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寫字療疾》

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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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地孤生:來自勞動體制邊緣的傷與殤

李雪莉

體制是必要之惡。它保障,也施加約束;它是秩序,也是枷鎖。一旦跌落體制之外,面對的盡是野蠻生長的險地。

過去這些年,在從事調查報導的田野時,我有機會深入臺灣既有體制的邊緣,認識在這塊島嶼上各式的童工、少年工、外籍移工與學工,一群又一群不被看見的隱形勞動者們。

對體制,隱形勞動者們是充滿戒心的。如果受訪者放心,時間允許,我會靜靜地嵌入勞動者工作的場域,除了讓他們感到自在,也是意識到對他們這些每天睜開眼就得顧及溫飽的人來說,時間是如此寶貴。靜待他們喘息的片刻,配合他們勞動的節奏,不反客為主,才能讓他們放心地向採訪者敞開。

二十多年的採訪經驗告訴我,沒有任何人能完全同理另一個人。把自己「放入別人的鞋」是如此奢侈與艱難。於是,不管是一個下午、一天還是三天,多次零碎往返田野,沒有捷徑,就是把視野拉得更長更深,有機會再多一點貼近他們的勞動狀態與生命情境。

還記得雲林那位十六歲少女,老練地穿蚵殻、剝蚵。蚵串是一鐵車的數量,剝蚵時得用工刀,手腕靈巧使力地挖出一個個肥嫩的蚵仔。被剖刀割傷是再常見不過的事,女孩的阿嬤手掌背被舊的傷口疊加得特別厚實。因父母離異或在外工作,隔代教養是村子裡的常態,而眼前的孩子貼心,擔心阿嬤久坐的腰痛和手腕隧道症,總是下了課就主動做阿嬤的替手。

少女的勞動日常,並非特例,只要進到偏遠鄉鎮、山岳海濱後,一個「非常態」的勞動世界就會展開:那是體制內的人們難以想像的世界,一個由童工、青少年、逃逸移工撐起勞動主力的地下經濟體系。

高鐵飆速經過雲林、嘉義、臺南,來到農業大縣,若未停下車程與腳步,進到田園阡陌裡交錯的田埂,人們永遠無法得知,平日吃的青江菜、辣椒、油菜、山苦瓜、彩椒,是由一群未成年人扛起了施肥、噴灑農藥的作業。

代噴農藥的工作通常在凌晨四點多開始,少年們先是開著噴藥車進到農戶家,確認地點和面積、調配和備藥,接著揹起長管,趁太陽升起高掛之前進田施作,三個年輕人一組,共同拉起兩百多公尺的管子,穿著雨鞋熟門熟路地穿梭在田裡,在一甲又一甲的農田上灑藥。

我曾試著做他們的工作,但完全是一個「災難」。沒有大樹遮陽,人在田邊不到兩個小時,就被烈陽與厚重白濛的農藥暈到噁心不適。反觀少年農藥手們,膚色被曬得黑亮,未戴口罩,身上沒有防護,噴藥後就在柏油路旁沖洗農藥罐,五顏六色的藥水汨汨流淌。

我看了難受地問:「曾經中毒嗎?中毒怎麼解?」

這些年紀還只是大孩子的少年說:「有時推著繩索,邊推邊吐,如果全身灼熱,想吐、昏睡,就會大口喝牛奶、下工後到診所吊點滴解毒。」

這是一個極度諷刺的對比。當都市裡的消費者擔心蔬果上殘留著農藥,但代噴農藥的少年們吸進的劑量,卻是遠遠超標。然而,少年工沒有固定雇主,沒有農民職災保險,生病自行吸收的情況,沒什麼人正視和關心。

那些青春的勞動面容

少年勞動者還不只是擔任農藥手,他/她們工作的類目五花八門:從農場或工廠裡擔任搬運或包裝工、搬運金紙、水泥工或裝潢助理、零件廠或銑床廠的黑手工,到夜市叫賣者、洗頭小妹、按摩小妹,涵蓋了基層的農業與藍領工作。

問起他/她們早早進入勞動體系,養活自己的主因,讓聽者覺得敬重。他們之中,有不少是為了脫離有狀況的原生家庭,有不少想幫助貧困的家人,也有些是在學校得不到成就想賺錢自我證明。不論什麼原因,經常得犧牲學業半工半讀,或乾脆就此中輟。

我於二○一八年出版的《廢墟少年》一書,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在描述臺灣童工、少年工的度日狀態。那像是一個多數人無法理解,揠苗助長的勞動生命,從身體尚未發育完整時,就用一種不利於身體健全生長的方式消耗自己。

不管是外表或內在,那樣的身心耗損是驚人的。

我當年遇到的噴農藥少年,他們個個未滿十八歲就開始噴農藥,三、四年後,看起來卻「臭老」(tshàu-lāu)了:下巴掛著銀白色的鬍渣,為了提神總是喝著汽泡糖飲或藥酒,長久下來,嘴裡是色素沉澱的檳榔垢,身材也快速變樣。當時和我合作的攝影林佑恩,在後來以導演身份跟進這群少年,拍攝了紀錄片《度日》片中他捕捉到一個場景:田裡的阿婆看到少年們時說,「你實在看袂出來才二十爾爾!」

他們走上一條和父姪輩同樣的工作路徑,哪裡有工哪裡去:「做塗水」(thôo-tsuí,水泥工)、農藥代噴、鋪PU跑道、搬蒜頭,隨工作季節而游牧,例如上山採茶、摘高麗菜。他們的父親或叔伯五十多歲早逝,最常見的疾病是長工時後的中風、搬運重物造成的骨骼變型、長期接觸毒化物質及藥酒癮出現的肝硬化。他們承襲了階級,也承接了上一輩的生活方式和身體狀況,很少被人肯定,低自尊,心情經常低落。

剝削者的多重面貌:溫暖、輕忽、偽裝、訛詐

許多人認為少年工與童工是微乎其微的個案。但長年來的田野與調查,卻發現這是座龐大的冰山,人們只觸碰其中一角,無視其問題之龐大。

我在採訪教育部國教署、勞動部等主管機關時,他們的回應多半是「臺灣沒有童工」、「學生都在學校裡就學」。事實上,如果從勞保局勾稽的資料會發現,每年的每個時刻,勞動市場上至少都有三萬名左右的少年工和童工,這還不包括未投保,難以計算的黑數。

這群勞動者經常被各種理由扣薪,職災的比例也是其他年齡層的兩到三倍。僱用童工(十五歲到十六歲)或少年工(十六歲到十八歲)需要有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書,雇主要附上工作計劃,縣市勞動局處必須出動環境檢查,但真相總是更為殘酷,違法的雇主、缺失的勞檢,各種漠視與刻意疏忽,助長了童工和少年工短期職災、長期積累的職業病。

那不只是工「傷」,也是工「殤」。

殤,指的是未成年而夭折,長不成大人者。我看到的少年工過了幾年,有的人死於工地,有的長大成年,但始終在最底層被剝削的勞動市場裡循環。

那種殤不只是身體的傷,也是難以長成飽滿健壯、淪喪了希望的另一種「殤」。因為地下經濟的工作特質,勞動者被拋在法律保障之外,新的科技或新知也進不到這樣的場域改善其工作環境,勞動者也難有成長的機會,只能原地打轉。

明明有這麼多提早被抽空的青春,卻不被社會重視,為什麼?

臺灣人均所得已達三萬四千多美元,有高度教育水平,有十二年國教,我們的既定想像是未成年者都在學習或實習的路上。但這些邊緣的個體,與既有體制幾乎是各自行走的平行宇宙。

那麼,僱用他們的人呢,難道是刻意創造一種不對等的工作環境嗎?

有幾次,我訪問到少年少女的雇主,他們通常會給人一種「好人形象」,總是強調自己給予孩子打工的機會,和孩子的長輩是村子鎮上的好鄰居,刻意凸顯自己的溫暖和受雇者的可憐。例如十七歲的芳芳(化名),她的父親在芳芳高中時吸毒早逝,芳芳平日下課和寒暑假都會到鮮蝦冷凍工廠工作。

我在冷凍工廠採訪時,老闆告訴我的故事版本是:「芳芳爸爸吸毒死掉,很可憐,我們是老鄰居了,她來這裡打工,我給她不錯的時薪,也是幫忙照顧這個孩子。」

記者當然不能聽片面之詞,我私下加了芳芳的LINE,離開後再跟芳芳約採訪,我還記得她用簡訊告訴我:「我的時薪才一百元,比想像低很多,而且出貨時,常加班到晚上十點。」

雇主受訪時小心謹慎,他們深怕違反《勞基法》──不得雇用未滿十五歲的少年,並對十五歲至十六歲的童工、十六歲到十八歲的少年工的工時與工作內容有相關規範。雇主會模糊化工作者的年齡,如果被舉報,他們會說是少年謊報年齡,自己一點也不知情。儘管不是所有僱用少年工的雇主都是壞人,有時少年苦求工作,一方有工可用,一方亟需金錢,雙方確實各取所需,但忽略法令的責任,總是有錢有權的雇主更大。大家僥倖以為工作不會有意外,厄運不會降臨。

逃脫的移工大軍:與其受剝削,不如充滿風險的自由

在少年工與童工之外,有一群同樣在底層,支撐臺灣重要勞動力市場的,是臺灣的移工大軍。

臺灣引進移工超過三十年,已有接近七十三萬的移工大軍(約五十一萬的廠工與漁工、二十二萬社福移工)。這些移工撐起臺灣人已多年不想搶進的3K或強力的勞動環境。

《血淚漁場》赤裸地描寫了以「境外聘僱」方式,被僱用到臺灣遠洋漁船上勞動漁工的悲慘工作處境:

最大的空間給魚艙、冷凍艙……狹窄的生活空間,到生活和工作規範,都烙印著階級:幹部吃鮮魚,漁工吃魚餌,漁工較難喝到新鮮的水……拖鞋、衛生紙、奶粉需要另外購買;衝突打架被扣薪,漁獲不佳或手腳不俐落,還可能遭幹部體罰。

在臺灣鮪延繩釣船上,外籍漁工每天必須工作二十小時,先是十小時的放線、兩小時的休息,接著是十小時的收線,再接著兩小時的休息。漁況好時,他們有可能整天不能睡覺;他們甚至得在沒有攜帶氧氣瓶的情況下,潛水至海面下,清理船的螺旋槳。

這群不受《勞基法》保障、薪水極低的漁工,一上船,就坐兩年的海牢,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下,曾有不少冒著被凍死的風險跳海,或一到岸上便逃跑的人。也有成了海上喋血案裡,殺人或被殺的主角。

在媒體與NGO團體強力監督下,二○一七年立法院訂定《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此法上路後,境外聘僱漁工的薪資從三百美元,調升到保障每月至少四百五十美元,二○二二年更進一步調高至五百五十美元;但對境外聘僱漁工的勞動權益保障層級和密度,仍不若境內聘僱漁工,無法適用《勞動基準法》和《就業服務法》。

對漁工的系統性剝削,近年因媒體和NGO組織的監督,確實促成了船方與業主的改變,但船上的工傷,曾讓臺灣遠洋漁業漂亮的漁撈實績,成為名符其實的血淚漁場,甚至說我們喝下的是「血淚魚湯」也不為過。

對勞動者來說,剝削體系的自我改良當然很好,但有些等不到系統快速改善的,他們也展現了自己有限的自主性,就是逃離。

過去數年,有個正在快速發生的勞動巨變現象:移工從遠洋漁船下船,或是離開繁重的家庭看護工作,以及待遇不好的工廠,成為逃逸移工。

逃逸勞工人數在短短幾年間已累積到八萬三千人,其中越南失聯移工在過去兩年間就從二萬二千人,增加三萬人,來到五萬二千人。廠工、看護工、漁工的失聯情況都在加劇。

二○二二年,我和同事們深入中央山脈,我們抵達的那座山頭,就估計有三千名左右的失聯移工,多數國籍是印尼與越南,少部分是泰國。

漫長的中央山脈上,翻過幾個不同的山頭,高海拔的蔬果產區裡,移工家庭在這裡成家和育兒,帶著孩子在山裡扎根。

我們遇到二十歲出頭時來到臺灣,如今三十歲,在山上育養一女的「黃金爸」,他就曾在基隆萬里擔任漁工,認識了基隆當看護工的「黃金媽」。十年前,兩人聽說山上有更好的工作機會,一起逃到中部山區。

以合法身分工作不好嗎?黃金爸則說,漁船工作不分日夜,一天常睡不到二小時,還動輒遭船長辱罵;黃金媽的雇主則是不尊重她的信仰,明知她是穆斯林,還給她吃豬肉。

來臺十一年,長達十年在山上,他們管理著三座山頭大片的水蜜桃園,果樹種在陡峭山坡地,工作吃重又危險,但在這裡六名移工一同幫忙植栽管理,雖然不輕鬆,但仍比山下的日子好太多,早上六點半開始工作,有一小時的午休,五點下班,工時很固定。而山上日薪一千三百元,遠超過漁工與看護工低於兩萬元的薪水,在這裡和雇主的關係也比較對等。

只是選擇逃跑的移工,選擇了一條有自由但風險更高的道路,他們等同脫離所有臺灣的法律與醫療保障。

我們在山上看到失聯移工一旦懷孕,害怕被通報遣返於是產檢不充分,生產時必須花數千元包計程車下山;我們遇到八歲的揚揚(化名),揚揚第一次離開他成長的高山,是四歲那年不慎從一家人居住的工寮二樓跌落,摔斷腿,緊急送醫在臺北動完手術後,再帶回山上,目前鋼釘還留在小腿裡。

失聯的移工有自己處理風險的方式。他們在山上騎著打檔車、掛著買來的假車牌、罩著防曬面罩,如果遇到警察臨檢就會調頭走別的道路,若有移民署人員上山查緝無證移工,他們的LINE群組就會互相通報,山頭上的工寮群就全面熄燈。不論幾歲的孩子最敏感的英文單字都是police(警察)。

因為交通不便、沒有健保,面對工傷或有其他醫療需求,他們也發展出一套互助系統。

互助社群是這樣運作的,會員月繳三百元,一旦有人在工作骨折、有人生病、有人被捕遣返,會員們會陪同或協助下山就醫,並補貼醫藥費,有時會彼此現金周轉。四十人左右的會員以互助會來組成支持網絡。他們為會員購買防風外套,上面LOGO的設計,是兩隻交握的手與開展的金色翅膀,繡著他們所在的地名與The Big Family(大家庭)幾字。衣袖上,還有印尼與中華民國國旗緊緊相依,有著與當地依存的情感。

派出所的員警與山上移工也不總是對立的,他們知道高山農業如果沒有失聯移工,根本無法運作;但移民署專勤隊會定期查緝非法移工,在陡峭山坡和複雜的地形上緝捕和逃跑,對雙方也是高度風險。

二○二二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九槍》,是導演蔡崇隆花了多年時間,重建失聯的越南籍青年移工阮國非的悲傷故事。二○一七年的八月三十一日,於新竹縣鳳山溪畔,手無寸鐵的阮國非被拘捕的警察連開九槍,延誤送醫而後死亡。

這是失聯移工揹負的傷亡風險。當人們愈是活在風險裡,就更可能鋌而走險。

以越南失聯移工為例,他們經常被聘僱從事危險的盜伐工作。《報導者》記者張子午採訪發現,目前關在臺灣監獄的越南移工中,約三分之一都是因《森林法》入獄,盜伐現場越南移工已漸漸取代過往原住民的身影,他們流竄中高海拔山林,遇上警察緝捕,會不顧一切跳崖和衝撞。

移工從嚴重被剝削的體系,到現在因資訊較為流通、社群網絡更密切,使得他們有機會自由來去、選擇非法路徑在風險中生活。

不論是童工、少年工,或是失聯移工,這些被拋到勞動體制邊緣的人們對工作和生活也曾有美好的想像。若體制內人們能一起完善既有的法規,捍衛所有個體的勞動尊嚴,也許能減少邊緣者賠上自己健康和性命,減少勞動者的「傷」與「殤」。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兼總主筆、《報導者》第二任總編輯(2018.9-2023.9)。曾獲臺灣卓越新聞獎等數十個國內外重要新聞獎項,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編輯首獎得主(2021)。合著並主編《血淚漁場》、《廢墟少年》、《烈火黑潮》、《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島國毒癮紀事》等書。目前最關注的是透過跨界/跨國的串連,探索非營利媒體永續的可能,同時結合文字和影像,賦予調查報導深刻的意義,培力年輕人加入記者這一行。


書名《寫字療疾》
作者:國立臺灣文學館策劃
出版社:遠流
出版時間: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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