我還記得她用簡訊告訴我：「我的時薪才一百元，比想像低很多，而且出貨時，常加班到晚上十點。」

雇主受訪時小心謹慎，他們深怕違反《勞基法》──不得雇用未滿十五歲的少年，並對十五歲至十六歲的童工、十六歲到十八歲的少年工的工時與工作內容有相關規範。雇主會模糊化工作者的年齡，如果被舉報，他們會說是少年謊報年齡，自己一點也不知情。儘管不是所有僱用少年工的雇主都是壞人，有時少年苦求工作，一方有工可用，一方亟需金錢，雙方確實各取所需，但忽略法令的責任，總是有錢有權的雇主更大。大家僥倖以為工作不會有意外，厄運不會降臨。

逃脫的移工大軍：與其受剝削，不如充滿風險的自由

在少年工與童工之外，有一群同樣在底層，支撐臺灣重要勞動力市場的，是臺灣的移工大軍。

臺灣引進移工超過三十年，已有接近七十三萬的移工大軍（約五十一萬的廠工與漁工、二十二萬社福移工）。這些移工撐起臺灣人已多年不想搶進的3K或強力的勞動環境。

《血淚漁場》赤裸地描寫了以「境外聘僱」方式，被僱用到臺灣遠洋漁船上勞動漁工的悲慘工作處境：

最大的空間給魚艙、冷凍艙……狹窄的生活空間，到生活和工作規範，都烙印著階級：幹部吃鮮魚，漁工吃魚餌，漁工較難喝到新鮮的水……拖鞋、衛生紙、奶粉需要另外購買；衝突打架被扣薪，漁獲不佳或手腳不俐落，還可能遭幹部體罰。

在臺灣鮪延繩釣船上，外籍漁工每天必須工作二十小時，先是十小時的放線、兩小時的休息，接著是十小時的收線，再接著兩小時的休息。漁況好時，他們有可能整天不能睡覺；他們甚至得在沒有攜帶氧氣瓶的情況下，潛水至海面下，清理船的螺旋槳。

這群不受《勞基法》保障、薪水極低的漁工，一上船，就坐兩年的海牢，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下，曾有不少冒著被凍死的風險跳海，或一到岸上便逃跑的人。也有成了海上喋血案裡，殺人或被殺的主角。

在媒體與NGO團體強力監督下，二○一七年立法院訂定《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此法上路後，境外聘僱漁工的薪資從三百美元，調升到保障每月至少四百五十美元，二○二二年更進一步調高至五百五十美元；但對境外聘僱漁工的勞動權益保障層級和密度，仍不若境內聘僱漁工，無法適用《勞動基準法》和《就業服務法》。

對漁工的系統性剝削，近年因媒體和NGO組織的監督，確實促成了船方與業主的改變，但船上的工傷，曾讓臺灣遠洋漁業漂亮的漁撈實績，成為名符其實的血淚漁場，甚至說我們喝下的是「血淚魚湯」也不為過。

對勞動者來說，剝削體系的自我改良當然很好，但有些等不到系統快速改善的，他們也展現了自己有限的自主性，就是逃離。

過去數年，有個正在快速發生的勞動巨變現象：移工從遠洋漁船下船，或是離開繁重的家庭看護工作，以及待遇不好的工廠，成為逃逸移工。

逃逸勞工人數在短短幾年間已累積到八萬三千人，其中越南失聯移工在過去兩年間就從二萬二千人，增加三萬人，來到五萬二千人。廠工、看護工、漁工的失聯情況都在加劇。

二○二二年，我和同事們深入中央山脈，我們抵達的那座山頭，就估計有三千名左右的失聯移工，多數國籍是印尼與越南，少部分是泰國。

漫長的中央山脈上，翻過幾個不同的山頭，高海拔的蔬果產區裡，移工家庭在這裡成家和育兒，帶著孩子在山裡扎根。

我們遇到二十歲出頭時來到臺灣，如今三十歲，在山上育養一女的「黃金爸」，他就曾在基隆萬里擔任漁工，認識了基隆當看護工的「黃金媽」。十年前，兩人聽說山上有更好的工作機會，一起逃到中部山區。

以合法身分工作不好嗎？黃金爸則說，漁船工作不分日夜，一天常睡不到二小時，還動輒遭船長辱罵；黃金媽的雇主則是不尊重她的信仰，明知她是穆斯林，還給她吃豬肉。

來臺十一年，長達十年在山上，他們管理著三座山頭大片的水蜜桃園，果樹種在陡峭山坡地，工作吃重又危險，但在這裡六名移工一同幫忙植栽管理，雖然不輕鬆，但仍比山下的日子好太多，早上六點半開始工作，有一小時的午休，五點下班，工時很固定。而山上日薪一千三百元，遠超過漁工與看護工低於兩萬元的薪水，在這裡和雇主的關係也比較對等。

只是選擇逃跑的移工，選擇了一條有自由但風險更高的道路，他們等同脫離所有臺灣的法律與醫療保障。

我們在山上看到失聯移工一旦懷孕，害怕被通報遣返於是產檢不充分，生產時必須花數千元包計程車下山；我們遇到八歲的揚揚（化名），揚揚第一次離開他成長的高山，是四歲那年不慎從一家人居住的工寮二樓跌落，摔斷腿，緊急送醫在臺北動完手術後，再帶回山上，目前鋼釘還留在小腿裡。

失聯的移工有自己處理風險的方式。他們在山上騎著打檔車、掛著買來的假車牌、罩著防曬面罩，如果遇到警察臨檢就會調頭走別的道路，若有移民署人員上山查緝無證移工，他們的LINE群組就會互相通報，山頭上的工寮群就全面熄燈。不論幾歲的孩子最敏感的英文單字都是police（警察）。

因為交通不便、沒有健保，面對工傷或有其他醫療需求，他們也發展出一套互助系統。

互助社群是這樣運作的，會員月繳三百元，一旦有人在工作骨折、有人生病、有人被捕遣返，會員們會陪同或協助下山就醫，並補貼醫藥費，有時會彼此現金周轉。四十人左右的會員以互助會來組成支持網絡。他們為會員購買防風外套，上面LOGO的設計，是兩隻交握的手與開展的金色翅膀，繡著他們所在的地名與The Big Family（大家庭）幾字。衣袖上，還有印尼與中華民國國旗緊緊相依，有著與當地依存的情感。

派出所的員警與山上移工也不總是對立的，他們知道高山農業如果沒有失聯移工，根本無法運作；但移民署專勤隊會定期查緝非法移工，在陡峭山坡和複雜的地形上緝捕和逃跑，對雙方也是高度風險。

二○二二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九槍》，是導演蔡崇隆花了多年時間，重建失聯的越南籍青年移工阮國非的悲傷故事。二○一七年的八月三十一日，於新竹縣鳳山溪畔，手無寸鐵的阮國非被拘捕的警察連開九槍，延誤送醫而後死亡。

這是失聯移工揹負的傷亡風險。當人們愈是活在風險裡，就更可能鋌而走險。

以越南失聯移工為例，他們經常被聘僱從事危險的盜伐工作。《報導者》記者張子午採訪發現，目前關在臺灣監獄的越南移工中，約三分之一都是因《森林法》入獄，盜伐現場越南移工已漸漸取代過往原住民的身影，他們流竄中高海拔山林，遇上警察緝捕，會不顧一切跳崖和衝撞。

移工從嚴重被剝削的體系，到現在因資訊較為流通、社群網絡更密切，使得他們有機會自由來去、選擇非法路徑在風險中生活。

不論是童工、少年工，或是失聯移工，這些被拋到勞動體制邊緣的人們對工作和生活也曾有美好的想像。若體制內人們能一起完善既有的法規，捍衛所有個體的勞動尊嚴，也許能減少邊緣者賠上自己健康和性命，減少勞動者的「傷」與「殤」。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兼總主筆、《報導者》第二任總編輯(2018.9-2023.9)。曾獲臺灣卓越新聞獎等數十個國內外重要新聞獎項，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編輯首獎得主(2021)。合著並主編《血淚漁場》、《廢墟少年》、《烈火黑潮》、《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島國毒癮紀事》等書。目前最關注的是透過跨界／跨國的串連，探索非營利媒體永續的可能，同時結合文字和影像，賦予調查報導深刻的意義，培力年輕人加入記者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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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寫字療疾》
作者：國立臺灣文學館策劃
出版社：遠流
出版時間：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